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规模在当时放眼整个天下,都是顶尖的水准。可所有人都能看见,宣德朝最后一次远航结束后,这件事就彻底断了,往后两百多年,明朝再也没有出过同等规模的远洋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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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是简单的不想出海,是朝堂的局势、国库的钱粮、能用的人手,全都撑不住了。
永乐皇帝在位时,做事风格大开大合,不在乎耗费巨量钱粮。一边五次亲征漠北,一边迁都北京、修建皇城,同时还要支撑远洋大业。那时候明朝立国几十年,休养生息攒下的家底厚实,勉强能顶住多项大工程同时推进。
下西洋看着风光,实则是个无底洞。每次出海,大小宝船百余艘,随行官兵、水手、匠人、杂役两万七千多人。出发前,江南各大船厂连夜赶工修船,各地官府征集粮食、布匹、瓷器、茶叶。船队在海上漂泊数月甚至经年,停靠各国港口还要补给修缮。
所谓的万国来朝,本质是厚往薄来。海外小国送来的贡品,无非是象牙、香料、珍禽异兽,只能用来观赏点缀,填不了国库,养不了军队。明朝回赐的金银、绸缎、精工瓷器,价值远超贡品。每一次朝贡往来,朝廷都是实打实倒贴钱,没有一分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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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皇帝强势,一言定下国策,百官即便有异议,也不敢多言。等到朱棣去世,一切都变了。
明仁宗朱高炽刚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叫停下西洋。他常年监国,最清楚户部的账本,常年巨额支出早已让国库空虚。远洋差事直接停摆,各地船厂停工,征调的工匠、民夫全部遣散,没造完的宝船直接扔在江边搁置。
到了宣德年间,朝廷短暂重启过一次远航,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出海。这时候的朝堂,文官集团已经彻底把控话语权。在这帮文臣眼里,远洋就是劳民伤财的无用功。北边蒙古时不时南下犯边,九边重镇常年需要粮草军械支撑;中原黄河频繁决口,江南水患频发,赈灾、修河每一项都是刚需开支。
钱粮有限,只能优先维稳国内、固守边防,远洋这种只耗钱不创收的事,自然最先被舍弃。
更现实的问题,是没人可用了。
第七次远航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他一辈子扎根远洋,熟悉每一条海路、每一处邦国风俗,能镇得住数万船队,能和海外诸国交涉制衡。他一死,朝堂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懂航海、能统筹全局、压得住场面的人。
常年停工,也让航海的根基彻底断了。之前熟练的老船工、老水手,要么年老离世,要么转行谋生。新一代匠人从没造过巨型宝船,年轻水手也没走过远洋海路。技术、经验、人手,一代代断层,就算朝廷想重启,也没了执行的底子。
海上环境也早已不如早年安稳。早年郑和船队武力强盛,一路震慑四方,海域相对太平。到宣德末年,南洋诸多小国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就算船队再次出海,也很难再维持往日的秩序,反而容易卷入当地争斗,滋生事端。
宣德皇帝去世后,幼帝登基,朝政由文官主导。这群官员本就抵触远洋,彻底废弃了所有航海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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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积攒的航海图、各国记载、航行台账,被随意堆放在六部库房,无人整理维护,常年受潮虫蛀,慢慢遗失破损。沿海船厂彻底荒废,曾经林立的船坞杂草丛生。遗留的旧宝船长期无人修缮,日晒雨淋,慢慢腐朽拆解。
曾经浩浩荡荡、横渡大洋的大明船队,就这样悄无声息,彻底消失在了海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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