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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我在南海住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康园去过很多次,康有为的书翻过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著作也读了不少。越读越觉得,我们欠这个人一句认真的“重新认识”。
我对康有为最初的印象,和大多数人一样,来自历史教科书: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保皇复辟,再加上一些半真半假的谈资——衣带诏的真伪,六位太太的风流。这些标签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看起来“已经很清楚”的康有为:一个书生意气、后继乏力的改良派,一个在历史洪流中逐渐落伍的旧人物。
即使那个坐落在康有为故居旁边,专门为他修建的今天看来规模宏大的康园,也是十多年前,因为某个大人物去看了看,才敢投钱快速建起来的。园子看着挺气派,但是你进去好好读一下最重要的介绍内容,仍然是一副不敢爱,不敢敬,扭扭捏捏照抄老式教科书的观点。
直到我二十多年前从遥远的北方,来到他的家乡佛山南海工作和生活。出于对这位名人“老乡”的敬仰,一本一本读他写的东西,再回头去看那些真正研究过他的人怎么说,才发现许多事情远不是下个好坏结论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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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里的康有为,被压扁了;流言里的康有为,被消费了。而真正的康有为,那个让萧公权用一整本专著去剖析、让海外汉学反复讨论、让梁启超说出“先时之人物”四个字的康有为,我们几乎很少人认真面对过。
先说他“落伍”这件事。
萧公权在《近代中国与新世界》里有一个判断,读来让人心里一震。他说康有为的变法,“方法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激进的”。这句话把“保守”的标签一下子撕开了。一个目标激进的人,选择了渐进的方法,在旁人眼里就成了“慢”、成了“不够革命”。但萧公权看得很清楚:康有为不是不知道革命的口号更响亮,他是不相信那剂猛药能治好那副身体。
更值得琢磨的是萧公权给康有为的另一个定位——“儒家修正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说白了就是:康有为不是要抛弃传统,他是要把传统从僵死状态中救出来,让它重新能呼吸、能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修正”传统的人,在守旧者眼里是叛逆,在激进者眼里是顽固,两头不讨好。这大概就是先行者的宿命。
再说他“空谈”这件事。
很多人觉得康有为是个只会写文章、上条陈理想主义者。但如果你读过他的《物质救国论》,看法会变。他在流亡中遍游欧洲,专门研究了德国崛起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极其朴素,也极其坚硬:救中国最急的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他不谈玄虚的“主义”,他谈的是工业、技术、国防。
学者单世联在研究康有为时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制造业为根基,回过头看,恰恰是康有为当年坚持的方向。佛山三十年的制造业家底,南海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在默默印证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判断。我们做对了的事,其实早有人替我们想过、争过、写下来过。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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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守旧”这件事。
康有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警惕,在当时常被当作他“落后”的证据。但他恰恰是那个最早走出去,用伟大领袖的话说,是“先进的中国人”,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十六年流亡,三十一国,六十万里路。他不是在书斋里想象西方,他是在亲眼看过之后,选择了不盲从。他批评当时的风气是“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殆无不力追极模”,而中国数千年的东西“不论得失,不揣是非,扫之弃之”。他要找的标准始终是不变的:什么适合中国?!
一个看得足够多、却依然守住自己判断的人,不是保守,是清醒。今天的佛山、南海面对全球化退潮、产业链重组,需要的恰恰是这种清醒:开放地看,批判地选,以自己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一再跟风。
最后说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侧面。
梁启超在康有为生前写过一篇传记,里面有一段话,精准得像一把刀:“先生最富于自信力……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但梁启超紧接着说了一句更狠的:“人有短长,而短即在于长之中,长即在于短之内。”康有为之所以能“旋撼世界”,靠的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自信;而他之所以“动辄得咎,举国皆敌”,也恰恰是因为同一份东西。
梁启超还给老师下过一个总判断:康有为不是“应时之人物”,而是 “先时之人物” ——“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所以“人多不闻之不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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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错了,是他早了。
南海这片土地,向来出“早了”的人。
九江镇的朱九江作为觉与儒教价值观的革新者,被主流学界孤立;最后烧了自己所有的书稿;西樵的陈启沅作为生产方式与工业文明的行行者,被底层行会加上官府一起抵制,最早引进的蒸汽缫丝机,居然被工人砸毁掉;西樵南沙人何启,是中国民权、宪政思想的先行者,超越洋务派,曾深刻影响孙中山,但是他被人骂为离经叛道,言论受到限制……
早了,就不被理解;早了,就要承受误解。但这恰恰是“敢为天下先”真正的代价和真正的分量。
萧公权还说过一段话,我抄在这里,因为它值得每一个南海人读一遍:“历史总是以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标准衡量人,一个先知的预见不能成为事实,便得不到掌声,但是在思想领域内,现实的裁判并不很相关……因为此一贡献,他将长受学界的重视。”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国内外研究康有为的论文与书籍,仍然层出不穷。世界越来越能够理解并佩服康南海的先见之明。
这就是我想重新认识康有为的主要原因。
我只是有幸迁居他的家乡,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与能力为康有为“翻案”。他身上有矛盾,有局限,也有可以被批评的地方。但“重新认识”的意思,不是把他从一个标签换成另一个标签,而是把他从标签里解放出来,还他一个思想者应有的复杂和重量。他关于物质与实业的思想,关于渐进与目标的平衡,关于开放与坚守的分寸,关于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会考试的人”等等,这些东西没有过期。它们沉默地放在那里,等着家乡人找出来,重新汲取营养。
南海人也不必因为外国人研究康有为、佩服康有为,自己才跟着重视他。但如果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的人,我们自己不去认、不去读、不去和他对话,不去光大他的思想,那才是真正的可惜。
康园里有一间“一锥书屋”,名字来自那个“日读一锥书”的传说。传说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南海人把这个故事讲了一百多年,说明我们心里认那种“扎下去”的劲头。认识康有为,也需要点一锥书的精神:不急着下结论,不满足于教科书的几行字,一锥一锥扎进去,看看里面到底能穿透些什么?
我这里说的重新认识,也不会去论证他观点的对错。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是会从各种书籍或者资料中,找出一个又一个小故事,或者一个被遗忘的侧面,讲给大家听。不端着,不吓人,不写学术论文。只做一件事:邀请你和我一起,重新认识这个叫康有为的南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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