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浙江总出中国首富

胡润说过一句话，被反复引用了很多年：“最近十多年来，中国首富基本都是浙商。”

从丁磊到宗庆后，从马云到钟睒睒，过去二十多年里，浙商九次问鼎胡润百富榜中国首富。2025年胡润百富榜上，浙商以208位上榜企业家稳居来源地榜首；2026年，这个数字是202位，依然第一。每7.8个浙江人里，就有一个“老板”。

一个省，为什么能持续、批量地“长”出中国最有钱的人？答案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而在浙江这片土壤的结构里。

首富名单背后，是一条不断换挡的产业线

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浙江首富的产业出身，从来不是单一的。

最早的丁磊做互联网，宗庆后做饮料，马云做电商，钟睒睒卖水也卖疫苗，黄峥做算法驱动的电商，李书福做汽车。2026年新上榜的梁文锋和王兴兴，一个做AI大模型，一个做具身智能机器人。

互联网和消费品，被概括为“浙商首富的主要阵地”。但这句概括只说了上半句。下半句是：浙江的产业底盘足够宽，宽到每一次经济浪潮翻涌时，都有人正好站在浪头上。

杭州2008年拿到“中国电商之都”的称号后，面向电商企业给资助、减税收、建示范区，阿里系和网易在杭州形成了互联网产业集群。但浙江不只押注互联网。农夫山泉和娃哈哈撑起了饮料食品的产业集群，吉利撑起了智能出行，如今“杭州六小龙”又在AI和机器人赛道上接棒。

首富会换人，产业会换挡，但换挡的接口始终留在浙江。

浙江的“老板”，是被一种极密的商业网络托起来的

浙江富豪多，首富只是金字塔尖。塔尖下面，是一张密度极高的商业网络。

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107家入围，连续24年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增加值十年间从2.2万亿涨到4.9万亿。到2026年，浙商上榜人数依然压过粤商和苏商。

这种密度，来自“块状经济”的传统。改革开放后，浙江从“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起家，围绕某个产品形成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台州的草根经济就曾批量长出制造业单项冠军。一个镇做纽扣，一个县做五金，一个村做纺织，看似不起眼，但每一个块状经济体都在训练一批懂生产、懂成本、懂市场的人。这些人里，迟早有人会走到更大的舞台上。

更关键的是，浙江的块状经济从一开始就以民营为主体。和苏南模式“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和管理主体”不同，浙江改革发展的力量主要来自民间。政府做的是铺路和让路，不是替企业做决定。

文化底子：浙江人不是“爱钱”，是“认商”

浙江人善于从商，有很深的文化根系。

南宋永嘉学派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肯定民众追求物质财富的正当性，倡导“工商皆本”。在理学还以“重义轻利”为正统的时代，这套思想等于提前几百年为经商正了名。它没有停留在典籍里，而是沉淀成了浙江民间的价值共识：做生意不丢人，靠本事赚钱是正事。

改革开放后，这种文化基因演化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宗庆后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十五年，钟睒睒小学读完就做木工泥水匠十年，都是白手起家，靠一瓶水做到首富。敢闯敢拼、舍得投入、低调做事，被概括为浙商首富的共同特质。

这种文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效应：它降低了创业的“心理成本”。在一个大家都觉得做生意正常、失败也不丢人的环境里，试错的人就会更多。试错的人多了，跑出首富的概率自然就大了。

政府做的事：把“确定性”做厚

文化和网络能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创业”，但解释不了“为什么企业能持续做大、首富能持续出现”。后者需要制度。

浙江在营商环境的制度供给上，有一种少见的连续性。2023年出台“民营经济32条”，2026年又在基础上推出“民营经济新增13条”，把民间投资开放领域从国家要求的7个拓展到9个，具备条件的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到“不低于20%”，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到30%以上，每年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采购合同金额占比不低于70%。

这些条款的指向很明确：不是给某个企业“特殊照顾”，而是把民间资本能进入的领域、能拿到的份额、能预期的规则，一条一条写清楚。对一个想长期做企业的人来说，确定性比优惠更重要。

杭州的上市公司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套土壤的产出效率：A股上市公司数量较2015年激增超1.5倍至231家，信息技术企业占比约23%，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度超过6万亿。资本市场不是首富的“因”，但它是财富从产业土壤里长出来之后，被公开定价和放大的机制。

首富换了，浙江没换

2026年的中国首富是张一鸣，一位闽商。但这并不意味着“浙江出首富”的叙事结束了。钟睒睒仍以4100亿身家排在第二，丁磊、马云家族、李书福家族都在前20，梁文锋和王兴兴首次上榜就分别冲到第7和第78。

首富的头衔从来是流动的，没有哪个省能永远把人摁在榜首。真正值得看的，是首富出现的方式：浙江不是靠某一个人、某一个行业赌赢了一次，而是靠一种文化上不排斥经商、网络上容得下大量中小创业者、制度上持续供给确定性的结构，让自己一次次站在“下一个首富”的附近。

宗庆后走了，钟睒睒被舆论风波缠过，马云退居到榜单第11，但浙江的老板密度没有降，上榜人数没有掉，新赛道上的浙江面孔还在增加。首富会换人，土壤不会轻易换。

这大概就是浙江最不容易被复制的地方：它不生产首富，它生产让首富反复出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