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之子万字访谈：建筑真正的甲方是时间

想法对了，一座便民桥也是贝氏；想法不对，一栋摩天楼也只是生意。

文｜《中国企业家》见习记者 李晓天

见习编辑｜张昊

图片来源｜受访者

九月的苏州，阳光有一种江南特有的透亮。《中国企业家》与贝氏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董事长贝礼中，他的女儿、历史学者贝世安，以及贝氏建筑事务所中国区总裁崔仁圆的采访，被安排在锦帆路上一栋老洋房的院子里——青砖门楼，藤蔓攀着斑驳的外墙，几组沙发围成一圈，茶烟袅袅。

场地的选择很巧合地对应着某种隐喻：谈存量，便坐在存量里；谈时间，便坐在时间中。这栋老洋房本身，就是贝氏此刻最关心议题的注脚——当城市建设的狂飙时代落幕，当“盖楼”让位于“改楼”，当图纸的绘制速度被AI压缩到以秒计，一个以“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信仰的建筑世家，如何继续回答这个时代？

外界对贝氏总有一种浪漫的想象——玻璃金字塔、香山饭店的白墙灰瓦。但坐在藤椅上的贝礼中，显然更愿意谈另一件事：今天的建筑师，被迫用父辈三分之一的时间，交付同样水准的作品。

这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冷静的自觉。他的父亲、知名建筑师贝聿铭当年做卢浮宫项目用了6年，做中银大厦用了7年；而今天，项目周期被压缩到一两年，有时几个月就要出方案。

在快与慢的夹缝里，他给出的不是怀旧，而是一套近乎朴素的工作伦理：越是工具迅疾，越不能跳过思考；越是周期压缩，越要守住“选择客户，而不是选择项目”这条老规矩。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存量”二字上。席间谈起城市更新与“好房子”建设，贝礼中看到的不是一条新赛道，而是一次回归。贝聿铭半个多世纪前在美国做过的都市重建、混合用途规划，如今正在中国的城中村与工业遗存里重演——历史在此处形成一个漂亮的回环，曾被高速发展“边缘化”的耐心，重新成为稀缺品。

而他为存量时代提炼的次序——先读懂一栋建筑为什么在那里，再判断什么该留、什么该改、什么该加——与其说是方法论，不如说是一种对待“旧物”的教养。聊到兴起处，他抬手指了指身后的老洋房：改这样的房子，第一步从来不是想加什么，而是想它为什么站在这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小”的坦然。广州珠江边一座便民的步行桥，一个不大的温泉馆——这些与贝氏公众印象“格格不入”的项目，在他看来回答的是更朴素的问题：建筑能不能服务普通人每天的生活。

阳光移到院墙，他的话锋也随之从地标转向日常：健身房、绿地、宠物友好等如何成为新一代的刚需？当家与办公的边界消融之后，空间品质何以被成倍放大。当“普适性”成了这个建筑世家的新关键词时，它并非是对地标时代的“背叛”，而是把价值观落到了更细的颗粒度上。

至于贝世安——这位还没有拿起绘图笔、在一旁静静听父亲说话的第三代，则为贝氏这棵树添了一根新的枝条。她整理祖父的手稿，做档案，做策展，思考如何用AI让家族记忆抵达今天的年轻人。

这个父女同框的画面，本身就是对“传承”二字最当代的注释：贝氏传下来的从来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标签不是枷锁，是入口；传统不是背着过去走路，是把老根接进新生活。

暮色渐起时，院子里的花香愈发浓了。两场对话，两种媒介，同一种气质：对时间的耐心、对文化的分寸、对人的温和。贝聿铭说过，建筑是树根上长出的树干与树枝，他的家族也在如此生长——不是一棵树的简单分叉，而是根在同一处、枝叶各自伸向天空的新树。

太湖石仍在湖底，还在等下一辈，甚至几百年后的人来取。而这一次，接过石头的，可能是读懂旧楼的人，也可能是整理档案的人——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石头还在水里，水还在流。

贝礼中访谈

关于父亲

《中国企业家》：你父亲那一代人做建筑的方式，和你现在的实践之间，最大的“断裂”和最大的“延续”分别是什么？

贝礼中：最大的延续，是对“时间”的理解。我父亲讲过一个关于太湖石的故事：苏州的工匠挑选石头，切割后投入湖中，任由水流侵蚀，到了儿孙辈才能收获棱角自然的石头，再嵌入园林。他从中看到的是一种“父种子收”的道理，以及人和自然协作的必要性。

他常说：“Let's do it right. This is for the ages.（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设计，让设计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把建筑看作一个连续体，像树根长出的树干和树枝，他的创作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环。

至于断裂，可能是我这一代人面对的市场环境完全不同。他那一代建筑师面对的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怎样在商业压力和时间压缩中保持标准”的问题。他的答案是“选择客户，而不是选择项目”，这听起来简单，但在今天的市场，坚持这个原则需要很大的定力。

而且他那个年代，建筑师的时间相对充裕。卢浮宫项目从1983年到1989年，6年；中银大厦从1982年到1989年，7年。今天的项目周期被压缩到一两年，有时候甚至几个月就要出方案。所以“断裂”的本质是——我们要用比他短得多的时间，去交付同样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不能因为工具变快了就跳过思考。

《中国企业家》：父亲小时候在苏州和上海之间往返，这种“双重性”对你理解父亲以及理解建筑有什么影响？

贝礼中：上海对父亲来说至关重要。他在上海生活了十年，那个年代的上海生机勃勃，国际化程度极高，新潮事物层出不穷；而每逢周末，他回到苏州，光景截然不同。上海是父亲“梦想的起点”，也是他多元文化的兴趣源泉。

这种“双重性”塑造了他看待建筑的方式：他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他自己也认为，这两者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后来他到美国求学，西方的建筑理念固然先进，但他孜孜不倦地从东西方的设计哲学中同时汲取养分，这份坚持最终赋予了他坚实的内心。

《中国企业家》：在你的少年时代，父亲成为新闻焦点是什么体验？这对你后来选择建筑有什么影响？

贝礼中：我还在读高中时，你会去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可唯一不会关注的，就是你的父母在做什么，直到突然有事情发生。1964年，他获得肯尼迪图书馆的委托，一下子受到万众瞩目。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年。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被这样一位“明星父亲”陪伴。其实我从未想过他会对我的职业生涯有那么大的影响。最开始我对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直到大三才选了第一门建筑学课程。然后我发现：这个学科好像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毕业之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游历欧洲，主要是住在罗马。是父亲奖励了我，他说：“好吧，我知道你想去欧洲，我支持你。”正是在那里，我申请了研究生院，然后和他一样考上了哈佛大学。

1976年毕业的时候，那是个非常糟糕的年代。找工作极其困难，我差点就去了加拿大，给温哥华一个事务所工作。那年夏天父亲问我：你真的要过去吗？我夏天有个项目，你要不要来。他邀请我加入一个项目，做着做着，我就留下来了。

我很幸运，有一个建筑师朋友，就是我的父亲。

《中国企业家》：他作为父亲，和作为建筑师，区别有多大？

贝礼中：区别非常大，但本质又是一回事。

在家里，他完全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角色。他很好奇，很开放，非常慷慨。他喜欢历史，喜欢艺术，喜欢音乐，喜欢一切跟文化沾边的东西。他会在书房里待着，或者在花园里读报纸。他真正享受的是安静，是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的那种独处。

但在工作上，他是极度专注的。我进事务所以后，他跟我说话的方式，跟公司里任何一个年轻建筑师说话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多给我一句指导，也不会少给我一分要求。有一次我做完一个模型，拿给他看，他就那么看了一会儿，说：“这个角，你再想想。”没有解释，没有示范。后来我花了三天重做那个角，做完才明白他为什么觉得不对。

所以你要问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不是三角形，不是玻璃，不是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先花极大的力气去理解问题，探索出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当那个方案最终确定的时候，你会看着它说——当然，只能这样。这种“当然”，是他用大量的研究换来的。

《中国企业家》：他几乎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对子女也是这样？

贝礼中：对。这一点我早年其实有点困惑，甚至有点失落。他从来不会拉着我去看一个模型说：“你看，这个是我最得意的。”他不是那种人。

跟父亲共事的十六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就是一个旁观者。我看他怎么画草图，怎么跟工程师争论，怎么在会议室里沉默很久才开口。我从图纸到模型，再到最后建筑落成，一路看下来，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他对空间、对光线、对阴影的处理方式，然后在自己的项目里强化它。比如我看到他某个窗户的比例和颜色特别好，我就会对自己说：下次可以再用。

这听起来很笨，但它是一个慢慢长进身体里的过程，不是一个可以教的公式。

《中国企业家》：你们有没有刻意去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他”的风格？

贝礼中：我们没有，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行去做。

如果你仔细看，我父亲的项目其实每一个都不一样——卢浮宫、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香港中银、香山饭店，形态差异极大。我们做的项目也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的几何基础，它提供规则性和清晰度，让我们能持续发现新的空间和形式。这是一种推演，不是一种复制。

我也常说，我父亲把建筑看成一棵从根上长出来的树，有树干也有树枝。我们不是那棵树的分叉，我们是另外一棵树——根在同一个地方，但枝叶是自己的。

关于传承

《中国企业家》：贝氏家族传承了十几代，这在中文语境里非常罕见。外界通常关注的是财富和事业的延续，但你如何看待贝氏传承中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贝礼中：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贝氏家族之所以能延续这么久，从来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某一项事业。我叔祖父贝润生有一句话，我从小听到大：“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是一件真事。他把花巨资修缮的狮子林给全体族人享用，在园子里设了贝氏祠堂，旁边捐资建立了贝氏承训义庄，用来赡养、救济族人。他和贝哉安共同捐资在苏州城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幼稚园。这些事发生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有这种观念的人极少。

真正的家族资产是：脑子里的知识、身上的品行、看东西的眼光。房子会旧，股票会跌，但这些东西时间拿不走。

贝氏传承的核心不是“留下什么”，而是“成为什么”。每一代人做的事情不一样：有做医药的，有做金融的，有做建筑的，有做学术的。行业在变，但有一条线没断过：重视教育，重视文化，重视对社会的责任。

《中国企业家》：这种传承对你们做选择的时候有什么实际影响？

贝礼中：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父亲当年在美国做房地产和都市重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一个建筑师去做贫民窟改造、做低收入社区规划，是“不高级”的。但他做了很多年，从丹佛的里高中心到纽约基普斯湾大厦，从华盛顿特区西南重建到波士顿政府中心。他在那些项目里学到的关于城市、关于混合用途、关于公共空间的东西，后来全部进入了卢浮宫、苏州博物馆这样的项目里。

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但他觉得建筑师应该关心这些事。不是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做，是你看着上一代人怎么做，然后你觉得，对，就应该这样。

《中国企业家》：他也从不要求你们子承父业，甚至不希望你们走他的路。这种“不要求”，算不算一种传承？

贝礼中：算，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当年劝我们不要做建筑师，理由很朴素：建筑师是老年人的职业，要到四五十岁才出成绩，过程又慢又苦。这句话听起来像泼冷水，但其实是一种保护——他不想让我们因为“他是贝聿铭”才去做建筑，他想让我们自己找到真正热爱的事。

我女儿世安没有做建筑师，她做艺术史、做档案、做文化叙事。我从来没有觉得她“偏离”了什么。因为贝氏传下来的不是职业，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时间有耐心、对文化有分寸、对人要温和。

父亲用他的“不要求”教会了我们一件事：真正的传承不是让你复制我，是让你找到你自己。

关于变化

《中国企业家》：贝氏深度参与了中国城市建设，完整见证了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你观察到中国城市建设需求有什么新变化？

贝礼中：最大的变化是从增量到存量。过去那个时代，很多地产项目像“cookie cutter”——饼干模具，一个模子压出来，快速复制。那时候建筑师的角色被压缩得很厉害，有点像流水线上的“图纸供应商”。行业跑得太快了，快到大家没有时间认真想一个问题：这块地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

我父亲当年在美国做过很多房地产和都市重建的项目，他是最早做“混合用途”规划的人之一，他在房地产行业的工作经验，让他对城市极其敏感。在他眼里，建筑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城市问题。

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存量更新、城中村改造、工业遗存再利用，其实正是他几十年前在美国做的事。这不是一个新赛道，这是我们本来就在做的事。只是现在市场终于愿意为它付钱了。

《中国企业家》：从政策层面看，城市更新正在变得重要。2025年以来，“好房子”建设也在加速推进。贝氏在存量时代的设计方法论是什么？

贝礼中：不管是城市更新，还是“好房子”，本质上是一件事：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贝氏的方法论没有变，但重心在调整。

存量时代的设计，第一件事是“读懂”。读什么？读一栋建筑为什么在那里，读它的结构逻辑、空间节奏、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和做新建项目完全不同。新建是从零开始，存量是“在别人的句子里写下一个词”。你不能无视前面已经写好的东西。

第二件事是“克制”。存量项目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过度设计”——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加太多东西。我父亲做苏州博物馆的时候，做的就是“减法”。他没有复制苏州园林，而是理解它的底层逻辑，然后用现代语汇重新表达。存量更新也是一样：先理解，再判断什么该留、什么该改、什么该加。

第三件事是“可逆性”。好的存量设计应该考虑到未来的变化。今天加的东西，明天能不能拆掉而不伤害原结构？这个思路和“好房子”标准里提到的“管线分离”“居室可变”是同一个逻辑：为未来的改造预留空间。

《中国企业家》：在存量时代，贝氏的核心竞争力会有多大变化？

贝礼中：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变化。过去城市把功能区切得很清楚：这里是住宅，那里是办公，中间用公共交通连起来。这是上一代人的模型。

现在上班族从家到工作的轨迹完全变了。很多人居家办公，或者在一个楼里解决生活和工作。通勤时间在缩短，但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时间变长了。这对空间舒适度和人居环境的要求反而更高了——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采光、通风、声学、视野、私密性和公共性的平衡，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了。

这带来的其实是更高的设计要求。以前办公空间可以粗糙一点，反正人只待八小时。现在不行了。家要能办公，办公空间要像家一样舒服。贝氏一直以高品质著称，这种趋势对我们来说不是挑战，是机会。

未来，人类不一定会追求特别高的建筑。虽然贝氏非常擅长超高层建筑，但超高层建筑从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方案。当你在上海、曼哈顿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只能竖向发展。未来通勤时间减少，物理空间逐渐缩小，超高层可能不再是解决方案。由此带来的，是我们对生态和模型的重新思考。

《中国企业家》：面对相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贝氏在中国业务还在持续扩张，同时稳步推进全球布局，你是如何平衡全球市场的？

贝礼中：我们的判断标准不是“在哪个市场”，而是“在哪个市场能找到理解好设计的客户”。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存在两种需求：一种是快速建设时期遗留的大量存量需要更新，另一种是新一代业主对品质和文化的追求在上升。这两种需求我们都有能力回应。

我父亲说过一句话：“你要选择客户，而不是选择项目。”这句话在全球任何市场都适用。我们不做投机性的扩张，也不因为短期波动改变长期判断。贝氏在中国不是“进入一个市场”，而是“回到一个文化根源”。这个区别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

《中国企业家》：具体一点，现在中国什么样的项目会吸引你们？

贝礼中：我感兴趣的不是项目的大小，是它的意义。

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些项目，跟公众印象里“贝氏应该做的”很不一样。比如广州珠江边的阅江路碧道步行桥——它就是一座便民桥，很小。但我们在里面塞进了活动节点，让它变成激发江岸城市活力的一个组成要素。你走过那座桥，会想停下来，看江，或者遇到别人。

还有檀汤馆，一个非常小的温泉馆。按以前公众的印象，贝氏大概不会做这么小的东西。但我们评估之后觉得，它有文化特征，而且功能有趣——温泉馆是一个社交场所，是能给人独特体验的地方。

我们根本不排斥“小而美、小而有趣”的项目。其实外界一直有个误解，觉得“贝氏很贵，只有大公司才请得起”。这个印象我理解，但我们自己清楚它不是事实。

贝氏真正“贵”的地方不是报价，是“我们愿意花时间”。我们做步行桥、做温泉馆，利润很薄，但我们愿意做，因为这些问题回答的是更朴素的事——建筑能不能服务普通人每天的生活。

和贝氏合作，第一步不是看预算，是看我们是不是在想同一件事：这块地要不要为下一代留点什么？光、风、人、记忆能不能同时被尊重？理念上的共通，比合同金额重要。想法对了，一座便民桥也是贝氏；想法不对，一栋摩天楼也只是生意。

《中国企业家》：如果把这理解为贝氏现在强调“普适性”和“可及性”，这和你父亲的理念之间是什么关系？

贝礼中：好的设计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贝氏做了很多小的项目，不是因为大项目没有了，是因为我们想做一些更直接地服务于普通人的空间。一座桥让人愿意停下来看江，一个温泉馆让人能有一个独特的社交场所，这些事的意义不比一座地标建筑小。

我父亲当年和艺术家合作，和社会活动家合作，和工程师合作，不是因为那些人“够格”和他合作，是因为他相信好的空间需要不同的人共同创造。我们今天和业主聊项目，很多时候聊的不是“贝氏能给你什么”，而是“这个空间应该让谁受益、怎么受益”。这个对话一旦建立起来，项目是大是小，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关于“新居住”

《中国企业家》：你如何看待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居住需求是否会反过来影响建筑设计的方向？

贝礼中：我们看到很多技术已经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面对很多变化。我虽然不知道年轻人会如何应对，但很明确，他们在试图改变老一代人留下来的生活方式。

我注意到现在年轻人的居住选择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把“时间成本”算进房子里，通勤便利性超过了未来发展潜力，成为最核心的住房判断标准。与此同时，健身房、绿地、咖啡馆、宠物友好度这些“情绪型配套”正在变成新的刚需。如果贝氏参与居住项目，我们会关注的是：如何在有限面积内创造真正有品质的生活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堆砌配置。

接下来，贝氏会有很多尝试，这里会有很多试错，迭代越来越快，但也会更快被纠正。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居住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作为一个以公共建筑见长的事务所，贝氏如何看待居住领域的机会？

贝礼中：他们变得更实际了。上一代人要的是地段、面积、面子、升值；新一代人要的是通勤短、邻里真、采光好、能居家办公、社区有活力。他们不愿意被“坏空间”绑架。

这让我想起我父亲1958年做的“螺旋公寓”。他用灵活的楔形模块去适应不同家庭规模，预计施工成本比传统方式省近20%，被媒体称为“美国公寓设计中最具想象力和革命性的典范”。很遗憾，它最终没有建成。

但那个理念今天看一点都不过时：住宅应该是可变的、可负担的、能跟着家庭生命周期走的。

所以我心目中未来的好住宅，不是更大，而是更轻——轻在负担，轻在维护，轻在能耗。户型可以改，底层有店铺和绿地，社区有真实的公共空间，运营三十年也不会变成业主的噩梦。建筑师应该去研究这些真实的需求，而不是只盯着豪宅的炫酷造型。

关于技术、AI与低碳

《中国企业家》：建筑行业的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很大比重，贝氏在可持续设计方面有什么系统性的方法论？

贝礼中：建筑业脱碳需要时间，但当下减少隐含碳最直接的方式，是保护和重复使用现有建筑，以及尽可能使用当地材料。

香山饭店是一个早期的例子。我们提取当地传统建筑的精髓，用本地材料，减少了进口材料的生态低效性。苏州博物馆同样大量使用了苏州本地的砖材与灰泥，减少了对高能耗现代建材的依赖。

还有一个我们在海口项目中尝试的做法：重新利用中国大量存在的灰色胡同砖。这些砖本身是回收材料，我们将其制作成砖雕屏风，既作为建筑外围护，又提供遮阳功能。这种思路的本质是：把“可持续”从一项技术附加物，变成设计语言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家》：你如何看待AI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贝礼中：AI确实在让很多事情变快。画图快了，比选快了，模拟快了。但“快”本身不一定是好事。建筑的生命周期太长——你用三个月画完的图，建出来要活五十年、一百年。如果因为工具变快了，你就跳过思考的环节，那最后建出来的东西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觉得在AI时代，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方式去承载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技术越往前冲，人越需要回头看——看我们的城市到底需要什么，看我们的文化根脉在哪里，看那些慢工出细活的东西为什么值得保留。

AI能替代70%的重复性劳动，但替代不了对场地的直觉、对文化的分寸感、对人怎么使用空间的判断。这些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是数据库能给你的。

这会倒逼建筑师回到最核心的位置。过去几十年建筑师被异化成“图纸供应商”，因为大量时间花在出图上。AI把这部分拿走了，建筑师终于可以回到他本该做的事——理解问题、整合技术、判断文化、对人的生活负责。

AI能生成一百张好看的图，但它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空间要让人想坐下来。这个“为什么”，就是建筑师未来的全部价值所在。

贝世安访谈

《中国企业家》：你童年就跟着祖父、父亲来过中国，时隔多年再次回到苏州狮子林，会唤起你哪些私人的家庭记忆？

贝世安：九岁时我第一次到苏州博物馆，不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鞭炮、礼花，很多人。现在我知道了，那件事对苏州、对我们家族意味着什么。

祖父总是把苏州叫做“我的心脏”。我从小就知道苏州是我的故乡，是我家族来源的地方。再次走进苏州博物馆，看到馆内川流不息的人潮，我才真正理解：祖父不会知道，今天有多少游客来苏州博物馆，只是为了见一见他的“小女儿”。这个地方是我们家族情感与归属感的汇集之处。

《中国企业家》：你在大学花了四年时间研习艺术史，那时也开始创业，后来又开始做档案梳理，这几件事的联系是什么？

贝世安：毕业时艺术品市场确实不景气，但这反而让我有时间去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大学时就开始创业，第一份创业是带小朋友去博物馆、艺术中心，带他们学习艺术。那件事让我意识到，我对“让人理解艺术”这件事的兴趣，大过对“艺术市场”的兴趣。

后来爷爷去世，遗留了很多文稿。我作为最亲的孙女，为家族梳理文稿，同时发现了建筑艺术的魅力，它让我把很多分散的兴趣收拢到一个核心上。现在我在给大型博物馆做文案的归档、梳理资料等工作，本质上还是在做同一件事：让人理解艺术，让艺术进入更多人的生活。

公众看到的贝聿铭是“建筑大师”，是“现代主义最后的大师”。但在那些手稿和物料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极其耐心的人。他会反复修改一个细节，反复画同一个空间的不同可能性。那些纸上有他犹豫的痕迹，有他推倒重来的痕迹。

这些一手资料让我理解了一件事：所谓“天才”，其实是无数次的试错和坚持。这个认识对我影响很深。它让我不再害怕“不确定”，因为我知道，不确定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理解了他说的“建筑是我最大的减法”。他不是在做加法——不是往建筑上堆东西——他是在一层一层减掉多余的、不重要的、不诚实的部分，直到最后剩下的那个形态，刚好就是它该有的样子。

带小朋友去博物馆，本质上是在帮他们建立“看”的能力——怎么看一幅画、一座建筑、一个空间。这需要你把复杂的东西翻译成孩子能懂的语言。而整理祖父的档案，也是在翻译——只不过翻译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公众，从艺术史变成了建筑史和家族记忆。

《中国企业家》：在你看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贝氏能做什么？

贝世安：我注意到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年轻人对空间的期待变了。他们不再把房子看成“资产”，而是看成“生活的容器”。他们关心的是：这个空间能不能让我的日常更顺畅，能不能让我的情绪有地方恢复，能不能让我和别人的连接是真实的，而不是表演的。

祖父那一代人做建筑，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我父亲那一代，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到了我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世代，要解决的是“适不适合”的问题——这个空间是否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是否适合我这一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

AI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可能性。档案的数字化、虚拟展览、互动叙事，这些工具可以让建筑背后的思考过程被更多人看见，让空间的意义以更轻盈的方式传递。

我对“新业务”的想法，本质上都是围绕生活方式。年轻人更需要的或许是能进入日常的东西：怎么在家里安排光线、怎么在小区里找到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怎么让孩子对传统更容易接受。所以我在想的方向是——贝氏生活艺术馆、社区级别的小文化空间、用AI把祖父的档案做成青少年能参与的东西，甚至跟移动空间结合。

但前提是：技术是服务于理解的工具，不是理解本身的替代品。祖父花了一辈子时间研究材料、研究光线、研究场地的历史。他做这些事的耐心和深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如果技术让人变得更浅、更快、更不耐心，那就本末倒置了。

《中国企业家》：你提到希望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贝世安：这份理念很大程度来自于家族成长的熏陶。贝氏就像一棵树，也像一把伞。

这是我在整理家族资料时慢慢形成的感觉。贝氏几代人，每个人走的路也不完全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散，但其实根都在同一个地方。伞形结构就是这个意思。伞柄是家族的根——苏州、狮子林、六百年的记忆。伞骨是不同代际、不同专业的人。伞面打开之后，每个人在不同的方向撑开，但力量都来自中间那根柄。我在做档案、叙事、文化连接，这些也是伞骨的一部分。

要做桥梁，是加固原有的桥，还是新建一座桥？我认为兼具。

虽然我不是建筑师，但我经常待在事务所里，看父亲和团队怎么工作。他们的灵感还在迸发，新的项目还在出来，我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如此。

我做的事情是另一层——把那些建筑背后的故事、手稿、思考过程，翻译成公众能接触到的形式。这本身就是一座桥：连接贝氏的设计和公众的理解。祖父用建筑说话，我用档案、文字、策展来延续同样的对话。他说“建筑是一场漫长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与场地的对话，与光影的对话。我做的工作，也是对话——与档案对话，与观众对话，与未来对话。

贝氏从最早的金融、实业走到建筑，现在到了我这一代，又多了一条线。不是颠覆，是生长。

《中国企业家》：作为贝氏后代，外界的标签化你怎么处理？

贝世安：这个标签确实会带来压力。别人看你的第一眼，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你姓什么。有时候你的成就还没被看见，姓氏已经先被评价了。

但我也慢慢学会了一件事：标签不是枷锁，是入口。别人愿意听你讲苏州，讲文脉，讲家族故事，这本身是一种特权。你要做的不是撕掉标签，而是往标签里注入新的内容——让“贝氏后人”这四个字，在你身上长出跟祖父、跟父亲不一样的意义。

《中国企业家》：你对新技术、新媒介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怎么看？在AI时代，你对那些新出现的商业模式感兴趣吗？

贝世安：AI产生了很多新的可能性。我们也在拥抱AI，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方向。我们也许会有一些新的业务出现，或许跟民众的生活方式有关，也或许跟时尚有关。

但有一个前提我很在意：技术是服务于理解的工具，不是理解本身的替代品。祖父花了一辈子时间研究材料、研究光线、研究场地的历史。他做这些事的耐心和深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如果技术让人变得更浅、更快、更不耐心，那就本末倒置了。

我认为，未来的年轻人要去思考自己结合AI的方式，从传统中寻找启发，尤其是在当下比较激烈的社会演化中。我认为关键不是追逐新的技术本身，而是理解年轻人真正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是连接感，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同时又能以自己这一代人的方式去表达。

《中国企业家》：你最希望未来外界记住的是什么？

贝世安：我希望他们记住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连接方式。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东方和西方，连接档案和人。祖父用建筑做了这件事，我用我的方式继续做这件事。

如果有一天有人提起我，我希望他们说：她帮我们看到了贝聿铭背后那一面——那个会反复修改窗框比例、会在素描本里写“for the ages（传世经典）”、会在家里安静读报纸的普通人。

传统不是背着过去走路，是把老根接进新生活。我想做的，就是那个接口。

崔仁圆访谈

《中国企业家》：在贝氏中国区看来，存量时代除了设计品质之外，更关键的是什么？贝氏是否在探索新的服务模式？

崔仁圆：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共识：城市建设已经从增量走到存量了。但存量时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改得更好看”，因为品质提高是常识，而是改完之后，谁来运营这个空间。

空间是有生命的。它需要有人持续带来新的内容，做“点穴”式的小更新，而不是改完就交给物业。时代变化非常快，AI又在加速这种变化，人的需求三五年就换一茬，所以运营团队的认知非常重要——他们可能比设计师更直接地决定这个空间十年后的样子。客观地说，在中国，甚至在全球，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优秀的运营团队。

崔仁圆

这就带来一个新的课题：设计团队不能盖完楼就走。未来建筑设计周期会拉得很长——前面是建设，后面还有漫长的运营。很可能出现一种新的订单：运营过程中，业主持续向设计团队购买“售后服务”，请我们和运营团队一起配合，随时调整这个空间。

贝氏已经开始尝试这样的服务模式了。说到底，好的运营，才能让存量时代的建筑守住“为人服务”这个底线。

《中国企业家》：在AI快速迭代的今天，贝氏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团队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崔仁圆：贝氏一直很注意全球的发展，我们有一句话，叫“design for the future”——为了未来而设计。这个“未来”是什么？是未来50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不是新口号，我们几代人一直在想这件事。

我们和国内的大模型公司、AI专家保持着紧密沟通。越沟通越确认一件事：AI能替代很多事，但它替代不了你的品味，替代不了你对生活方式的判断。这是两码事——它知道一百种客厅的布局，但它不知道哪一种布局能让一个年轻人下班以后真正松下来。

最近网络上有个说法我很关注，叫“高性价比的人生”。你仔细看，这其实是生活方式的论调。年轻人开始认真计算：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日常，才配得上花出去的时间和钱，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觉悟。

所以回到问题上：建筑设计团队的竞争力在哪里？工程设计水平当然重要，但那个门槛大家都在过。未来真正的竞争力，是你能不能提供一种好的生活方式。贝氏是一家有品位的公司，也非常懂生活——我们相信，这会成为下一代建筑师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