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传》6.28羊使君巷

卷六、鲁西古迹说胜境

6.28羊使君巷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的运河景观带，有着光岳楼、山陕会馆、护国隆兴寺等知名古迹建筑，距离山陕会馆北面不远有一条聊城历史老街，在本地享有崇高声誉，世代相传。这是一处历史上聊城百姓抗击洪水，纪念先贤的人文街区。

这条历史老街就是著名的羊使君巷，又称羊使君街，羊使君巷全长仅有两百多米，东至运河西岸，西连米市街。因为毗邻运河，在明清时期，曾是东昌古城外人流量最大的街巷，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羊使君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王朝的一名地方官员，使君是百姓对父母官的称谓，根据“羊”姓，可以断定羊使君祖上出自泰山脚下，是泰安羊氏一族的后人。根据康熙三年《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记载：

后晋开运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没，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垫溺，愿以身代，乃投水而死。

意思是在后晋开运二年，担任博州主官的羊使君，遭遇洪水来袭，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堵死洪水倒灌的缺口。羊使君便对上天做了祭祀祷告，随即跳入洪水，希望以死封堵溃口，换取百姓的平安，羊使君也死于这场洪灾。

其实羊使君跳入洪水是否能堵住堤岸缺口，都无法改变汹涌无情的恶浪，但是这种为了万民安危，慷慨赴死的壮举，丝毫不逊于屈原投江的意义，深深感动了博州的百姓。

相传羊使君的尸体在一个街口的小桥南被发现，因此那条小街便命名为羊使君街，也就是今天的羊使君巷。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赵光义的次子，陈王赵元佑途经博州，因为博州设有羊使君的祠堂。使得赵元佑得知了羊使君的故事，令其感慨万千。在《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记载赵元佑咱谈道：

“身为牺牲，於洪水水势难消，没而水止，民思其仁，立祠以祀.呜呼,伟功不书於史。”

北宋时期，因为博州城这个位置，时常遭遇洪水袭击，不得不把百姓迁徙到孝武渡以西，现在聊城水上古城的位置，羊使君的祠堂也随之迁移到龙湾河的河边上。

从此聊城百姓为了祈求风调雨顺，避免洪灾，年年都要祭祀羊使君祠堂，祈盼羊使君的祠堂一直护佑聊城。历经金、元、明三朝，继而到了清朝初年。《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记载：

顺治庚寅黄河决荆隆口，溃漕河而北，使君祠遂漂没无存。

清朝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黄河荆隆口决堤，洪水冲毁运河堤岸，向北奔涌，羊使君的祠堂也同样被淹没。

荆隆口又称作金龙口，位于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二十里，这次水势沿着黄河流域，一路冲向西北，再度水漫聊城。聊城当地的人们始终记得羊使君祠的大概位置，每次走到故地，都会指出旧址所在。《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记载路人过往说道：

“此羊使君祠也。”

由此羊使君只身渡溃堤的故事被不断传扬，从而成为聊城当地的千古美谈。

到了顺治年间后期，一位方公的到来，再次被羊使君的故事所感动，毕竟这是聊城人心目中的屈原，承载着鲁西百姓太平安康的寄托，方公便再建了一处羊使君祠，继续颂说着这位舍身堵溃堤的名臣。在《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记载：

胄监方公开基居於河干，去祠基不数武，概然庀材鸠工创造三槛，设使君木主，以为有司至祭之地。建大门榜曰羊使君祠。

意思是这位方公是国子监的太学生，在聊城县城新建了一处宅院，距离羊使君的旧祠遗址相距很近。他自费出钱为羊使君修建了三间有门槛的馆舍，设为纪念之地，方便官方、民间的纪念活动，并题名为羊使君祠。

在清朝初期，在方公的倡导下，羊使君的影响力又重新增长。因为聊城百姓刚刚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替，经历过明末那个积重难返的乱世，士人更渴望新的王朝能带来新的气象，再遇像羊使君那样为百姓安危，敢于舍生赴死的父母官。

因此，方公重建羊使君祠得到了当时很多士人的支持，羊使君的历史故事和人文影响，开始融入民间文化。在《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记载：

后建数楹为其子弟别墅，时供香火，遂使湮没无存者一旦鼎新，使非方公之好，义不至此。

意思是方公后来在羊使君祠又建立了数间民房，供方家人自己居住，并且由家人负责祠堂的日常管理和修缮。重建祠堂这件事，并不是方公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当地百姓都支持热衷的事情，羊使君的大仁大义对当地人的影响太大了。

能对羊使君这位先贤念念不忘的只有聊城百姓，而能一次次抹掉羊使君历史记忆的却总是洪水。大约在民国二十六年，聊城又遭遇了一次洪水，羊使君祠再次坍塌。

从历朝的历史记载来看，聊城地区但凡遭遇黄河流域的水灾泛滥，洪水无不是自西向东，一路奔涌，从西汉的金堤溃决开始，到清朝顺治年间荆隆口决堤，聊城屡受水患之扰。所以羊使君长期在世人心中难以忘怀。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祭祀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口口相传的赞誉，远胜过那虚无缥缈的香火青烟。就如《梁九元重建羊使君祠堂记》中记载：

嗟乎，使君至今已七百余年，史犹逸其名。

历史承载了羊使君的无尽美谈，无论七百年，还是八百载，他都是给予聊城百姓最多感动的人物，至今依旧可以牵起时间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