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罗盘在掌心转了三圈,指针稳稳停住。老周蹲在工地边上,眯眼看了看头顶那栋刚起的七层楼,再看了看指针对准的方向,叹了口气,把罗盘收进帆布包里,站起身走向包工头。
“正门朝东南收两度,”他说,“收完就不会压着对面那栋楼的气口了。”
包工头叼着烟,斜眼看他:“你上次来说要收三度。”
“上次是上午量的,地气是走着的,上午下午不一样。”
“那后天下午再来,是不是还得再改?”
老周没接话,转身走了。包工头在背后喊了句“神棍”,他也不回头。这种事干了二十年,他早就不在乎一个称呼。但那天晚上他还是没睡好,从床上坐起来,摸出手机反复看那张图纸。
其实他心里清楚,两度和三度,在现实的工程里没什么差别。可他就是忍不住。他想到一件事,脑子里就放不下,非把它做成不可。这种劲儿让他接住了很多别人接不了的活儿,也让他一直睡不着觉。
他今年四十八岁,在闽南做风水师。这行当听着玄乎,实际上干的都是些具体的事:量朝向、看水位、调门位、算动工的日子。找他的人里,有盖房子的,有开店的,也有家里闹矛盾求个心安理得的。他的名声是这些年一个个楼盘、一间间铺子堆出来的。
但他从没给自己做过一单。
他的房子是租的,六十来平,在城中村五楼。客厅里摆着他吃饭的全部家伙:一张两米长的案桌,一台旧电脑,一摞手写的罗盘记录本,还有半箱没喝完的武夷岩茶。案桌底下压着一叠名片,皮面已经磨得发白。
名片上的头衔印的是“环境堪舆顾问”。这个名头是他十年前自己想的。那会儿他刚辞了在建筑设计院的铁饭碗。辞职那天,同事们以为他要跳槽去大公司,他在走廊尽头站了半天,想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去哪儿。
“就是有个想法,就想去做,”他在后来的这些年里反复跟人解释,“不是想赚多少钱,就觉着应该这么做。”
身边的人跟不上他。先是熬过头的妻子,再是觉得他“有毛病”的亲戚,最后是一起合租的哥们。到现在,他手机通讯录里能说点真话的不超过三个。
可活儿是越接越多的。推荐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也传开了。客户往往是饭桌上认识的,喝两杯酒,加个微信,再过一个月——他家祖宅拆了重盖,来一趟吧。
他去过凌晨的山村,站在废弃祠堂里量梁柱;去过暴晒的海边工地,计算潮汐和方位能不能对上;还去过一个高档楼盘,开发商让他看整片园区的布局。
那次是个大活儿,他在现场蹲了三天,把每一栋楼的朝向都量了一遍,最后交出一份三十页的报告。开发商看完签了字,付了十二万。
拿到钱那天,他坐在出租屋里数了一遍银行卡上的余额,6字头,七位数。然后他就把手机扣在桌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高兴,也不觉得如释重负。
他脑子里转的是另一件事:对面那栋楼,东南角好像多出一个小花坛。花坛长在什么位置,会影响那栋楼的气口。
那单活做完的第三天,他就接了个新客户。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老公跑了,留下一个五岁孩子和一屋子外债。她想把家里的店面重新调整一下,看能不能转运。
老周去看了,店面朝西,正对一个大垃圾桶,采光也差。他给出方案,女人问多少钱,他说“你看着给”。最后微信转来二百,附了一句“等过了难关再来谢你”。
二〇二三年入秋的时候,老周接了一个他觉得“该接”的活儿。一个老板要翻修老宅,请他做整体布局。老周前后去了四趟,量了尺寸,改了三次方案。
最后一次他蹲在院子里,看着天井的光线打到正厅门框上,觉得位置还差半寸。他从包里掏出卷尺,准备再量一遍。
包工头蹲在旁边看着,啐了一口:“你这整天看来看去的,到底看出来什么了?”
“正厅的门框往东挪半寸,”老周说,“不然雨季南风直灌,屋里留不住人。”
“挪半寸能当饭吃?你要觉得这活能干就干,不能干我们换人。”
老周没说话,拿起卷尺又量了一遍。量完了,他在笔记本上记了几行字。那几天他每天凌晨四点多就醒,脑子里来回转的都是那半寸。
他爬上屋脊看脊线,蹲在天井看积水,连吃饭都在想,筷子搁在碗沿上,要摆成什么角度。
第五天上午,他站在屋顶改脊线时,脚下一滑,整个人从三米高的屋脊上摔下来。落地的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右脚踝骨裂了一声。
包工头跑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坐起来了,手里还攥着那卷皮尺。他低头看了看脚踝,肿得很明显。他第一句话是:“门框那半寸,你下午记得让师傅挪。”
包工头站在原地看了他两分钟,最后说:“我算服了你了。你这人,是不是就不会疼?”
老周没回答。他被送去医院,护士帮他固定脚踝时问他:“家属电话呢?”
“没有。”他说。
护士又问:“那朋友呢?”
他想了想,报了一个名字。那人接到电话,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哥,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
老周说:“改不了了。我看那东西,不看难受。”
“那你看了,做完,难受不?”
“做完就不难受了。”
“那是你现在做不完了,”那人说,“你躺床上难受不?”
老周没接话。脚踝上的疼,一下一下的,像浪潮一样涌上来。
住院第三天,他接到那个给二百块的女人的电话。她说她的小店最近一个月生意开始回稳了,想请他吃顿饭。老周说自己在外地,不方便。挂了电话,他看着病房的天花板,忽然不知道该想什么。
他想起很多年前,母亲跟他说过一句话:“你这个孩子,跟你爹一个样——心里想着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完,做不完,觉都睡不踏实。”他爹是个木匠,一辈子给村里人做桌椅板凳。
老人做了一辈子,到死也没给自己家打完一整套家具。老周小时候不懂,问爹为什么不先给自家做。爹说:“自家的东西,不着急。”说完就背起工具箱出门了。
那时候他不懂这话。现在他躺在病床上,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什么都没懂。
出院那天,他瘸着腿回出租屋,把那三十页的报告和一堆笔记本堆在案桌上。他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
他忽然想起那句“做成之后那一下,然后就没了”——那种感觉他太熟了,像饿了很久的人,猛地一口咬下去,却尝不出味道。
他给那个让他去看老宅的老板发了一条信息:“门框已经写明了,工人都知道怎么改。剩下的方案都在报告里。”老板回:“你好点没?注意休息。”他没有再回。
那天晚上,老周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声音调到很低。他手里转着那枚黄铜罗盘,转了很久,忽然停下来,把它放在案桌正中间。
他站起来,看着房间里的那些本子、尺子、名片盒,看了一小会儿,然后走进屋里,把门带上。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给所有的常联系客户群发了一条短信:“这段时间不接新活,老客户的事会交接好。”
有人回:“周老师怎么了?”有人回:“收到了,身体好吗?”他都没有回。
之后两周,他每天下午拄着拐,在城中村楼下的长椅上坐一段时间。邻居家的五六岁小男孩蹲在花坛边上玩沙子,堆了一个很矮的城堡,堆到一半,直起腰打了个哈欠,然后趴下来继续玩。
十几分钟后,孩子妈妈在楼上喊吃饭。男孩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头也不回地跑上楼去了。那半截沙堡就留在原地,没人在意,也没人遗憾。
老周看着那个沙堡,看了很久。他想起人生中所有那些做了一半和做完的事。它们如今都在哪儿呢?那间店,那个花园,那扇门框,那些他改动过的朝向和角度——它们都还在,只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忘记。
他坐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打开银行App,盯着那个7位数的余额看了十几秒,然后把屏幕按灭,揣回兜里。
第二天,他把那张银行卡收进了抽屉底层,没有跟任何人说起。他也没有去看那个现场,不知道那半寸最后有没有挪过来。
他只知道,他终于能睡个整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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