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上海英租界棋盘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参加老友祝家烈的寿宴时,一辆黑色座车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车主身份非同寻常,案发地点又在租界之内,这场盗车案很快让多方都感到棘手。
祝家烈是南洋华侨,当时正值七十寿辰。他与林森交情深厚,早年还曾在经济上接济过对方,因此特意写信相邀。林森不愿惊动沪上官场,只带三名卫士,悄悄从南京赶来赴宴。
当晚宾客众多,院内停着几十辆汽车。管家寿有章为每位司机制作了临时通行证,门卫只认凭证,不认人。林森的车则停在白石通道旁,位置醒目,按理说很难被人混出去。
晚上八时左右,寿宴接近尾声,林森准备与宾客合影。司机提前去取车,却发现原地空空荡荡。他没有贸然声张,而是先通知卫士长陈仁龙。陈仁龙随即安排车辆,护送林森离开祝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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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家烈听到消息后,当场昏厥。对他而言,车在自家院内失窃,丢的不只是财物,还有多年经营的体面。英国捕房也不轻松,车辆在其管辖区域被盗,若迟迟不能破案,颜面自然难保。
捕房很快调来二十多名探员。门卫的证词显示,寿宴开始后不久,一名穿西服、戴鸭舌帽的男子驾车来到门口,出示通行证后声称有事外出。门卫检查无误,便将他放行。
奇怪的是,所有司机随后都被集中盘问,手中的通行证一张不少,而且全部是真的。案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就在这时,英国督察长接到一个电话,竟下令撤走人员。
有意思的是,捕房并非完全放弃,而是改派三人组成小组。带队者名叫池蔚,是一名入职仅一年多的女探员。她学历不高,也没有独立办案经验,过去主要负责盯梢、搜查和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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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家烈看着这个年轻姑娘,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给的酬谢太少,英国人故意派个外行来敷衍。池蔚却没有解释,只说:“车既然是在这里丢的,线索也一定还在这里。”
她把调查重点放在通行证上。寿宴共来了四十二辆汽车,除林森座车外,发出的通行证共有四十一张。现场查验时,四十一张一张不少,但池蔚没有因此排除管家寿有章。
她追问印制细节。寿有章说,通行证一共印了一百张,当天发出四十一张,写坏两张,手中还剩五十七张。数字听起来严丝合缝,可池蔚要求查看时,他却推说凭证锁在抽屉里,钥匙留在家中。
池蔚没有争执,只让寿有章先写一份经过说明,再回家取钥匙。同时,她悄悄通知父亲在门外跟踪。随后又请祝家烈砸开抽屉。抽屉打开后,里面确实有五十七张空白通行证,可写坏的只有一张。
少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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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有章跟随祝家烈二十多年,祝家烈一时难以相信他会背叛自己。池蔚却判断,那张凭证极可能已交给盗车者。寿有章所谓回家取钥匙,很可能是去通知同伙。
不久,寿有章返回祝宅,发现事情败露,突然撞破窗户跳下楼去,当场身亡。池蔚在他身上找到一张通行证,但真正的盗车者仍未落网。
跟踪出了岔子。池蔚的父亲虽然看见寿有章与人接头,却误把重点放在寿有章身上,没有继续盯住那名男子。不过,他记住了一个细节:对方手臂上刺着一条红眼青龙。
这不是普通纹身,而是上海帮会“黄道会”下属“飞天龙”一派的标记。池蔚顺着这条线索暗访寿有章家,从他十岁儿子口中得知,父亲常与一名手臂有青龙纹身的男子来往,对方住在老西门一带。
当地人很快认出,此人名叫苏二扣,是一名惯于滋事的帮会成员。池蔚找到他的住处,却没有见到本人。继续追查后,她得知苏二扣常躲在法租界桃园宅路一名寡妇杨菊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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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兰起初不肯吐露实情,池蔚便将她控制起来。当天夜里,苏二扣果然返回住处。审讯时,池蔚故意说寿有章已经被捕,并供出了他。苏二扣信以为真,很快交代了盗车经过。
原来,苏二扣受日本军方指使,任务是夺走林森的座车。对方许诺事成后给他五百两黄金,另给五十两作为经费。苏二扣又拉拢寿有章,答应与他分账。
寿宴当天早晨,苏二扣提前潜入祝宅,藏到院内。林森抵达后,他凭借寿有章提供的通行证,驾车从正门离开。为了防止日本方面赖账,他没有立即交车,而是把车藏在法租界一所学校里,准备拿到酬金后再交出藏车地点。
池蔚获悉情况后,立即赶往藏车处,将林森的座车开回英捕房。由于苏二扣是在法租界被捕,案件还经历了两租界之间的移交程序。此案中,苏二扣被判处五年徒刑,失窃汽车也重新回到林森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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