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华书局重大文化工程——《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贺麟绘制《张英亲仁善邻》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423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未岁怀张英七律
贤相桐城誉早成,传家笃素重躬耕。
天行利济而无害,仁者修为是不争。
立品常怀三尺巷,诲儿独守一编衡。
后昆六代承清韵,棠棣交辉玉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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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劲先生评析:
彬宇先生怀张英七律,用典如盐入水,妙手拈来;思想上以史为鉴,小中见大。不仅是一首怀念张英的佳作,更是一篇浓缩的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与官德文化的教科书。
典雅醇正,唐人格调。 全诗用词考究,大量化用儒家经典与道家典籍,契合张英作为理学名臣的身份。
颔联“天行利济而无害”化用《周易·乾卦》“天行健”与《道德经》“天之道,利而不害”;“仁者修为是不争”则直接呼应《道德经》“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精准提炼了张英“谦和退让、利济万物”的精神内核。“笃素”“后昆”“棠棣”“玉振”等词,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与崇高的颂扬基调。
对仗精工,章法井然。作为一首七律,其中间两联对仗极为工整,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颔联天行利济”对“仁者修为”,“而无害”对“是不争”,宽严相济,从天道与人道的高度评价其修养。
颈联“立品”对“诲儿”,“常怀”对“独守”,“三尺巷”对“一编衡”,一虚一实,将张英的公共道德与家庭教育完美对应,堪称律诗对仗的典范。
叙议结合,以事彰德。此诗并未空泛赞颂,而是将史实融入议论之中。首联叙事,点明“桐城”籍贯与“躬耕”传家;颈联用典,“三尺巷”指著名的六尺巷故事,“一编衡”指张英所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家训;尾联以议代叙,“六代承清韵”概括了桐城张氏家族六代翰林的辉煌史实。
张英(1637年——1708年),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晚年更号圃翁。安徽桐城人。名相张廷玉之父。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十六年(1677年)奉旨入直南书房,以备顾问,开清代词臣赐居禁城之先。先后累迁翰林院学士、兵部侍郎摄刑部事、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会试正考官、文华殿大学士等职。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逝世。
张英在康熙时即有“龙眠五才子”之目,在诗文方面亦有成就。所撰《聪训斋语》《恒产琐言》,是明清时期家训的代表作,融读书之道、修身之道、齐家之道及养身之道于一炉,在后世产生广泛影响,堪称中国传统家风传承的典范。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桐城名相”“六尺名巷”“六代名扬”简析之。
桐城名相
“贤相桐城誉早成,传家笃素重躬耕。” 首联为全诗定下“高位”与“低处”的辩证基调。身为“贤相”,却重“躬耕”;誉满天下,却传家“笃素”。这种反差,正是张英人格魅力的起点。诗人用“传家”二字,暗示了张英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功名,更在于家风的塑造,为尾联的“六代承清韵”埋下伏笔。
“贤相桐城誉早成”,开篇七字点出身份定位,桐城贤相,少年立名,早负盛名。张英之所以能年少成才、中年拜相、晚年流芳,其根基根植于桐城张氏数百年耕读传家、笃素修身的世家底蕴,正是“传家笃素重躬耕”的家族传承,为其一生功业铺就了最坚实的底色。
桐城地处皖中、大别山余脉之东,龙眠山环抱其侧,练潭、枞川诸水穿境而过。这片土地自明清以来人文极盛,素称“文章甲天下”。清代文坛影响最巨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便以桐城为名,方苞、刘大櫆、姚鼐,皆桐城人。当地有谚语形容其文风之盛:“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桐城之所以文脉绵长,一大原因是世家大族星罗棋布。清末桐城派代表作家姚永朴记其旧闻:“凡世族多列居县城中,荐绅告归皆徒行,无乘舆者;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城居而崇文、贵显而不骄,重读书、重德行、重耕本、重廉俭,是桐城士族千年不变的风尚。这样一种士大夫的生活气象,正是张英成长的底色。
张氏正是桐城著姓。《清史稿·列传卷五十四》载:
“张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
作为清代康乾盛世的奠基文臣、桐城派早期核心人物,张英的崛起,是桐城地域文脉与张氏家风共同滋养的必然结果。而张氏家族,自明初由江西鄱阳迁居桐城,世代恪守耕读并行、清白传家的祖训,不逐浮华、不慕权贵,以读书修身立品,以躬耕务实守业,积淀出“笃素”二字的家族核心精神。
“笃素”,笃者,忠厚笃实、勤勉守正;素者,朴素本真、淡泊纯粹。是康熙御赐张英府邸“笃素堂”的核心内涵,也是贯穿张英一生、泽被后世六代的家风内核。追溯张氏先祖,家族世代书香、德行昭著。六世祖张淳,明代名臣,官至陕西布政参政,一生刚正不阿、断案如神,百姓誉其为“张一包”,堪比包拯,《桐城耆旧传》载其“廉明公正,爱民如子,所至有惠政”。张淳的清正廉洁、务实为民,为张氏种下了清廉为政、仁心济世的种子。
张英父亲张秉彝,为明末清初名士,终身不仕、潜心治学,以修身齐家为己任,性情敦厚、生活简朴,尤为重视子女的耕读教育。他一生秉持“祖宗积德,累世以耕读承家,尔惟益自勉励,以无贻前人羞”的家训,《笃素堂家训》中记载他曾反复教诲子弟:“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耕者生之本,读者身之本。”
张英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一说为崇祯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即公元1638年1月30日;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享年七十二岁。他字敦复,号乐圃,晚年又号圃翁、倦圃翁,均是取乐在田园之意。张秉彝有子七人,张英排行第五。
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张英自幼便跳出了世俗士族“重功名、轻实务”的浮躁风气。不同于官宦子弟的娇奢轻浮,张英年少时便耕读兼顾,白日随家人打理田亩、亲历农事,夜晚秉烛苦读、钻研经史。
家风为沃土,勤勉为雨露。在张氏笃素家风的浸润下,张英自幼天资聪慧、心性沉稳,且有异于常人的刻苦自律。《桐城耆旧传·张文端公传》载:
“公幼端凝,不嬉游,五岁识字,六岁诵经,十岁通四书五经大义,十三岁能属文,下笔立就,气韵端雅。”
年少的张英,摒弃浮华嬉戏,以读书、修身为务。他读书不追求速成功利,重在明理、立德、修身,深耕儒家经典,深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同时广泛涉猎史书、文集、时务杂论,既养文人风骨,亦练治世格局。更为难得的是,少年张英始终恪守“重躬耕”的祖训,从未因读书而轻视农事。他在晚年所著《恒产琐言》中,曾深情回忆少年时光:
“余少时,每岁三时随父兄躬耕,知稼穑之艰难,识农夫之劳苦,故终身居官,不敢忘民,不敢奢靡。”
他深知“民以食为天,业以耕为本”,终身不轻视农耕、不鄙夷劳作,这也成为他日后为官体恤百姓、深知民生疾苦的根源。
正是这份耕读合一、知行合一的少年历练,让张英养成了两大终身品性:其一,务实笃实,不尚空谈,万事皆需躬身力行,拒绝虚浮伪饰;其二,体恤民生,常怀敬畏,亲历农耕疾苦,始终心系百姓。
顺治末年,天下初定、文教复兴,张英潜心苦读多年,学识、品行、格局皆远超同辈,早早在桐城士林声名鹊起,“桐城少年第一才”“贤相桐城誉早成”的赞誉,自此初现雏形。彼时的他,尚未入仕,却已凭德行学识,奠定了未来一代贤相的人格根基。
康熙六年(1667年),三十岁的张英赴京赶考,一举考中进士,成功跻身朝堂,正式开启仕途生涯。《清史稿》载:
“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父忧归,服阕,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
张英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入馆深造,潜心研习典章制度、帝王之学、文史典籍。正当仕途起步之际,父亲张秉彝病逝,张英恪守孝道,即刻辞官归乡守孝,三年服丧期间,闭门读书、修身自省,不赴应酬、不结权贵。
守孝期满后,张英重返京师,被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这一官职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史、记录帝王言行、参与御前论道,是帝王近臣,最考验学识、品行、心性与谨密程度。
当时的朝堂,新旧交替、派系暗流涌动,不少新晋官员急于攀附权贵、谋求升迁,而张英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每日恪尽职守、潜心侍讲,进退有度、谨言慎行。他讲解经义深入浅出、贴合时务,记录言行公正严谨、毫无疏漏,待人谦和、处事公允,不结党、不营私、不张扬,很快在一众词臣中脱颖而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朝廷下旨召回张英,正式委以重任,累迁侍读学士。正值三藩之乱爆发,天下动荡、军书旁午,康熙皇帝日夜理政、操劳国事。《清史稿》载:
“时方讨三藩,军书旁午,上日御乾清门听政后,即幸懋勤殿,与儒臣讲论经义。英率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
战乱之年,国事繁剧,张英每日凌晨入宫、深夜出宫,侍奉皇帝左右,随时备顾问、拟制诰、讲经义,常常来不及进食便赶赴宫门应召,恪勤慎密、任劳任怨、忠诚无私。他所拟写的朝廷制诰、诏令文书,文辞典雅、逻辑缜密、贴合时务,深得康熙赏识,一时朝廷重要文书,多出其手。
凭借极致的勤勉、扎实的学识、谦和的品性,张英在而立至不惑之年,迅速获得帝王信任与朝堂认可,“贤相桐城誉早成”彻底落地。年少成名非恃天赋,半生扬名皆凭笃素,而“传家笃素重躬耕”的家风,始终是他仕途行稳致远的根本底气。
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英因父亲葬事乞假归乡,康熙皇帝感念其忠诚勤勉、品行端正,特下优诏应允,赐白金五百、表里缎二十,并依照张英官阶,为其父追赠恤典,极尽恩宠。张英归乡之后,褪去官服、放下权贵,在桐城龙眠山筑室隐居,潜心读书、打理田亩、教化乡邻、修养心性,过着朴素恬淡的耕读生活,一居便是四年。
龙眠山居期间,他不结交地方官吏、不干预地方事务、不依仗权势谋私,每日读书著述、躬身劳作、陪伴族人,沉淀自我、反思仕途。四年的山居岁月,让他彻底沉淀心性,愈发通透豁达,坚定了居官不恋权、立身不逐利、处世不争锋的人生准则。张英一生反复强调:
“富贵之业,莫大于耕读;立身之本,莫过于笃素。”(《聪训斋语》)
在他看来,功名爵位皆是身外之物,转瞬即逝,唯有耕读可立身、笃素可传家。这也是他一生无论身处低谷、身居高位、归隐林下,始终坚守不变的人生信条。
张英一生最关键的一步,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这一年,康熙帝为方便随时召对儒臣、讲论经义,特设南书房,命“择词臣谆谨有学者日侍左右”。张英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入直,并蒙赐第于西安门内。这在清史上是开风气之先的大事,《清史稿》郑重记下:
“十六年,圣祖命择词臣谆谨有学者日侍左右,设南书房。命英入直,赐第西安门内。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时方讨三藩,军书旁午,上日御乾清门听政后,即幸懋勤殿,与儒臣讲论经义。英率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这段记载信息量极大。其一,“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在张英之前,没有哪位词臣(文翰之臣)获赐紫禁城内宅第,他是第一个,可见宠眷之隆。其二,“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彼时正讨三藩,军书旁午,朝廷诏诰多由张英起草,他实际上承担了御用文人兼机要顾问的双重角色。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慎密恪勤”四字——他每天辰时入宫、暮时方出,退朝后往往又被宣召,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赶往宫门。一个“慎密恪勤”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
此后张英一路升迁。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后又调任礼部尚书,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诸书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典会试,三十八年(1699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是清代的“宰相”之位,张英至此登顶。所谓“贤相桐城誉早成”,名副其实。
“笃素”二字,是张英人生志趣的高度浓缩。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张英新第落成,康熙帝御题“笃素堂”匾额以赐。此后张英致仕归乡,便在龙眠山中经营草堂,自号圃翁,与兄弟躬耕渔作、饮酒赋诗。他在《五亩园记》等文中自述田园之乐,说“手种之树,开一花,结一实,玩之偏爱,食之益甘”,又说“予无嗜好,惟酷好看山种树”。一个官至大学士的人,最惦记的不是权力,而是种树看山,这份“田园之思”,在《清史稿》里也有明确记载:“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
他把这份情怀写进了一副对联,悬于草堂之中:
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
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聪训斋语》)
下联尤其耐人寻味。山水花竹没有固定的主人,谁有闲工夫去欣赏,谁就是它的主人。这是张英一生豁达的注脚,也是“重躬耕”三字的精神内核——躬耕不是退避,而是把生命的重心,从官场名利移回到本真生活。
桐城早誉,笃素躬耕。首联把张英从一代朝堂贤辅还原为桐城山水间走出的读书人。“笃素”二字最耐人寻味:张英有《笃素堂文集》,孔子曰“士志于道”,张英则是士立于朝、根扎于野;曾国藩后来教子,五次推重《聪训斋语》,叹其“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这一种家风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把仁义种进麦垄桑麻里。
六尺名巷
“天行利济而无害,仁者修为是不争。”颔联是全诗的哲理之眼。诗人将张英的个人修养上升到宇宙法则的高度。天道是“利济”,人道是“不争”。这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真正的领导力,不是征服与控制,而是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这种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竞争焦虑,无疑是一剂清凉散。
“立品常怀三尺巷,诲儿独守一编衡。”颈联即著名的“六尺巷”故事,与张英所著的著名家训《聪训斋语》。颈联是全诗最精彩的对仗,也是事理交融的典范,将张英的公共形象与私人教化完美统一,堪称律诗中的“双子星”。
所谓“天行利济而无害”,落实在张英的为官实践中,便是一切履职皆为国为民,无一私念、无一偏私、无一害举。他身居机要、手握文臣重权,却从不利用职权结党营私、打压异己、谋取私利,所有决策、建言、举措,皆以江山社稷、天下苍生为根本,公正无私、坦荡磊落。
作为经筵讲官,张英常年为皇帝讲解经史王道、民生治理。他以经义论时政、以史书鉴兴衰、以民情谏得失,但凡知晓民间疾苦、四方水旱、吏治弊端、民生利弊,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言进谏、据实禀报。《清史稿》记载了其为政风骨:
“在讲筵,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他讲解《孝经》《尚书》《周礼》等治国经典时,常常结合当下时政,劝谏帝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体恤百姓、整顿吏治。他还曾编撰《孝经衍义》进献朝廷,系统阐述仁政爱民、以德治国、安民固本的治国理念,深得康熙认可,下旨刊布天下、推行教化,惠及朝野万民,真正践行了“利济无害”的为官初心。
在国家典籍编撰、制度完善方面,张英更是躬身力行、担当重任、造福后世。他先后奉旨充任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清史稿》),主持编撰清代多部开国大典、官修巨著。这些典籍涵盖国家疆域、典章制度、政治方略、军事史事、经史子集,是奠定清代官方文脉、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传承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张英主持编书期间,严谨考证、去伪存真、公正取舍、精益求精,只为留存正史、完善制度、教化世人、利济千秋,数十年默默深耕文治,为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张英奉旨典会试,主持全国最高科举考试。身为主考官,他秉持公心、杜绝舞弊、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为朝廷选拔大批清正廉洁、学识渊博、务实能干的寒门人才,摒弃门第之见、杜绝权贵请托,真正做到为国选材、利济朝堂、无害公道,尽显仁者胸襟、大臣风范。
“仁者修为是不争”,是张英最深入人心的处世标签,也是他能侍奉帝王三十五年、圣眷不衰、全身而退、流芳后世的智慧。这里的“不争”,并非消极避世、懦弱无为、敷衍懈怠,而是不争权、不争利、不争功、不争名,唯争操守、唯争德行、唯争民心、唯争公道。
清代康朝朝堂,派系林立、党争暗涌、权臣相争、名利角逐,明珠、索额图两大权臣相互倾轧,朝堂官员多依附派系、追逐升迁、争夺权位,张英身在其中,却始终中立自持、不附权贵、不结朋党、淡泊名利、谦和无争。他身居南书房机要、执掌文臣最高职权、常年伴君左右,手握旁人艳羡的权势与机遇,却终身门无杂宾、不事权贵、杜绝私谒。《清史稿》评价其: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
这句话精准道出张英的仁者修为:性情谦和平易,从不张扬炫耀、不慕虚名、不立声势;但凡为国举荐贤才,皆是默默为之、不求回报、不使人知,一生为官低调内敛、务实纯粹,无半分权臣骄矜之气。
张英一生功成不居、有功不伐、宠辱不惊。三藩平定、朔漠大捷、文治鼎盛、典籍修成,诸多盛世功业皆有其躬身参与、鼎力辅佐,他却从不主动提及、从不自我标榜、从不争抢功绩,始终甘居幕后、默默奉献。《清史稿》载:
“编修杨瑄撰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失辞,坐夺官流徙;斥英不详审,罢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张英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后调任礼部尚书,身兼数职、权位显赫。恰逢朝堂发生祭文失辞案,编修杨瑄撰写佟国纲祭文措辞失当,获罪流放。朝堂追责之际,张英坦然承担了这份责任,因“不详审”被罢免尚书之职,却毫无怨言、不争不辩。
仕途起落、无端追责、无辜罢官,而张英始终从容淡定、恪尽职守,即便被罢核心官职,依旧兢兢业业打理翰林院、詹事府事务,教习庶吉士、培育人才。其宠辱不惊、得失随缘、谦和不争的仁者修为,可见一斑。
不久之后,康熙深知张英无辜、品性忠纯,即刻恢复其官职,依旧委以重任,让其总裁典籍、执掌文治、侍奉御前。历经此番风波,张英依旧初心不改、坦荡如初,从未心生怨怼、依附派系、追逐报复,愈发坚守“利济无害、仁者无争”的大道。
张英的“不争”,是对己无争、对公必守、对善必护、对民必恤。他不争个人荣辱得失,却甘愿为良臣发声、为百姓请命、为公道坚守,以无争之姿,行大爱之事、守朝堂正气。《清史稿》载:
“四十四年,上南巡,英迎驾淮安,赐御书榜额、白金千。随至江宁,上将旋跸,以英恳奏,允留一日。时总督阿山欲加钱粮耗银供南巡费,江宁知府陈鹏年持不可,阿山怒鹏年,欲因是罪之,供张故不办;左右又中以蜚语,祸将不测。及英入见,上问江南廉吏,首举鹏年,阿山意为沮,鹏年以是受知於上为名臣。”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南巡,两江总督阿山借机奢靡铺张,企图擅自增加钱粮耗银,用以供奉南巡开支、中饱私囊、讨好帝王。时任江宁知府陈鹏年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坚决反对加征赋税、扰民耗财,拒不配合阿山奢靡之举,因此惹怒权贵,遭到阿山恶意构陷、蜚语中伤,身陷不测之祸、性命堪忧。朝堂众臣畏惧阿山权势,皆明哲保身、缄口不言。
已致仕归乡、无官一身轻的张英,在迎驾觐见之际,却直面帝王、直言公道。当康熙询问江南廉吏何人时,张英首推陈鹏年,盛赞其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实心为民。正是张英的仗义直言、公正举荐,挫败了权贵构陷的阴谋,保全了一代廉吏陈鹏年,让其得以被帝王赏识、跻身名臣之列,继续造福江南百姓。
此事完美诠释了张英的仁者格局。终身不争一己之利,却敢为公道争是非、为良臣争清白、为百姓争安宁。他的“不争”,是克制私欲、放下执念的君子修为;他的“必争”,是坚守正义、心怀苍生的大臣担当。
此外,张英一生为官,始终践行利济万民、无害百姓的准则,终身反对苛政、奢靡、扰民之举。但凡地方水旱灾害、百姓疾苦,他必定据实上奏、恳请朝廷赈济减免;但凡朝堂苛政、冗役、苛税,他必定建言改革、轻徭薄赋。
他身居高位数十年,生活极度简朴、自奉菲薄,手握重权却清贫自守、身居高位却甘于寒素,不贪一钱一物、不扰一民一姓,张英终身追求利国利民、无害于世。
“立品常怀三尺巷”即家喻户晓的桐城六尺巷典故,是张英一生立品修身、亲仁善邻、谦和不争最生动、最传世的写照,也是中华五千年邻里相处、修身立德的经典范本。此事载于《桐城耆旧传》《聪训斋语笺注》及清代地方史料。
“六尺巷”故事最早的记载,出自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旧闻随笔》: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康熙年间,张英身居京城高位,桐城老家府邸与邻里吴氏宅院相邻。两家老宅之间,本有一条公用空地,供邻里通行。后来邻里吴氏扩建宅院,借机越界侵占两家公巷,张家族人见状不服,认为自家世代老宅、书香门第,不可受邻里欺压,当即与吴氏争执不休、邻里失和、纠纷不断。
张家族人深知张英身为当朝大学士、天子近臣、当朝宰相,权势显赫,只需一纸书信、一句嘱托,地方官吏必然偏袒张家、平息争端,于是千里修书送至京城张英处,详述邻里占地纷争,恳请张英出面施压、夺回地界、为家族撑腰。千里家书,万里牵挂,族人满心期待张英凭借权势强势维权、震慑邻里。
万万没想到,身居相位、权倾一方的张英,看完家书、知晓原委后,没有半分愤怒、没有一丝强势,反而淡然提笔,批复一首千古传世的《让墙诗》,寄回桐城老家。
张英懂得邻里相处贵在包容礼让、和睦相守。争一寸土地,失一世和气、损一生德行、结一世怨怼;让三尺方寸,得邻里和睦、留千古美名、传百世家风。张家族人读完诗作,瞬间顿悟、羞愧自省,当即放下执念、摒弃纷争,主动后退三尺、不再与邻里争执半分。
吴氏族人目睹当朝宰相身居高位却不恃权凌弱、手握重权却谦和退让、得理尚且饶人、显贵依旧包容,深受震撼、无比愧疚,心生敬佩、感念其德,当即主动效仿张家,也向后退让三尺地界。
两家各让三尺,原本狭窄的纷争小巷,变成了宽六尺、长百米、通透开阔、便民通行的公共巷道,不仅彻底化解了邻里数十年的地界纷争,更成就了桐城六尺巷的千古佳话。从此,“六尺巷”成为中华亲仁善邻、谦和礼让、修身立品、和睦相处的文化符号,流传三百余年、教化无数后人。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专门以此事教诲子孙:
“终身让路,不失尺寸;终身让人,不招怨怼。老氏以让为宝,君子以和为贵。凡处世待人,宁让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吃亏,毋争利。此立身第一品也。”
张英还告诉子弟一个朴素的处世道理:
“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此生平得力之处。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
“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这是张英一生处世的总结。在他看来,争便宜的人,把众人的怨恨都聚到自己身上;让便宜的人,反倒化解了怨尤。六尺巷的让墙,正是这一哲理的完美实践——他让出了三尺地,却赢得了一个家族三百年的清誉。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还专门讲到“立品”,其开宗明义:
“人生必厚重沉静,而后为载福之器。敦厚谦谨,慎言守礼,不可与寒士同一般感慨欷嘘,放言高论,怨天尤人。”
在他看来,人的品格厚重沉静,才是能承载福气的器皿。他又说:“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说话要想到值得被人称道,行事要想到值得被人效法,不骄矜、不虚伪、不刻薄、不轻浮。这份对“立品”的自觉,正是“立品常怀三尺巷”的最好注脚。
张英的传家之法,独一无二、影响深远。所谓“一编”,即诗书典籍、圣贤经典、家训箴言;所谓“衡”,即权衡标准、立身准则、做人底线、处世大道。
张英身为一朝贤相,手握权柄、身居高位,却从不教子孙追逐功名权贵、谋求私利、仗势显贵,只以诗书为准则、以德行为根本、以笃素为家风,教诲子弟修身、读书、守礼、知足、向善、务实。桐城张氏之所以能六代翰林、世代簪缨、绵延百年兴盛,核心便在于张英“独守一编衡”的极致家风教育。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专为子孙撰写两部传世家训——《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以毕生阅历、仕途感悟、修身心得、处世智慧,为子孙立下终身恪守的人生准则,成为后世无数世家大族的治家范本。
在育人理念上,张英确立了四大传家根本,贯穿两部家训始终,成为张氏子弟世代恪守的权衡标准: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聪训斋语》)。
这四句话,便是张英一生育人的全部内涵:
第一,读书立品。读书不为功名富贵,只为修身明理、涵养格局、端正心性,读书是终身不卑贱的根本;第二,躬耕守本。坚守农耕之本、务实之本,勤俭持家、脚踏实地,方能衣食无忧、基业稳固;第三,积德立身。终身积德行善、谦和待人、心怀仁善,德行深厚则家族安稳、立身不败;第四,择友修身。谨慎交友、亲贤远佞、修身自律,方能远离祸患、行稳致远。
《聪训斋语》分四纲十二目,内容涵盖读书、立品、养身、俭用、择友、戒嗜等,篇幅不长,却字字珠玑。择其要旨,一一引证。
(一)读书:养心第一妙物
张英最重读书,以为读书不只为了功名,更为了养心养性。
“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
他举苏东坡晚年困顿、白居易无子、陆游忍饥为例,说这些千古闻人都经历过更大的磨难,读懂了他们,自己那点不如意便算不得什么了。这是把读书当作安身立命、调养心性的根本功夫。
读书之法,张英也有独到见解。他主张少而精:
“读文不必多,择其精纯条畅、有气局词华者,多则百篇,少则六十篇。”
又主张熟读深思:
“毋贪多,毋贪名,但求读一篇,必可以背诵。然后思通其义蕴,而运用之于手腕之下,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
他讥讽两种人:读了书却举不出原词,叫“画饼充饥”;能举其词却不能运用,叫“食物不化”。唯有真读真用,才不负一编在手。
(二)立品:厚重谦谨,有益于人
张英训子,首重立品。他告诫子弟,世家子弟修行立名,比寒门子弟难上百倍。何以故?因为旁人碍于情面,小有失检无人肯当面指斥,稍有骄盈无人肯深规其过,因此越是家道昌盛,越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张英还立了一个做人的高标准:
“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鸾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
(三)养身:慈俭和静
张英论养身,引古人语言:
“昔人论致寿之道有四:曰慈、曰俭、曰和、曰静。”
又说:
“静之义有二:一则身不过劳,一则心不轻动。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外则顺以应之,此心凝然不动,如澄潭,如古井,则志一动气,外间之纷扰皆退听矣。”
身心不为外物所扰,如澄潭古井一般凝然不动,这是养身的根本。张英一生淡泊,正是此道的实践者。
(四)俭用:以俭为宝
“以俭为宝,不止财用当俭而已,一切事常思节啬之义,方有余地。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酢,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虑,可以蠲烦去扰。”
他把“俭”从财用推广到饮食、嗜欲、言语、交游、酬酢、夜坐、饮酒、思虑八个方面,凡事宜节俭,方有余地。
一部《聪训斋语》,从读书到立品、养身、俭用,字字皆是张英一生经验的总结,也正因如此,它才穿越三百年,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经典文本。这一编《聪训斋语》,是张英留给孩子最宝贵的遗产,其价值远超万贯家财。
在家庭教育中,张英严慈相济、知行合一、以身作则。他总是以自身言行示范子孙,身居高位而清贫自守,故而教子孙勤俭笃素;处世谦和而亲仁善邻,故而教子孙礼让包容;为官忠纯而坦荡无私,故而教子孙正直守正;深耕诗书而终身治学,故而教子孙勤学不辍。
他教育子弟戒骄奢、戒浮躁、戒争竞、戒贪念,反复告诫子孙:
“人生之败,非败于无才,而败于骄奢;家道之衰,非衰于无财,而衰于无德。”
对于子孙的功名仕途,张英更是保持极致通透的心态。正是这种通透淡泊、重德轻名的育人理念,让张氏子弟无浮躁功利之心,皆能潜心治学、修身守正、成才立业。张英教子成果,冠绝清代、名垂后世,皆源于其“诲儿独守一编衡”的育人智慧。这份格局与智慧,远超寻常权臣百倍千倍。
利济同天,不争似水。颔联把张英的立身之道接到《老子》与 《易》的天道根源上。张英居中枢、典文章、裁政典,却无宰制之气、无矜伐之色,正是“利济”二字在人身上的落点。张英不是退怯无为,而是“为”在邦本、“不争”在私利。
巷存礼让,编立准绳。颈联由天道落到门庭,由宰相落到父亲。上句“三尺巷”是诗中巧笔,下句“一编衡”尤见家教分量。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张英便是先把自身正成一条巷、一杆秤,再让儿孙顺着这巷走、对着这秤量。
两联一官一家,一公一私,互为表里,共同铸就了张英“修身齐家治国”的完满人格。
六代名扬
“后昆六代承清韵,棠棣交辉玉振声。” 尾联以结果印证过程。前三联写张英的品德与教化,尾联则展示这种品德与教化的历史回响。“承清韵”说明家风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文化传承(清韵)。 “棠棣交辉”强调家族的成功不是一人独秀,而是群体崛起,兄弟和睦,相互成就。“玉振声”将家族声名比作金玉之声,余音绕梁,象征其精神价值超越了时代,至今仍在回响。
“桐城张氏自英之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出现‘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的耀眼景象,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代翰林分别为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
从康熙至道光,跨越百余年,张氏家族连续六代子弟考中翰林,世代深耕诗书、恪守笃素家风、立身清正贤良,代代成才、代代贤良、代代扬名,绵延百年兴盛,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家族奇迹。六代后人,皆完整继承张英留下的家风内核:
其一,承清廉之韵。世代为官皆清正廉洁、清贫自守、不贪不腐、勤政爱民;其二,承笃素之韵。终身简朴务实、不慕浮华、脚踏实地、耕读为本;其三,承礼让之韵。待人谦和、包容大度、亲仁善邻、无争无妒;其四,承诗书之韵。世代勤学、潜心治学、深耕文脉、传承文教;其五,承忠纯之韵。立身正直、忠君爱国、心怀苍生、务实担当。
除“六代翰林”的盛况外,张氏家族更是人才井喷、科甲鼎盛。明清两代,桐城张氏一族出进士26人、举人89人、贡生监生700余人,秀才以上功名者近千人,几乎代代有英才、辈辈出贤臣,成为清代当之无愧的第一文臣世家、第一书香望族。更为难得的是,张氏子孙显贵而不骄、权重而不腐、名盛而不躁,始终延续张英的谦和风骨。
张英诸子中,成就最大的是次子张廷玉(1672—1755)。他字衡臣,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历仕康、雍、乾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谥文和,富贵寿考,为清一代之最。他秉承父亲家风,著有《澄怀园语》,自述是“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的处世经验,旨在“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人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
张廷玉对主子如此忠心耿耿,雍正帝对其也宠爱备至,优赏有加。张廷玉最嗜饮茶,雍正赏赐地方精选进贡之茶,一月之中,必有数次。不仅为茶中佳品,且所赐茶具也十分精致。
张廷玉曾患病在身。痊愈之后,雍正皇帝告知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臣属闻知,争来问安。雍正皇帝笑对群臣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君臣之关系,可想而知。
十余年间,雍正皇帝六次赏帑金给张廷玉,每次辄以万计。1730年,雍正皇帝赏张廷玉白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不收,雍正皇帝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皇帝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
确实,自从雍正皇帝最信任的弟弟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皇帝视为股肱大臣。
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皇帝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种。这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只印了64部,雍正皇帝单独赐给张廷玉2部。雍正皇帝还赐给张廷玉春联一副:
“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
此后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后来,张廷玉回京时,雍正皇帝遣内大臣海望迎劳于卢沟桥,并赐酒膳。
雍正皇帝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清朝的太庙是皇帝的祖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为皇帝祭祀祖宗之处。太庙前殿为祭祀主殿,中殿供奉努尔哈赤以下历代帝后神龛,中殿后界供奉努尔哈赤以上四世祖先;前殿东以王公(并非所有)配享,前殿西为功臣(仅为满臣)配享,中、后殿两储藏祭器。每年除夕前一日洽祭,中、后殿神主奉至前殿合祀。后殿遣亲王行礼。国有大事大典,遣官祭告。
所谓张廷玉配享太庙,就是按照雍正皇帝的遗诏,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终清一世,汉大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唯张廷玉一人而已,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汉大臣给予的唯一一次最高礼遇和殊荣。
张廷玉在雍正年间获宠是由于他具备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素质和能力。第一,文思敏捷,主事干练。
张廷玉自1704年人值南书房,充日讲起注官起,直至乾隆皇帝在位初期,遵旨缮写上谕皆能详达帝意。
尤其是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皇帝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两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虽然事务繁剧如此,但张廷玉没有使一件事出错或耽搁。对其办事能力,雍正皇帝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又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这中间最为关键的还是在康熙驾崩,雍正守丧期间的特殊时期,朝中政局不稳,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祸患。此时张廷玉每日奉旨入宫缮写谕旨,雍正口授后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他人所及,事后雍正曾就此对其大加赞扬。
张廷玉的记忆力亦非他人所及,某次雍正向其询问各部院大臣司员胥吏的姓名,张廷玉奏对各人姓名籍贯及科目,无所差错。
第二,清廉谨慎,乐善好施。
张廷玉身居要职数十年,始终保持清、忠、和、厚的品质,他和共事的数十僚友大多都能平心接待,对他们多所容纳。凡是别人馈送之礼,价值超过百金则严词拒绝。康雍乾三帝曾先后赐给张廷玉白银近万两,他将此银两或用于激励士子发奋学习或将其寄回家乡购置公田以资助乡里的穷困者和灾民。
1698年秋,桐城发生水灾,张廷玉在其父张英的支持下在家乡设立粥厂赈济灾民。1735年春至1737年夏,张廷玉用雍正皇帝所赐白银近五千两在桐城东门外建石桥一座,大大方便了过往的商旅行人,从而得到乡人的称赞,此桥亦被人称为“良弼桥”。1740年春,张廷玉闻知桐城一带歉收,米价暴涨,便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贫民。
第三,正直勤勉,缄默持重。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
雍正年间,他无日不蒙召对,每有所建议便口奏或具折上奏,请皇帝颁旨宣播于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即使是经他推荐而受擢用之人也始终不让当事人得知。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皇帝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皇帝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
张廷玉之子、张英之孙张若霭让探花,更是传为千古佳话。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若霭参加殿试,答卷文采斐然、书法端楷、立意高远、格局宏大,雍正皇帝阅后极为赏识,亲自拔为一甲第三名探花。折卷之后,方知是名臣张廷玉之子、张英之孙张若霭。按照科举惯例,帝王钦定名次、公允公正,无需更改,张氏子弟可荣耀登顶、名满天下。
而张廷玉深知祖父张英礼让传家的祖训,当即向雍正帝恳切上疏,恳请让出探花名次,让于天下寒门士子,直言“臣家世受皇恩,子孙不宜独占高第,当留功名予寒士”。雍正皇帝被张氏世代礼让、不慕功名、谦逊无私的家风深深打动,最终应允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第一名。
从张英让三尺巷、不争地利,到张廷玉父子让探花、不争功名,家风永续、德行相传,超越功名富贵,成为家族最珍贵的传世财富。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七十二岁的张英寿终正寝,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朝廷感念其三十五年鞠躬尽瘁、忠纯敬慎、济世利民、功勋卓著,赐祭葬加等,谥号文端。
“文端”二字,是清代文臣极高的谥号评价。文者,学识渊博、文教功勋、文章盖世;端者,品行端正、立身正直、操守端严、始终不渝,完美概括了张英的一生。《清史稿》载:
“四十七年,卒,谥文端。世宗读书乾清宫,英尝侍讲经书,及即位,追念旧学,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高宗立,加赠太傅。”
雍正皇帝早年曾受张英经书教导,感念其师德、忠德、仁德,即位后特追赠太子太傅,御赐匾额、旌表祠宇,彰显其功德;雍正八年,下旨将其入祀贤良祠,位列清代顶级贤臣之列;乾隆皇帝即位后,再次加赠太傅,倍加尊崇。一朝名臣,三代帝王感念、数度追封、入祀贤良、名垂青史,身后荣光,便是源自一生德行功业。
尾联是对张英一生最大功绩的终极总结。一位臣子的成功,在于家风永续、子孙贤良、家族绵延、福泽百世。张英以一生修身立德、为官守正、诗书传家,为桐城张氏种下清廉笃素、谦和礼让、耕读勤学的家风种子,最终成就张氏六代翰林、世代清贤、簪缨不绝、玉振千秋的传世盛况,成为中华家族文化史上的巅峰典范。
彬宇先生全诗在艺术上堪称古典七律的典范之作。一是用典精妙,融汇百家,将《周易》之“天行”、《道德经》之“不争”、《诗经》之“棠棣”等儒道经典与“六尺巷”、“一编衡”等史实典故熔于一炉,如盐入水,浑然天成;二是对仗工稳,章法井然,颔联以天道对仁心,颈联以“三尺巷”对“一编衡”,不仅词性工整、虚实相生,更在内容上实现了“为官之道”与“治家之方”的完美对称;三是叙议结合,脉络清晰,起承转合自然流畅,语言典雅醇正,将深沉的历史感怀与崇高的道德颂扬融为一体,达到了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完美统一。
尤其然者,此诗伟大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在写张英,更是在写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文化力量。它告诉我们:一个家族的兴衰,短期看运气,中期看教育,长期看文化。
六尺巷的清风依旧,笃素堂的文脉长存。张英留下的,不仅是一代贤相的千古盛名、一门望族的百年兴盛,更有笃素务实、耕读立身、清廉守正、谦和礼让、亲仁善邻、诗书传家的中华优秀家风,至今依旧教化世人、滋养家国。
(本文曾参考《历史上的父子宰相——张英 张廷玉》·纪连海)
张红星教授注解:
贤相桐城:张英为安徽桐城人,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以贤德著称。
笃素:纯厚朴实的质素。晋·陶潜 《感士不遇赋》序:“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 君子之笃素。”指张英家训《笃素堂文集》,强调“耕读传家”,要求子孙躬耕自省、勤勉立身。
躬耕:亲身从事农业生产。《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张英晚年归隐桐城龙眠山,躬耕田园,淡泊名利,与乡民和谐共处。
天行利济:化用《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喻张英为政以德,惠民利国。
不争:呼应其“六尺巷”典故,张英以谦让化解邻里争端,彰显仁者风范。
三尺巷:典出张英家书“让他三尺又何妨”,以谦让之道立品传家,成桐城文化象征。
一编衡:指张英教子典籍《聪训斋语》与《恒产琐言》,强调修身治学、持家守正。
后昆六代:后昆指后代;后嗣。明·无名氏 《玉环记‧延赏庆寿》:“止因无子,他日招婿,以续后昆。”张英家族“六代翰林”,子张廷玉为雍正朝名相,子孙皆承清正家风。
棠棣交辉:棠棣是木名。即郁李。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竹林》:“《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按,此为逸诗。《论语‧子罕》引作“唐棣”。《晋书‧索靖传》:“芝草蒲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诗‧小雅‧常棣》篇,是一首申述兄弟应该互相友爱的诗。“常棣”也作“棠棣”。后常用以指兄弟。此处喻张英教导子女兄弟同荣,同时张英与子张廷玉“父子双宰相”,德行功业辉映史册。
玉振声:既赞张氏家风如金石清音,又暗嵌张廷玉之名,彰显家族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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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由廖彬宇先生近三十年潜心撰写,系中华书局打造的重大文化工程。《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423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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