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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深圳读书月,土生菌曾整理过一份深圳历史书单()。五年过去了,又是一年一度的“深圳读书月”,感觉又可以再水整理一片新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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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整理以古代方志为主。新安县相关县志此前已有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顺带一提,原属归善县的龙岗五镇和坝光,其古代史料多载于《归善县志》《惠州府志》之中,本文亦不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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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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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深圳文史界研究古代史,常常局限于现存的两部半县志 —— 天顺《东莞旧志》、康熙《新安县志》与嘉庆《新安县志》,省、府两级方志的价值很容易被忽略。但省志、府志,尤其是明代所修诸志以及嘉庆以后续修的数种,实为研究深圳古代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
一方面,现存这三部县志里,天顺《东莞旧志》仅存三卷,成书较早,记载范围覆盖了现在的莞深港三地。康熙、嘉庆两部《新安县志》虽专记本地,记事下限却只到嘉庆年,且部分记事与明朝志书有所出入。
另一方面,省、府两级方志编纂时,常征引大量今已散佚的地方文献,留存了不少县志缺载、失载的史料。特别是明代省志、广州府志,能让我们更为直观地窥见明代深港地区的社会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嘉庆之后重修、续修的省府志,又可以补足县志记事下限之后的史事。
是以将省志、府志与县志互相对勘、参证补缀,才能够更加完整、准确地还原深圳古代历史的样貌。
历代《广东通志》举要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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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戴璟修,张岳纂,嘉靖十四年(1535)成书。这是现存第一部广东省通志,在广东方志史上有开创之功。戴璟当时任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此前广东一直没有省一级通志,多次修撰都未能告成,至戴璟才订立凡例、启动编纂。只是修志未久,戴璟便调离广东,全志仅历时两月仓促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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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六十四门目,收录大量典章制度与官方文牍,其中 “海寇”“军制”“盐法” 等门类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四库全书总目》评其 “涉于潦草”,但作为开拓之作,去古未远,史料价值不容轻视。
嘉靖《广东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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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佐纂,嘉靖三十七年(1558)成书。黄佐为香山人,知名学者、理学家。此志体例谨严,征引宏富,为明代所修三部广东省志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勘正了此前戴璟所修《广东通志初稿》的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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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志体例架构完善,取材宏富,系统记载了广东的历史沿革、天文气候、地形地势,以及自然资源、地方物产、人口变迁、文化艺术、人物事迹等诸多内容堪称明代广东方志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 “体例渊雅,考据精审”,阮元亦评价其 “在明代诸志中为最善”。黄佐以本地学者修志,山川、风俗、物产记载充满在地气息,是研读广东古代史的必读文献。
万历《广东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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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陈大科修,郭棐纂,万历三十年(1602)成书。郭棐,广东番禺人,曾任光禄寺卿。本志编纂时亦从“本地”立场出发,接续黄佐嘉靖《广东通志》续修,增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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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棐通志的体例分藩省志和郡县志两部份,保留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广东地区的大量史料,内容涵盖广东历史、地理、人物、风俗、职官、艺文等三十余门,对研究明代广东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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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志成书之时,新安县设县未久,收录了不少新安建县初期的原始材料,史料价值突出。
康熙《广东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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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光祖修、莫庆元纂,康熙十四年(1675)成书,后因“三藩之乱”,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得以刊刻。这是清代首部《广东通志》。全志三十卷、三十门,体例仿《大清一统志》,按郡县分述,是广东通志向“一统志体”转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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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保留了不少清初地方行政与社会的原始记录,对于研究明清鼎革之际的广东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惟因修于战乱之后,且时值复界初期,编纂匆促,体例尚有缺憾,许多门类的内容无法充实,使全志在时间上存在巨大的断层。
该志与李可成纂修的《新安县志》属于同一时期修撰,其中或收录有李可成版县志的相关内容,对新安县史研究而言,价值不可小觑。
雍正《广东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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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郝玉麟修,鲁曾煜纂,雍正九年(1731)成书。因奉诏修志、赶工成书,本志大量沿用了康熙志和明代旧志原文,存在照搬旧文、失之冗长、体例不一、前后矛盾等毛病。但全书三十五门中,比康熙志新增加四门、重修整补二十一门,大部分门类都做过爬梳整理,脉络清晰、首尾详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大都首尾详明,可资检阅",虽文笔欠打磨,仍是内容扎实、翻检便利的基础文献,研究广东古代史绕不开。
道光《广东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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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元修,陈昌齐等纂,道光二年(1822)成书,总计三百三十四卷。此志规模宏大,卷帙繁富,体例严谨,征引广博,尤重考据与文献辑佚,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搜罗详尽,是广东方志的集大成之作,在存世《广东通志》中备受学术界重视。该志书为广东通志卷帙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地方总志。
民国《续广东通志未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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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修志局纂修,主持续修者主要为广东省长朱庆澜,纂修者主要有梁鼎芬。修志工程始于民国五年,受政局动荡影响未能完稿。这份稿本主要接续补记晚清至民国初年广东史事,涉及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诸多方面,虽未成定稿,留存稿本仍十分珍贵。
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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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另一部未竟之通志志稿,由中山大学校长兼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主持纂修。 此稿民国十八年(1929)始修、二十四年(1935)成稿,现存大部分为调查采访册与初稿资料册,共设28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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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例篇目已具现代志书雏型,内容上承道光《广东通志》,保存了大量清代与民国广东史料,其中不少门目仍为初录资料,尤具参考价值;尤以民国广东土壤地质、兵要地理、人口调查、司法警务、物产及进出口、契税盐法、外交侨民、公路建设、人物列传等方面资料最为丰富。
历代《广州府志》举要
成化《广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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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吴中修,高橙续修,王文凤纂,成化九年(1473)成书。本志是除元代大德《南海志》残卷外,是现存广州方志里编撰时间最早,保存了大量明代中叶以前珠三角的地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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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规的沿革、赋役、建置内容外,因完整保存了三卷寺观资料(含罕见田产记录),成为研究明中叶以前珠三角地理、宗教与寺院经济绕不开的核心史料。
嘉靖《广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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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佐纂修,嘉靖六年(1527)前后成书。这是黄佐早年方志作品的代表,分版图、沿革、纪事、风俗、人物等三十五目。黄佐身为广州本地大儒修志,征引赅博、体例谨严,偏重人物与艺文,采录诸多前代旧籍,不少典籍今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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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很早就出现残损散佚,道光年间编修《广东通志》时,就已标注为佚书,如今仅存天一阁藏残卷(约三十七卷)。虽非完本,残存篇目对山川、户口、学校、公署、选举、人物等记载依然详赡,是研究明代广州社会的宝贵资料。
康熙《新修广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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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汪永瑞修,杨锡震纂,康熙十二年(1673)启动修纂,约康熙三十二年(1693)定稿。这是清代第一部广州府志,成书于清初,距明代尚近,保存了大量明代广州府典章制度以及南明史料。
此志体例承袭明志并有所增益,内容涵盖疆域、山川、建置、赋役、学校、人物、艺文等,为后世府志奠定基础。只因修于清初动荡之时,定稿之后未曾刊刻,流传有限,后多被乾隆志取代。现该志有多卷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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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熙通志一样,此志新安县部分有可能也是采纳李可成版县志的内容。
乾隆《广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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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烈、张嗣衍修,沈廷芳纂,乾隆二十四年(1759)成书。全志分门类叙、纲举目张,内容自星野、物产、田赋、户口、城池、关隘,下迄古今循吏、乡贤懿行、民间风俗。时人评价它“发凡起例,本末具举,博引繁称,考据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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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乾隆《广州府志》组织严密、体例定型,是清代广州官修府志趋于成熟的标志。
光绪《广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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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戴肇辰、苏佩训修,史澄、李光廷纂,光绪五年(1879)成书。本志接续乾隆府志,相隔百余年续修而成,篇幅宏大,体例效仿阮元《广东通志》,是现存六部广州旧志中卷帙最大、内容最详备的一部。体例仿照阮元《广东通志》,分十六门、辖五十八目,补乾隆志以后百二十年的史实,图文并茂、考核精详,是清代广州方志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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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安县而言,最后一部《新安县志》修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道光《广东通志》记事下限则止于道光二年(1822),两志成书仅相差三年。也就是说,在嘉庆县志与道光通志之后,光绪《广州府志》是唯一一部成体系、覆盖新安全境的官修志书。
自道光以降,新安县步入风云激荡的晚清变局,道光初年至同治年间这一段史事脉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光绪《广州府志》接续、补证与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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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本志为府志,对于下辖各县的记述不会像县志一般面面俱到,记事也颇为简略,并且本志下限仅到同治年,同治之后的晚清史事,本志亦无从载录,研究时仍须结合档案、碑刻、族谱等其他材料互参勘证。
附:大德《南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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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南海志》二十卷,元・陈大震、吕桂孙纂修,大德八年(1304)成书,是现存最早的广州地方志刻本,也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元代方志。原书二十卷,明代之后散佚,清光绪三十年(1904)藏书家曹元忠在武昌书肆偶然觅得残本五卷(卷六至卷十),内容涵盖户口、土贡、税赋、物产、城濠、兵防、教育等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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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字,重新编排为十卷本,将残卷的五卷前移,编为卷四至卷八,其余各卷为新编。
附:《永乐大典・广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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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永乐大典》卷 11903 至 11905 “广州府” 部分,合计十一卷。原大典该部分早已散佚,现存仅卷 11905 至 11907 三卷,为清光绪年间文廷式、李文田从翰林院藏本辑出抄存(另,原书卷 11907 今藏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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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卷抄本题名《广州图经三卷》,记事下限至永乐元年(1403),是研究明初广州府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其征引广泛,采录《南海志》《元一统志》等亡佚古籍。卷内附有舆图十幅,含广州府境图及南海、番禺、东莞、香山等县图。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广州府一级地情记录,卷前李文田题记云:“宋元间广州舆地之书大半今人所不得复见,真可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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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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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方志除通志、府志、县志等综合性志书外,还有一些专门志。广东古代的专门志大体有军事类、经济类(主要有盐政、海关)、金石类、人物传记类、山水名胜类、民族风土类、书院教育类以及城市与水利类。其中军事、经济二类,关涉一方军政财赋,素为朝廷所重。
就广东存世者而言,军事类有《苍梧总督军门志》《广东海防汇览》等,经济类则有乾隆、道光、光绪三种《两广盐法志》、《粤海关志》。
以上两类与新安县关系较多,故单列介绍。(其他类别的有《广州人物志》《罗浮山志》《鼎湖山志》《桑围园志》《广州城防志》《粤东金石略》等)
军事类
《苍梧总督军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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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应槚、凌云翼、刘尧诲三任两广总督接力纂成的军事专志,万历九年(1581),三十卷。苍梧总督,即两广总督,督府设于梧州(古苍梧),志因此得名。这是现存最早专门记述两广总督军务的官修军事志,也是明代广东海防研究的核心文献。
全书分十五目,内容包括梧州三总府建置与历任总督职名、三十二幅两广舆图及海防水寨汛防、官兵员额与军饷经费、操法赏罚条例,以及洪武至万历间的两广战事、奏议碑文等,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多采档册公牍,是研究明代两广军事史、海防史、民族史的一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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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刊行后流传极稀、历代书目罕见著录,失传四百余年,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万历初刻本被重新发现。
《广东海防汇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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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是清代广东官方编纂的海防专题文献汇编。卢坤、邓廷桢两任两广总督纂修,梁廷枏为总纂,初稿百余卷,删定为四十二卷,历经三年刻印成书。
全书分海图、舆地、道里、职司、营制、财用、方略、事纪八部分,记事起自晋朝、止于道光十六年,秉持“略古详今,举新证旧”的原则,以“史乘而外,罄尽官书”的方式大量辑录上谕、奏折、章程等官方档案,系统记载广东沿海险要、官兵营制、船政炮台、操练巡哨、缉捕海盗及与西方各国交涉的“驭夷”档案,并配有南澳、澳门、虎门等海图和武器、阵法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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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编成于禁烟运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后为《防海备览》《洋防辑要》等海防著述所征引。
经济类
乾隆《两广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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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侍尧等修,乾隆年间纂修。此书是清代首部《两广盐法志》,专记广东、广西盐业生产、转运、销售、税课诸事,为后续两部续志确立基本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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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门归类,系统辑录两广盐政沿革与新定章程,涵盖引饷画一、盐价余羡、场灶丁课、盐斤转运(附运道诸图)及缉私条规,旨在“昭示法守、备历代因革损益之考”,厘清了粤盐利弊与调剂方法。粤盐行销粤桂并旁及赣湘闽黔,盐课为两广财政大宗此书首次将散见档册的成例汇编成帙。
道光《两广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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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元等总修,伍长华等纂修。本志是阮元晚年主持的最后一项大型文献工程 —— 道光元年(1821)奉户部指令开局,道光十五年(1835)成书。全书分制诏、律令、历代盐法考、六省行盐表、引饷、价羡、场灶、经费、生息、捐输、职官、杂记、铁志等十五门,系在乾隆志基础上增补嘉、道两朝盐法沿革,对改埠归纲、改纲归所等盐政变革记述尤详。
深港地区古代制盐史,在传统叙事中,均止步于乾隆朝的改埠归纲。但实际上,乾隆朝之后,深港地区仍有盐田在运作,并持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此,道、光两朝的盐法志不容忽略。
光绪《两广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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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刘坤一等总修,何兆瀛等纂修,光绪十年(1884)成书。本志接续道光志重修增订,卷数由三十五卷扩至五十五卷,分十六门。沿承旧志框架之外,新增转运、无引盐斤(私盐)、缉私、奏销、解饷等晚清时务专卷,详载沿海缉私关卡、水师巡盐、商民走私案例及海南、北部湾、桂西边地盐业与土盐管制,书前更编制两广行盐运道总图、商盐运道图、配盐图、缉私厂图等多幅精细舆图,完整覆盖道光以来六十余年间私盐泛滥、盐税养军、海防盐捐与洋务经费等关键史实,是清代两广盐法志的集大成之作。
《粤海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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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梁廷枏撰,道光十九年成书。该书依据清代粤海关大量档案及原始纪录编纂。分设皇朝训典、税则、口岸等十四门类,内容涵盖贡舶贸易规则及沿海口岸兵防部署,收录约二十个贸易国概况,主张健全海关制度并禁止鸦片贸易。书中辑录清朝外贸政策、税则法规及中外商人活动记录,保留了鸦片战争前广东对外贸易的原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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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是中国第一部海关专志,也是一部大型、全面系统的地方海关志。
本志成书于鸦片战争前夕,此时新安县在整个广东的海关体系中地位并不显著,因此本志与深圳相关的材料不算多,且集中于海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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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笔记杂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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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方志体例严谨,但取舍自有立场,很多民间见闻、海疆琐事、一时事变,往往不入志乘。各类私人笔记、杂录、见闻钞,多为作者亲历、亲闻、随手札记,虽时有传闻、私见,未必全是信史,却能提供方志之外的另一重视角,补海防、海商、风俗、动乱、地方社会的细碎记载,是研究深港古史不可忽视的参证材料。
《庐江郡何氏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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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崇辑,宣德九年(1434)成稿,现存万历三十二年(1604)何渐逞重抄本,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何崇系明朝开国元勋何真之子。元末,何真为珠江口东岸的地方豪强,后来纳土归明,封东莞伯。
家记母本为何真所辑,原书藏于惠州何氏义祠,蓝玉案后,祠与书尽毁。宣德年时,年逾八旬的何崇根据残简与记忆,重新辑成此书,并补上蓝玉案后自己带着子侄(孙)避祸隐姓埋名、辗转藏匿的艰难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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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以家乘兼见闻笔记的形式,家传体文献,记宋室南渡至洪武末年东莞何氏五世兴衰,尤详于元末何真起兵、平乱、归附、封伯及蓝玉案灭族、逃亡的全过程,因亲历亲闻而保存了正史所无的乡豪联盟、盐场社会与明初宗族实况,也是“珠玑巷”传说早期文本之一。
本书是元明之际惠东宝港地区最为详实的一手私家记载,填补了正史与方志之间的空白,举凡元末岭南乡豪势力、盐场社会与明初宗族兴废,皆可于此书取征,是研究元末珠江口一带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粤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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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郭棐撰,万历五年(1577)成书。郭棐即万历《广东通志》的主纂者。此书属于典型的岭南地方掌故笔记兼人物史传,分事纪、类事、列传三大板块,广收粤地沿革、宦绩、乡贤、勋烈、海防、瑶黎、海寇诸事。成书时新安县设立未久,书中收录不少珠江口、东莞、新安一带的海疆、卫所、海贼事迹,是明代中期深港滨海史的重要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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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氛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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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起元编撰,万历十七年(1590)成书,仅存钞本,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属于稀见未刊地方纪事杂史。专记嘉靖至万历间粤东惠州山区矿徒啸聚、山寇蜂起的始末。明代中后期大量矿徒移入惠州北部山区,在伍端等首领领导下"聚险立巢",势力足以与官方相抗,形成以"矿盗""山寇"为主的地方社会,与同期潮、漳"海盗"相互呼应,构成嘉、隆年间广东动荡的一大侧面。动乱波及归善县上下淮都一带,这一片区域即后世龙岗五镇一带,属于本书对深圳古代史最关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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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凡《诸贼源流〉〈贼党列巢〉〈奏请大征〉〈天兵大戮〉诸篇,系统梳理了这场变乱的缘起、巢穴分布、官府处置与地方士民的应对。明代归善县相关早期史料稀少,此书恰好可以弥补龙岗片区嘉靖朝的社会、山区开发、矿盗与海防联动的记载缺口,和《归善县志》《惠州府志》对勘,理解明代东江上游、龙岗山地的治理困境。
《广东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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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屈大均撰。屈大均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此书是岭南笔记里名气最大、利用最多的一部。全书以语类分卷,举凡山川、海道、岛屿、盐田、蚝田、渔户、墟市、风俗、物产、海盗、洋舶无不包罗,可谓是广东风物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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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游历粤地,很多记载来自实地见闻,系以“验之以身经”的第一手材料,保存了官修方志不载的经济物产、迁海暴政、民俗方言与民间生活实态,堪称研究明末清初广东社会的第一笔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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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岭南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正如某好友所说的“看不完,根本看不完”,这份书单肯定列得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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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的本意,原不在开列一份详尽的书单,而在于说明一个基本立场:研究深圳古代史,千万不能局限于现存的两部《新安县志》。县志就剩那么两本,而且记载的年代下限亦有限,需要将通志、府志乃至诸多专志一并纳入视野,几边对照着看,深圳和香港的古代面貌,才能看得更真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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