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型诽谤罪类的自诉案件往往与电子数据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子数据是网络型犯罪的必备证据之一。自诉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往往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证明标准与公诉案件一样,自诉人的取证能力却远远弱于侦查机关。这就导致自诉人面临举证的结构性困难,被告人可对这一薄弱环节集中质证。
自诉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与公诉案件别无二致,同时二者都需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法院对自诉案件的审查愈发完善:不再有材料而受理,审查过程中亦遵循刑诉法定罪标准。这就意味着许多孤立的网站截图早已被排除在立案之外,或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着重以下内容: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或在无法移送时有无完整说明;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收集、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电子数据如有增删改情形,是否附有说明;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完整性验证则需审查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封存状态,比对完整性校验值,或与备份数据进行比较。
这对于侦查机关易如反掌,即使许多电子数据相当粗糙,但对于自诉人而言,却存在现实障碍:其通常无法以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的方式固定证据,也缺乏计算哈希值、制作规范取证笔录的技术能力与程序权限。法律虽允许通过打印、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但须在笔录中说明原因,而自诉人制作的此类“笔录”在形式上难以满足侦查笔录的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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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诉人并非无计可施,刑诉法解释赋予了其“自救权利”。刑诉法解释规定,自诉案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但须说明理由并提供线索或材料;对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但在该条款之下,蕴含双重逻辑:法院是否“认为有必要”属于裁量判断,公安机关的“协助”在性质和范围上亦受严格限制,通常不能等同于侦查取证。这就意味着,自诉人需首先完成对证据体系的固定,不能完全依托公权力机关。
在网络诽谤、侮辱等典型自诉案件中,较为常见的做法是:以区块链存证或公证方式固定电子数据的原始性与完整性,同时调取平台实名信息,将“行为人—言论内容—传播后果—主观恶意”形成完整逻辑链条。公证的优势在于,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电子数据,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自诉人对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证明负担。
因此。自诉案件中电子数据的举证质证重点在于自诉人的补强和被告人的拆解。电子数据的载体是质证的起点。被告人及辩护人应着重审查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如未移送,是否有关于无法移送原因、提取过程及原始存放地点的完整说明。自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截图、录屏,往往缺乏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与校验,被告人可据此质疑其无法排除删改可能。反之,自诉人应尽量保存原始设备,或以公证、区块链存证补强载体可信度。
但原始存储介质本身并非证明目的,真正发挥证明作用的是其中蕴含的数据信息和内容;即便扣押了介质,若保管链条不完整,数据仍可能被质疑。质证时不能仅因“有原始介质”即当然认可真实性,也不能仅因“无原始介质”即当然否定,要对从取证到出示证据的保管全链条全方面审视。
完整性是真实性的锚点。是否提供了完整性校验值;如有备份,备份与原始数据是否一致;数据在提取、传输、保管过程中有无可能发生变动的环节都是被告人应当注意的方面。对于自诉人仅提交截图或局部录屏的情形,可指出其无法反映数据文件的完整状态,亦无法通过哈希值比对验证未篡改。
同样的,自诉人一方则应在取证时尽可能生成可验证的完整性信息。区块链存证之所以在实务中被提倡,正在于其能够提供时间戳和哈希值,使完整性校验具有技术基础。
必须要说明的是,即使数据是真实的,也不能直接据以定罪,必须要在被告人与该内容之间形成关联,证实内容由被告人发出或传播。如何证明网络账号的使用者就是被告人本人?认定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需结合IP地址、网络活动记录、上网终端归属、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自诉人仅截取账号发言内容,而未调取实名信息或登录日志的,被告人可以主张身份关联未达证明标准。
现实中,自诉人通常无权直接要求平台提供实名信息或后台数据,而法院调取又存在裁量的不确定性。因此,被告人一方的质证应着力揭示“言论内容”与“被告人身份”之间的断裂;自诉人一方则应在起诉前尽可能通过公证、平台投诉回执、公开实名信息等途径与被告人建立身份连结。
自诉案件中,取证瑕疵不可避免,结果并非一律排除,而是经补正或合理解释后仍可采用;不能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才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常见的瑕疵包括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笔录缺少签名、名称类别格式注明不清等。被告人质证时应精确区分“瑕疵”与“实质性问题”:前者可作为动摇证明力的支点,后者才否定证据能力。
法律规定,对于经审查无法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有疑问且不能提供必要证明或合理解释的电子数据,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说明,被告人应当着力将电子数据从“瑕疵”拉入到“真伪不明”或“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状态。
对电子数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或检验,这是实务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同样的,鉴定意见本身亦须质证:鉴定人经法院通知拒不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当事人还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自行委托鉴定所形成的意见,其委托程序的中立性、检材来源的可靠性,均可成为质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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