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公71岁，是整条村出了名的老不正经，婆婆走后他更不装了

楔子

我们村后坡上有棵老槐，树龄比村里最年长的人还要大出好几轮。

没人说得清它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只听老辈人讲，光绪年间那场大水，半村房子都冲塌了，那棵槐树还立在坡上，连根都没动过。树干粗得三个大老爷们张开胳膊都抱不拢，树皮皴裂，像写满了谁也读不懂的老账。每年一到春末，槐花就一串串坠下来，白得晃眼。风一吹，花瓣扑簌簌落满土路，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连鞋底都沾了香。村里的狗最爱拱槐花，拱得满鼻子白粉。小孩儿也爱，抓一把塞嘴里，甜丝丝的，像偷了蜜。

我们家那口子沈建国小时候就常干这事。他说有一回他偷摘槐花，被他妈崔凤珍逮住，他妈拎着笤帚追了大半个村，最后没舍得打，只揪着耳朵训了一顿，说花儿也有命，你摘了它，它就不能老死在树上了。

我婆婆就是这么个人，心软，嘴硬。

我公公沈长顺，活了大半辈子，没跟谁红过脸。年轻时候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村里人说他像那棵老槐，风来了，雨来了，都自己受着，不吭声。

可自打婆婆走后，他就变了。

变得让人认不出来。

婆婆走的那年冬，雪下得邪乎。从腊月二十三一直下到除夕，村口那根电线杆都被雪压歪了，广播里喊着让各户注意防冻。我公公就是在那个冬天，像是把从前裹在身上的那层壳子，整个儿蜕掉了。

初春头一回回暖，村里人就发现他穿了件蓝底白花的老布衫，在院子里锄地。那件衣裳是他娶婆婆时做的，压了快五十年箱底，袖口都被虫蛀了，他翻出来自己补上，穿上，还对着窗户玻璃照了照。

有人路过院门口，看见他那样，吓了一跳，说长顺，你这是中了啥邪？

公公直起腰，笑着说：没中邪。就是想通了一个理。

问他想通了啥。

他说：人这辈子，前半辈子活给别人看，后半辈子总得活给自己一回。

那人没听懂，摇摇头走了。

后来又过了些日子，公公的名声在村里就变了味道。先是有老太太看见他蹲在墙根嗑瓜子，跟几个后生媳妇说笑，说你们年轻姑娘不知道，我年轻时也俊过，赶集的时候，后坡镇的闺女们排着队往我篮子里塞花。后来又有人看见他在村口石碾上坐着，跟东头的寡妇翠翠说笑话，说得翠翠捂着嘴笑个不住。再后来，干脆有人当面叫他老不正经。

公公听了也不恼，反而笑着接话：正经了大半辈子，也没看出什么好来。不如换个活法，试试不正经的滋味。

这话传开以后，村里人更拿他当笑话了。

我是他的儿媳妇，按理该劝劝他，可每次回村看见他那副样子，心里总犯嘀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男人沈建国在县上开货车，脾气直，面子薄。有一回从镇上回来，听他大姐说，有人背地里给他爸编了个顺口溜，叫什么长顺爷，老来俏，穿了花衫满村跑。建国当场气得脸都黑了，饭也没吃，开车就回了村，要找他爸算账。

可他进了院，站在槐树底下，看见他爸正蹲在地上，给一棵蔫巴巴的月季苗浇水。边浇边说话，声音很低，像跟人拉家常。

他说：凤珍，你看这棵月季，是咱俩那年从集上买的。你嫌贵，说你一个土老婆子养什么花，可我还是买了。你嘴上骂，背地里天天拿淘米水去浇，浇了一年多，开得可好。后来你走那年，我没顾上，差点旱死。今年我给它救回来了，你说，是不是该给它鼓鼓掌？

建国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他后来说，那次他爸说的话，让他心里像被什么猛砸了一下。说他忽然明白了，那件花衫，那些笑话，那满村的风言风语，也许都不是老糊涂。

是一个活着的男人，怕屋里的灯，一个人熬不过长夜。

第一章 院里花事

去年清明前后，我又回村送化肥。

我公公一个人住在后坡那座青砖院里，我隔半个月去给他送袋米面，捎两斤肉，顺带看看他灶里的煤火断了没有。

那天进门，先看见院墙根多了一排东西。

整整齐齐，像列队似的。有破搪瓷盆，有豁了边的瓦罐，有漏底的水桶，还有不知道从哪儿拾来的半截塑料水槽。全都填了土，种着各样东西。指甲草长得泼辣，紫红的叶茎蹿了半尺高；太阳花黄一片红一片，开得密密麻麻，像谁把碎布头撒了一地；墙根还爬着几棵野月季，刺粗叶厚，花骨朵刚鼓起来，像攥着拳的孩子。

我公公蹲在那排花前头，拿着一根小木棍，正给一株指甲草松土。他穿着件旧蓝布衫，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红背心的一截边，后颈晒得黑红，脊背上那道弯弓一样的弧度，看着我心里一酸。

我喊了声：爸，我给你带了两袋面，搁堂屋里了。

他回头，嘴里嗯了一声，手里的棍子没停：放下吧，别搁潮的地方，柜里有蛇皮袋子，你先垫上。

我说：你种这些花干啥？从前你也没碰过这些东西。

公公笑了笑，牙缺了一颗，笑起来漏着风，反倒显得孩子气：你妈在的时候，我不碰。她嫌我糟蹋东西，说好好一块地，种什么庄稼不好，种这些个草，又不能吃。可其实我知道，她也爱花。有一年她在镇上买了三棵死不了，种在窗台上，天黑就拿手电筒照着数花苞。后来她走了，那些花没人管，全冻死了。我寻思着，我要是再不种，这院子里连她一点念想都留不住了。

我没接话，进屋放下面。灶台倒是很干净，看得出天天擦过，边缘却火花燎过，斑斑驳驳。我伸手摸了摸暖水瓶，是温的，知道他没亏着自己。

堂屋正中央的方桌上，摆着婆婆的照片。

黑白照，婆婆穿着那件藏蓝夹袄，头发抿得油光发亮，眼睛不大，却亮亮的，嘴抿得紧紧，像随时要开口数落谁。照片前面，放着一小碟炒瓜子，一杯还冒着热气的茶水。

公公端着花棍进来，走到桌前，没接话，先弯腰把茶碗转了半圈，让茶柄朝着照片，闷声说：今儿天好，我又给你浇花了。你那棵月季活了，别惦记。

他说这话，那语气，自然得像跟一个活人商量晚饭吃什么。

我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面袋的绳头，眼圈不知道该往哪儿搁。

后来我去西屋帮忙扫了扫灰，看见炕头叠着几件衣裳，最上面那件，是婆婆生前穿过的灰布外衫。洗得发白，补丁叠着补丁，可叠得板板正正，还压了个枕头。

他说那是他每天睡觉前，放在枕头边的。摸着那件衫子，就觉着人还在炕的那头，呼吸声还在。

我头一回意识到，公公那些让人背后嚼舌头的举动，也许都不是闲事。

他是一个人，太久了。

第二章 村口风言

我们村叫槐树坡，位置偏，百十户人家，谁家鸡多下一个双黄蛋，不出半天就能传遍全村。村里没有秘密，只有没来得及讲的闲话。

公公的变化，自然成了茶余饭后最便宜的谈资。

东头的陈二嫂最是热心这类话题，逢人就讲：你们可没见，老长顺前天又蹲在石碾上，跟老云家那寡妇翠翠聊了半个钟头。翠翠笑着拍他的胳膊，他也不躲，还往人跟前凑，老不知臊的东西，我看着都替他害臊。

有人问：凤珍才走几年，他就这样了？当初凤珍在的时候，他多老实一个人，连跟女的站一块儿都不自然。

陈二嫂嗑着瓜子，说：谁知道呢？兴许是老房子着了火，老树开了花，人都这样，管他七十一还是八十一，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反倒藏不住心了。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镇上菜市场买菜。卖豆腐的刘婶拉住我，压低嗓门：你公公的事儿，你知道不？

我说哪事儿？

她说还能哪事儿，他天天站村口，逮着谁跟谁说笑话，有时候还拉着人家老太太袖子，说要教人家扭秧歌。你们家也不管管，日后传出去，你们脸上也没光。

我提着一兜豆腐，站在菜市场门口，心里五味杂陈。思前想后，还是没直接去跟公公较劲，只等建国晚上回来，把话学了一遍。

建国正脱外套，听了，把外套往沙发上一甩，脸登时就沉了：我还没吃饭，你就给我添堵。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妈走了没几年，他倒好，比小伙子还风流。你说他这样，我开车在路上，碰见村里人都得绕着走，怕人家问我你爸可真潇洒。

我劝他说：你觉得他丢人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一个人住那院子里，每晚开一盏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建国坐下，半晌没吭。

后来他自己闷了一瓶啤酒，忽然开口：其实我不是嫌他找人说话，也不是嫌他跟谁走得近。我是……我是觉得，妈走了，他就应该难过。应该像咱们一样，心里空了一块。他要是难过，就说明他惦记妈。可他天天这样，满脸笑，满村跑，我就觉得，他好像把我妈忘了。

他说完这句话，把啤酒瓶捏得嘎嘎响。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不是嫌恶，是心疼。他怕他爹把妈放下了，怕那个家里，他妈留下的痕迹，被新的笑声盖住了。

过了几天，我还是找了个由头，去村里看公公。

他正在院门口劈柴，胳膊抡起来，斧子下去，咔嚓一声，柴禾裂成两半。他劈得利索，见我来，把斧子往木墩上一插，擦了把汗，说：建国呢？他没跟你回来？

我说他跑车呢。

公公点点头，又蹲下，把劈好的柴归拢到墙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站在旁边，看着他那背影，忽然开口：爸，你跟翠翠婶说笑的事儿，村里传得挺难听的。

公公手没停，回了一句：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还这样？你不怕人家戳你脊梁骨？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看着我，眼睛还是那种笑盈盈的样儿，可底下的东西，让我没法把话接下去。

他说：我是怕人家不戳。

我愣住了。

他说：你妈还在那会儿，我也怕人戳脊梁骨。怕人说我溜门搂媳妇，怕人说我扒灰。所以我走道目不斜视，说话低着嗓门，跟女同志对面走，都贴着墙根避。你妈骂我，说长顺你就是个木头。

他顿了顿：可你妈走那天，我守着她，她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是——长顺，你真没意思。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公公接着说：她说我真没意思，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连个笑话都不会讲，连个红衣裳都没给她扯过，连句好听的话都从没说过。她是在骂我，可我知道，她是在心疼她自己。她一辈子跟着我，苦熬苦作，到走都没享过一天的福，连一句体面话都没挣着。

他说：所以我现在想开了。她嫌我没意思，那我就活得有意思一点。她没了，看不见了，可我自己知道，她想要的那种日子——我替她过着，她看不见，我也替她过着。

他说完，重新抄起斧子，继续劈柴。

我站在院里，听着那一声一声的木柴裂开的响动，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说不清是酸楚，还是滚烫。

第三章 旧日铁盒

八月的一天，建国难得连休两天，赶回村里给公公翻修偏房的房顶。

那间偏房年头太久，瓦片碎了不少，一落雨就漏得像筛子。公公在炕上躺着，烫了壶酒，拿脚指头指挥建国指东指西。

我上不去屋顶，就帮忙搬瓦，又去清理偏房里头的杂物。

刚清到墙角，一个铁皮盒子从横梁旁边掉下来，哐当一声砸在水泥地上，盖子摔开，里头的东西撒了一地。

我蹲下捡，先看见几张泛黄的粮票，票面印着五市斤的字样，边角还夹着半截火柴盒，上头的字迹已经洇得看不清了。

再往下翻，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边缘卷了毛，但画面还清楚。公公年轻时候，瘦长脸，眼睛大，下巴上一道风霜留下的细褶子，穿了件白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站在公社照相馆的那块蓝天白云背景布前面，身子僵得像根棍。

旁边是婆婆。

两条黑色粗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绑着红头绳。穿了件碎花布的斜襟衣裳，崭新崭新，一看就知道是专门为了拍照做的。她在笑，可笑得有点羞涩，头微微低着，一双眼睛偷偷侧过来，看着公公。

她一只手，攥着公公的袖口。

那个动作太轻了，轻得像怕被人发现。

我拿着照片看了一阵，喊建国从房顶上下来，说：你看这个。

建国顺着梯子下来，接过照片，愣了：这拍的？我都没见过。

他喊他爸：爸！你过来看看！梁上掉下来个盒子，里头有你和妈的相片。

公公从炕上坐起来，慢慢走过来，接过照片。他看了很久，久到照片边缘上的卷毛又被他的手指捋平了一些。

他说：订亲那年拍的。正月初八，你姥姥家在镇上给我们定的亲。你妈那年十九，我二十一。照相馆三块五一张，她嫌贵，说三块五能买二十个鸡蛋，不如扯两尺布做件衣裳。我说一辈子就这一回，拍吧。

建国问：那后来呢？妈怎么没提过这张照片？

公公笑了一下，说：拍完她就后悔了。到家一看照片，说照得不好，把她拍老了，辫子也照歪了，腰也照粗了。她拿照片往箱底一压，再不提。我也就没敢提。

我们站在偏房门口，阳光从补了一半的房顶缺口漏进来，照在照片上。公公抬起手，用指腹轻轻蹭过照片上婆婆辫梢那根红头绳，声音低下去：

她这一生，就照过这一次相。

后来生孩子的时候，我领她去镇上医院，路过照相馆，她站那门口看了半天，没说啥，后来走远了才问我：你说，咱俩的那张照片，要是能再拍一回，就好了。

我说那咱就拍。她从兜里掏出一块五毛钱，数了又数，最后摇摇头，说算了，省着给娃买奶粉吧。

公公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笔画很青涩，但不歪，一笔一画，写着：长顺与凤珍定亲志念。

他说：这字是你妈写的。她小学上了四年级，认识的字不多，但她说一辈子就写这一回，不能写错。

我们没有说话。

后来那个铁盒子被公公拿进堂屋，放在照片底下。他没再锁起来，说，以后想看了，就拿出来翻翻。

那天傍晚，建国修完房顶，坐在院子里抽烟。烟抽到一半，他忽然说：我小时候，老觉着妈管我管得严，爸又闷，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时候我最羡慕人家爹，能跟孩子一块儿踢球，能搂着孩子出去赶集。我家呢，爸就知道闷头干活，一句好话都没有。

他说：可今天看了那张照片，我才知道，爸也不是天生就这么闷的。

他没再往下说，只把烟屁股踩灭了，站起来去水缸边洗手，洗着洗着，忽然用袖子擦了一把脸。我装作没看见，转身进屋去锅里添水，给他下了碗面条。

第四章 红布成褂

入秋以后，天气凉得快。公公的腿脚开始不大利索，老寒腿到了换季就疼，半夜常听见他在炕上翻身，压得炕席嘎吱响。

尽管如此，他还是天天往外跑。

村里人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蓝褂子，裤腿扎进解放鞋里，走道一瘸一拐但带着一股子风。他把头发拿水抿了抿，刮了胡子，精神得像刚换了个人。

那天我回村送过冬的煤钱，一进门，看见他正踩缝纫机。

那是一台老上海牌缝纫机，婆婆留下的，几十年没动过，皮带都松了。公公半蹲在机子前面，拿着一块红底碎花的布料，往机针下送，脚踩一下，停一下，那布料走得歪歪扭扭，像怕把针脚踩疼了似的。

我凑近看那块布料，花色很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

公公抬头看见我，自己也知道踩得不好，笑着解释：这是我准备做一件小褂，赶明年庙会穿。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块料子：这是……

公公说：你妈留下的。那年她刚查出病，我们去镇上买药，路过布店，她站住了，看了半天这布料，说颜色喜庆，要是有钱，做一件褂子穿，多精神。我当时说买，她死活不让，说药费还紧着，省一分是一分。后来我背着她，跑到布店里偷着扯了七尺，藏在家里柜底，想着等她病好一点再做。可她的病一直没好，这布料就一直压着，压到现在。

他踩着缝纫机，机头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他手里那块红布慢慢往前挪，像一条浅浅的河。

我说：爸，你这是要自己做？

公公说：我找过镇上裁缝铺的老张，人说我给你做，手工六十。我一琢磨，六十块钱能买二十斤挂面，还是自己来吧。再说，你妈这料子，我也不想让别人碰。

那台老缝纫机的针脚到底还是歪了。

公公试了几次，拆了几回，拆得布上钉出一排排针眼。我看不过去，说你要不等等，我拿回镇上，找老张媳妇给你扎。

公公摇摇头，把针重新纫了一次，说：回镇上老张那儿，是别人的手艺。我做歪了，也是我的手。你妈她不会嫌弃的。她一辈子就知道数落我，可从来不会嫌弃我。

那件红褂子，他断断续续缝了半个月。

完工那天，他穿在身上，对着洗脸盆里那半盆清水照了照，又走到堂屋，对着婆婆的照片转了个圈，嘴里说：凤珍，你看，好看不？料子是你选的，手艺是我的。你放心，我穿不出去，我给你收着，等庙会那天穿。

他那件褂子，红底白花，纽子是用布条拧的疙瘩，整件衫子歪歪扭扭，可穿他身上，被他那一笑，像是忽然有了精神头。

第五章 庙会风波

庙会那天，天湛蓝湛蓝，风也温软。

槐树坡的庙会是老传统，请了镇上草台戏班，搭了个彩棚，唱三天。周边十里八村都来赶热闹，卖糖葫芦的、吹糖人的、套圈的、耍猴的，挤得村里的土路上全是人。

婆婆在的时候，是庙会的头一份积极分子。每到庙会，她就提前半个月翻箱倒柜找衣裳，把箱子底都翻个底朝天。有一年她愣是把一件压了十年的涤卡褂子找出来，洗得干干净净，头天晚上挂在院里晾，第二天穿上，拉着公公去戏台底下站了一天。公公嫌吵，她就捏着他胳膊，说不许走，你看这唱得多好。

婆婆走后，我以为没人再提庙会这档子事了。

可是庙会那天清早，我在镇上的院里还没起来，就听见门口有人喊：他婶！他婶！我起来一看，是村东头的二喜骑个摩托车，车把上挂着一个花布袋，朝我喊：你快回村看看你公公去吧！

我吓得心一紧，问咋了？

二喜说：他今天一大早就把那件红褂子穿上了！坐在戏台底下第一排，还拿个蒲扇，一边摇一边跟旁边人聊天！村里人都围着看呢！

我松了半口气，又提了半口气。连忙换好衣裳，拦了辆去镇上的蹦蹦，赶到村里。

到了村口，远远就看见戏台底下一团红。

公公端端正正坐在一条长条凳上，穿的就是他缝的那件红底白花小褂，底下配了条灰色涤卡裤子，脚上一双新买的千层底布鞋。头发梳得精光亮，还用热水泡了头，拿篦子梳到脑后。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是红糖水，正跟旁边一个老太太说话，说一句笑一声，露出缺了的那颗牙。

人群里议论纷纷，有笑的，有摇头的，也有夸他精神好的。

我站在人群后头，没有立刻上前。我看着他在戏台底下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红褂子被风吹得鼓起一角，露出里头一截白棉布汗衫的边。他手里那缸子红糖水，热气袅袅。

正这时，建国也来了。他应该是接到谁的报信，货车停在村口，人一路小跑过来，先看见我，问：他真穿了？

我没说话，朝戏台底下努了努下巴。

建国转头看去。

他爸正仰头跟台上唱戏的花旦打了个照面，那花旦一声高腔拖出去，公公竟也跟着晃头晃脑地哼了一段。他哼得荒腔走板，惹得周围一圈人哈哈大笑。他不在乎，笑得比谁都响。

建国站在那儿，两只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他跟我低声说：我把人叫回去。

我说：你叫回去，然后呢？

建国说：什么然后？

我说：他高兴，就让他坐那儿。你把他拽回去，他心里空落落的，一个人在炕上，跟谁说话去？

建国闭了嘴。

我们在人群边站了一会儿，后来他转身去卖糖葫芦的摊子上买了一根山楂糖葫芦，走到他爸身边，把糖葫芦递过去。

公公抬头，看见建国，有一瞬的惊讶，又有一瞬的心虚，但很快就被笑意盖住了：你来啦？你吃过没有？那边卖炒凉粉的，味儿挺香。

建国在他旁边坐下，把那串糖葫芦往他手里塞：我来陪你坐一会儿。

公公看看糖葫芦，又看看建国，脸上的笑意忽然变得很深很深。他咬了一口糖葫芦，含含糊糊说：这玩意儿酸得很。

建国说：妈爱吃这个，你记不记得？

公公咬山楂的动作顿住了。

他把那半颗糖葫芦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低声说：记得。她年年庙会，都要买一串，说酸得倒牙才痛快。

建国也不再说话，父子俩就那么坐在戏台底下的长条凳上，一人手里一根糖葫芦，隔着一段肩膀，看着台上花花绿绿的人影来去，听着锣鼓家伙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过了很久，我听见公公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被锣鼓声盖了大半，但我听见了：

你妈当年就在这儿看的戏。她就坐在这个位置，说台上有个人长得像你舅，前刘的。她看笑话还带着你舅，我看她笑了，就知道这人我娶得了。

建国使劲咬了一口糖葫芦，嘎嘣一声，把那颗山楂嚼碎了。

他什么也没说。

可他的肩膀，不再紧绷了。

第六章 夜半灯火

庙会过后，天气一天凉过一天。

村里的日子像老槐树上的叶，哗啦哗啦掉下去，掉得剩下光秃秃的枝丫，白天气温还撑着一点，到了晚上，冷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屋子里头跟冰窖似的。

有天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被电话铃声吵醒。

是村口小卖部的老周打来的。老周说：他婶，你家公公有点不对劲。我刚才起来上厕所，看见你们家堂屋那个灯亮着，从傍晚一直亮到现在。我隔着墙喊了两声，也没人应，我怕他出了什么事。

我披衣裳爬起来，打电话给建国，建国跑车在外地，一时赶不回来。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往村里赶。十一月的夜风冷得刮脸，车灯只照出一小圈白，两边黑魆魆的，像整条路都沉在井底。

一路到了公公院门口，我推了推门，门虚掩着，没锁。进了院，看见堂屋的门大敞着，屋里透出一片昏黄的光。

我走进去，堂屋里没人。

西屋有动静。

我掀帘一看，公公坐在炕沿上，没睡。他披着一件旧棉袄，里面还穿着那件红褂子，腿上摊着一个针线筐。筐里有一团毛线，一根针，还有一只灰扑扑的袜子。

他正补那只袜子。

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滑下来，他又用手指顶上去。那袜尖上破了一个洞，他拿着针，颤巍巍地穿针引线，针脚走得歪歪扭扭。补一块新的补丁，停了停，又把它拆了，重新补。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说：爸，都后半夜了，你不睡？

公公抬头看见我，愣了愣，又低头继续补：睡不着。这屋里的风响，跟从前不一样。从前你妈睡那头，爱打呼噜，我嫌她吵，现在她不打呼了，我反倒睡不着了。

我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针线，说：我来给你补吧，你这眼神哪还看得清。

他没有推辞，把袜子递给我。我坐到炕沿上，就着那盏黄灯泡的光，一针一线缝合那个破口。袜口的松紧带已经失去弹性，针脚密密的，补得有些吃力。

公公看我补袜子，忽然开口：这袜子，是你妈临走前那阵子穿的。她脚肿，穿不进鞋，就在炕上穿着这只袜子。后来她走了，我把这袜子收起来，没舍得洗。

我手停了停，说：你刚才补它干嘛？

公公说：我想着，要是哪天我也走了，总得穿得干干净净的。不然到了那头，她看见我脚上破袜子，准得笑话我，说长顺你一个人过，过得这么凄惶。

我低头继续缝，没让他看见我的眼眶。针脚走过旧棉布，粗糙的触感从指腹一直传进心里。

补好了袜子，我把袜口整理好，叠起，放在他枕头边。他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旧塑料皮的笔记本，封皮上印着一行褪色的字：槐树坡生产队工分账。

我婆婆当年是生产队的记工员。这个本子，她用了很多年，里头记满了人名和工分，最后还剩下几页空白纸，她就在空白纸上记别的东西。

公公翻开一页，念给我听：

凤珍记的。你看这页。

我凑过去，见那页纸上，字迹潦草，铅笔写的，墨色淡了，但还认得出来：

三月十二，赶集，长顺买了半斤桃酥，还说是给我的。他嘴硬。明明自己也爱吃，硬是全留给我。我没舍得吃，收在柜里，让他拿，他还不肯。后来桃酥放潮了，长顺怪我，说凤珍你就是傻，东西到嘴里才是自己的，放久了就长毛了。我说长顺你才傻，东西吃到肚子里是酸是甜，谁知道？可看着你把它咽下去，我心里觉着甜。

公公翻到后面一页，又念：

五月半，长顺去坡上背石头修院墙，回来雨淋透了。我让他换衣裳，他嫌麻烦，穿着湿衣裳就上炕。我气得拿笤帚打他。他不躲，反而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凤珍你凶起来，像一只护食的老母鸡。我骂他没良心。可后来半夜他发烧了，我拿烫酒的热水给他擦前胸后背，一下一下搓到他睡熟。他没说谢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天亮了，他醒过来，手指头勾着我衣角，说，凤珍，你辛苦了。

公公合上本子，说：她记这些东西，我从没看过。从前她不许我翻她的本，说那是公家的账，不能乱动。她走以后，我收拾柜子，翻出这个本子，才发现后面几页，她记的都是咱俩的事。

他说：我跟她过了快五十年，从不知道她有写这些的习惯。

他顿了顿，把本子抱在怀里，轻轻笑着说：她这一辈子，真是被我耽误了。嫁给我，没过几天好日子，还要偷偷摸摸地记这些东西，像怕人知道她心里也装着情啊爱啊似的。

那晚我陪公公坐到鸡叫。他披着旧棉袄，腿上是那只补好的袜子，怀里抱着那本旧笔记，屋里那盏黄灯，一直亮到天边泛青。

我出门时，公公叫住我：他婶，你回去跟建国说，让他别老挂着我。我一个人挺好，就是想你妈的时候，时间过得慢些。

我点头，走出院门，回望那盏还亮着的灯。风从老槐树上吹下来，把一院子落叶片片翻转，那灯光笼在叶片上，影影绰绰，像有一整个旧日子的影子，还在屋里陪着公公没走。

第七章 桂婶送酱

入冬以后，公公的腿疼得更厉害了，走路时拄着一根自制的枣木拐棍，那头被他日日摩挲，包了浆，油亮亮的。他照样闲不住，赶集、串门，逢人便说笑话。

有一回在集上碰见个卖菜的老太太，问他：老哥，你家后辈真好，天天看你出来溜达。

公公说：哪是后辈好啊，是我自己脸皮厚。脸皮厚的人，活长远。

这话把人家逗得直笑。

桂婶是那年秋天开始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

桂婶名叫桂兰，住在邻村刘家营，离槐树坡三里地。她男人也是头两年走的，两个儿子都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她一个人守着三间瓦房，养了一群鸡，种几分菜地，日子过得也冷清。她跟我婆婆早年就认识，年轻时一块儿赶过集，嫁人后来往慢慢稀了。可她说，她跟凤珍是个性合得来的姊妹，都是嘴硬心软的人。

那年初冬，桂婶提着一个白瓷坛子，来到我们村。

坛子里是腌好的酱菜。她站在公公院门口，隔着半掩的门喊：长顺哥，你在家吗？

公公拄拐出来一看，眼睛一亮：桂兰？你怎么来了？

桂婶说：我家的酱菜腌多了，吃不完。听人说你一个人过日子，我给你送一坛来。你尝尝，我放了些姜丝，驱寒。

公公接过坛子，有点手足无措，说：你坐，我给你倒水。

桂婶说不坐了，家还有鸡要喂。她放下坛子就走了，迈着小碎步，花白的头发齐耳，风吹起来，露出耳垂上一对小小的银耳环。

那对耳环，后来我知道是她嫁人时的嫁妆，一直戴着，没摘过。

过几天，桂婶又来送东西。这次是一兜鸡蛋，用旧头巾包着，说家里的鸡下得多，吃不完。公公说鸡蛋能放，你不用来回跑。桂婶说怕放陈了，趁新鲜吃。

一来二去，她来我们村的次数多了些。有时是在院门口说几句话就走，有时进门坐一会儿，喝杯茶。公公没有留她吃饭，她也没有要留下吃饭的意思。两个人都守着一条看不见的线，不远不近。

可村里人的嘴，比风还快，没有不透风的墙。

先是陈二嫂在井台边碰见我，拉住我说：他婶，你看见没有？刘家营那个桂兰，三天两头往你们家跑。你公公都多大岁数了，还招这个，也不怕人笑话。

我说：二嫂，人家送两回酱菜，你就说出这许多话？

陈二嫂撇撇嘴：你年轻，你不懂。这寡汉跟寡妇，就像干柴遇着火，一点就着。你等着瞧吧。

我被她这话堵得心里不舒坦，没再搭理她。

可这话，到底还是传到了建英耳朵里。

建英在市里带孙子，平时回村少，村里谁给她打了个电话，把公公跟桂婶的事儿添油加醋一说，建英那边就炸了。

当天晚上，建英电话打到我家，声音又急又高：他婶，你听我说，那个桂兰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听说她天天往我爸家跑？我爸那么大岁数了，经不起这种风言风语。你说万一真有点什么，将来我爸妈的院子、存折，算谁的？

我劝她说：建英姐，你先别急。人家就是送了两回东西，我爸也没做啥出格的事。

建英说：等他做出来就晚了。你给我盯着点。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心里头闷闷的，半宿没睡稳。

后来腊月里，我带着一兜橘子回村看公公，正碰上桂婶又在院里坐着。

她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正给公公缝棉裤。公公坐在门槛上，拿一个鞋底子，有一搭没一搭地纳着，两个人隔着半步的距离，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

桂婶说：你这棉裤都开了线，穿着风往里漏。

公公说：漏就漏，我一个老汉，又不出远门。

桂婶说：漏风进骨头，老寒腿犯了，受罪的是你自己。

公公嘿嘿笑：你要是心疼我，就给我多缝两针。

桂婶抬起眼，横了他一下：老没正形，再胡说，我就不管你了。

那语气，听着像是在嗔怪，又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我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犹豫，公公看见我了，朝我招招手：他婶，你进来。你桂婶给送了些酸菜，你带一兜回去。

我走进院子，桂婶站起来，冲我笑了笑，说：你爸嘴碎，我缝了两针就走。她收拾起针线，果真走了。

公公看着她出了门，才回过头，像是自言自语：这人手巧，针脚比你妈还匀实。

我没接话。

他看着门口那棵槐树枝丫，又说了一句：可她不是你妈。

那句话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叶，掉在地上，没有着落。

第八章 旧岁残冬

腊月二十几，天冷得刀割似的。

槐树坡的冬天没有集中供暖，家家户户烧土暖炉。公公屋里那台炉子用了十多年，烟囱锈了几个眼，一到刮北风的时候，烟气倒灌，呛得人没法待。建国说给他换一台新的，公公死活不换，说这台炉子还是你妈那年冬天买的，她挑了半天，嫌这个太重，又嫌那个太费煤，最后挑中这台，说火旺，省钱。炉子陪了她一个冬，她就走了，我再把它换了，你妈回来该不认识家了。

建国拗不过他，只好买了新的炉筒子，自己爬上屋顶给换了。

年前那几天，我干脆住回村里，给公公拆洗被褥，蒸了一锅馒头，又炖了一锅肉。

公公坐在炉子边烤手，看着我在屋里忙活，忽然问：他婶，你嫁到咱们家这些年，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把馒头往锅里摆，说：爸，你是个好人。

公公笑了：好人。这两个字，听着是夸，可我自己寻思，我这辈子过得太窝囊了。年轻时候穷，穷得你妈跟着我，连一件新衣裳都穿不上。那时候队里分粮，别人家往前抢，我落在后头，你妈急得跺脚，说长顺你就不能往前挤挤？我说挤啥，多三斤少三斤，日子还得一样过。你妈回去气得直哭，哭完了，又拿勺给我盛饭，说多吃点，别饿着，饿坏了谁养孩子。

他搓着手，声音和着炉火嗡嗡的响声：

后来分田到户，咱家分几亩坡地，我看你妈瘦，舍不得让她下地，一个人顶着日头在地里干。那年夏天，我中暑了，一头栽进麦垄里。你妈扛着我往村里跑，半路都急哭了，到了卫生所，医生说是热射病，再晚一步人就不行了。你妈守了我三天三夜，没合眼。我醒来的时候，她趴在我床边睡着了，手还攥着我的手指头，攥得死紧，掰都掰不开。

公公说着，低头看自己的手，那根被婆婆攥过的手指，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的温度。

他说：我那时候就想，这辈子，我欠她的，怕是还不完了。

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起来，蒸汽顶得壶盖一跳一跳。我拿抹布垫着，把水壶提下来，倒了两碗热水，一碗递给公公，一碗自己捧着。

我问他：爸，你后悔娶我妈吗？

公公接过碗，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摇摇头：不后悔。穷的时候不后悔，苦的时候不后悔，她走的时候，我也不后悔。我就后悔一件事。

我问：啥事？

他说：后悔年轻的时候，没多跟她说几句好听的。她那个人，嘴硬，心软，其实最爱听好话。我那时候不懂，觉着两口子过日子，说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把自己的活干好就行了。可她走了，我才明白，有些话，当时不说，往后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我坐在他对面，端着那碗热水，热气扑在脸上，眼睛也跟着热了。

腊月二十八，公公忽然提出要去一趟镇上。

我问他去干啥，他也不说，只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我拗不过他，让建国开货车送他去。建国说要拉货，下午才有空。公公说不急，只要在天黑前赶回来就行。

下午三点多，建国带着他爸从镇上回来。公公怀里抱着一个长长的纸卷，用旧报纸裹着，进了院门也不打开，直接拿到堂屋里去，还把门拴上了。

我好奇，隔着门缝问：爸，你买了啥？

公公在里面说：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除夕那天，我们全家都在村里过。建英一家也回来了，院子里热闹起来，大人们在屋里包饺子，孩子们在院里放小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

公公却没在屋里待着，他一个人坐在西屋炕上，把那纸卷摊开，摆弄了好一阵。

年夜饭上桌的时候，他终于出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相框。

相框是新的，木头边，上了清漆，油亮亮的。里头装着一张照片，正是那张八月里从铁盒子里翻出来的黑白订亲照。

公公说：我去镇上找了个照相馆，让师傅把这老照片翻拍了，重新洗了一张，放大了一些，配了个框。原来那张太旧了，我怕哪天翻坏了，就再也看不见了。

他把相框放在堂屋正中的桌上，挨着婆婆原来的那张黑白遗照。

两张照片，一张是年轻时候的婆婆，辫子垂在胸前，眉眼弯弯，羞涩地低头笑着。一张是走了的婆婆，发丝花白，满脸皱纹，却也是笑着的。

公公看着两张照片，拍了拍衣襟，说：凤珍，你看，我把你年轻时候的模样也给请回来了。那时候你多俊。咱们这个年，过得体面。

建英站在门口，偷偷别过头去，我知道她在抹眼泪。

建国端着饺子进屋，看见他爸站在照片前，喊了一声：爸，吃饺子了。

公公应了一声，转身落座，像往常一样，夹起第一个饺子，放到旁边那个空碗里，搁下一双筷子。

他说：你妈过年也得吃。

没有人反对。

那个空碗，就那么摆在那儿，整整一顿年夜饭，没有人去动它。饺子渐渐凉了，可谁也没觉得奇怪。

窗外鞭炮响起来，火光照亮院子里的老槐树。孩子们欢呼着跑出去，公公坐在桌前，端起那杯倒给婆婆的茶，轻轻抿了一口，又放下。

他低声说：凤珍，新年好。

那声音混在鞭炮声里，几乎听不见，可我知道，婆婆若能听见，一定是听见了的。

正月里，公公大病了一场。

不是急病，是李节转换老毛病积的。他腰上的旧伤、腿上的风湿，在这个冬天一起发作了。他烧了两天，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一直在说胡话。

建英守着他的时候，听见他说：凤珍，你等等我，我这就跟你走。

建国守着他的时候，又听见他改了口：凤珍，你先走，我再待几年，替你把院子里的花看好了，再去见你。

我守着他的时候，他倒是清醒了片刻。他看着窗外的老槐树枝丫，说：他婶，我梦见你妈了。她穿着年轻时候那件碎花衣，辫子扎着红头绳，在老槐树底下招手。我说我腿疼，走不快。她说你慢慢走，我等着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替他掖了掖被角。

桂婶那几天也来看了他一回。她端着一碗熬得浓稠的小米粥，坐在炕沿边，一勺一勺喂他。公公喝了半碗，摇摇头说不吃了。桂婶也不劝，把碗放下，给他擦了擦嘴，说：长顺哥，你好好养，春天咱还去赶庙会呢。

公公笑了笑，说：赶庙会，得穿红褂子。

桂婶说：穿，那褂子我给你洗干净了，晒好了，等你好了就穿。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那场病，来势汹汹，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可他底子还算硬朗，到了正月末，渐渐地又缓过来。能下地走几步了，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让建国把他扶到堂屋门口，看院子里那排花。

正月的天还冷，花都没开，只有干枝枯叶在风里晃动。公公立了一会儿，说：行了，还活着。都活着就好。

春天还是来了。

老槐树的枝头开始冒出细小的嫩芽，先是针尖大的一点，然后一天比一天鼓胀，像谁用笔尖在褐色的树枝上，一点点点出绿意。

公公的身体也像那棵树，慢慢地缓了过来。他病好了以后，性子收敛了几分，不再满村疯跑了，更多的时候，是坐在院门口那把旧藤椅上，怀里揣着那个铁皮盒子，晒着太阳，翻看那些旧物。

他翻看粮票，翻看工分本，翻看那张新冲洗的订亲照。他看得很慢，像是在用目光抚摸每一页纸，每一道褶皱。

村里人见他这样，反倒有些不习惯。陈二嫂扯着嗓子在井台边喊：长顺爷，你咋不出来了？我们还想听你讲笑话呢。

公公远远回了一句：笑话讲完了，得歇歇，养足了精神，庙会再讲。

他嘴上这么说，可我知道，他是真的安静下来了。那场病像是把他身体的最后一点火气烧尽了，他的疯，他的闹，他的满村跑，渐渐地收拢回那个小院子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更深沉的，更安静的，更像那棵老槐的从容。

他在院子里，把那些花一盆一盆重新翻土、施肥，指甲草、太阳花、野月季，每一棵都细细地照料。他给它们浇水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只是不再说给谁听了。

桂婶还是每隔十天半月来一趟，送点自家的东西，有时候是一兜青菜，有时候是一罐酱，有时候什么也不带，就坐下来喝杯茶，晒会儿太阳。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说笑了，更多的时候，是静静地坐着，看着院子里的花，看着天边的云，偶尔说一句话，话落地，又归于沉默。

我曾经问过公公：爸，桂婶来，你心里是咋想的？

公公想了想，说：她也不是图啥，我也不是图啥。就是两个人都知道，身边有个人气，比一个人守着空屋子，好受些。

他说：你妈我放心里了，谁也替不了她。但日子我得接着过，过得不能太冷清。冷清了，她在那边也不放心。

四月，槐花开了。

那天早晨，我推开门，满院子都是香气。老槐树一夜之间挂满白花，像落了场厚雪，风一吹，花瓣簌簌往下落，铺了一地。

公公起得比往常早，他穿上那件红褂子，裤子换了一条干净的黑布裤，脚下的千层底布鞋也刷得干干净净。他拄着枣木拐棍，慢慢走到院子里，站在老槐树下，抬着头，看了很久。

花瓣落在他肩头、发顶，他也不掸，就那么站着。

建英那天正好回村来看他，进门见他站在槐花里，先是一愣，然后喊了一声：爸，你干啥呢？

公公回过头，笑着说：你看，今年花开得多好。你妈要是在，准得又嫌槐花粉落到她的酱缸里。

建英走过去，替他掸掉肩上的花瓣，说：妈才不会嫌呢。妈最喜欢槐花了，她那会儿还说过，老了要在槐树底下摆张躺椅，春天躺着，让槐花落一身衣服，香得跟个老神仙似的。

公公听了，脸上的笑容忽然淡了，他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你妈说的啊。

建英说：嗯。我一直记着呢。

公公没有再说话。他慢慢走到堂屋，在婆婆的遗像前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那个新相框的边，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取出那封我们早先替他写的信。

那封信，一直没能寄出去。

公公把信纸展开，就着窗外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看得极慢，仿佛每一个字都要用眼睛品遍。看完了，他把信纸叠好，又放回铁盒里，合上盖子，抱在怀里，说：

凤珍，槐花开了。你等的那棵树，开得很好。

入夏以后，公公明显老得更快了。

他的背弯得更深，走路的时候，两条腿不太听使唤，从院子走到门口，要歇两回。可他每天还是坚持做两件事：一件，是给那排花浇水。另一件，是坐在老槐树底下，看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再从西边落下去。

他不再讲笑话了。

村里的年轻人路过，偶尔还会喊一句：长顺爷，来一个呗。

公公摆摆手，笑着：讲不动了。笑话讲多了，就不好笑了。留着，等我高兴的时候再讲。

可我们全家人都知道，他大概没有再高兴起来的力气了。他是在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耗尽，像是要把最后的气力，都还给那棵老槐树，还给院子里那些花。

桂婶来看他的频率更密了。她不再是十天来一回，而是三天两头就来。她来了也不多坐，帮他收拾屋子，洗洗衣裳，熬一锅粥，看着他喝下去，然后默默收拾了锅碗，走了。她不说那些客套的关心话，也不提任何沉重的事。她就是用那种最朴素的方式，陪着这个老人度过他最后的日子。

有一天傍晚，桂婶帮他洗完脚，扶他上炕，公公忽然拉住她的袖子，说：桂兰，这些年，麻烦你了。

桂婶的手顿了一下，说：不麻烦。

公公说：你给凤珍写的那些话，我看见了。你放在花盆底下的。

桂婶一愣，然后脸微微红了，说：你咋翻人家东西。

公公笑了：我浇花的时候，看见花盆底下压着纸条。我寻思着，谁给花盆底下塞东西，一翻，是你的字。你写着，凤珍姐，你放心吧，长顺哥我替你看着呢，不会让他饿着冻着。

桂婶低下头，半晌没说话。

公公说：你的心思，我知道。你都这把岁数了，跑这么远来伺候我一个老汉，不是为了啥好处。你是看在凤珍的面上。

桂婶抬起头，眼眶有点红：凤珍姐走得早，她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公公问：啥话？

桂婶说：她说，桂兰，我们家那口子，是个闷葫芦，心里有事嘴上不说。我走了以后，你帮我看着他点，别让他一个人钻了牛角尖。

公公的嘴唇动了动，半天没出声。

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她走的时候，我就在她旁边，她拉着你的手说的话，我没听见。

桂婶说：她乘着你去倒水的空儿，跟我说的。她说不想让你听见，怕你心里难受。

公公仰面躺在炕上，盯着顶棚，很久很久，才说了一句：她啊，一辈子都是这样，啥事都先替我想。

那个夏天，公公像是跟那棵老槐树学会了忍耐。他比从前更加安静，也更加平和。他不再念叨那些疯话，更多的时候是在沉默中度过一天。有时候一整个上午，他就坐在槐树底下，眼睛半闭着，像是在听什么声音。风过时，槐叶沙沙响，他就微微点头，仿佛在和什么人对话。

建国问他：爸，你听啥呢？

他说：听你妈说话。她今儿说，院子里的月季该剪枝了。明儿说，你建英最近脸色不好，让她别太累。我听着呢。

建国红着眼眶走开了，没有打断他。

立秋那天，公公胃口忽然好了，多吃了一碗粥，还跟桂婶说，想吃她腌的酱黄瓜。桂婶给摘了两根，他咬了一口，说脆，好吃。

那天下午，桂婶在院子里晾衣裳，公公坐在藤椅上，忽然说：桂兰，我觉着，我快走了。

桂婶洗衣裳的手停住了，她说：你胡说啥呢？你精神这么好。

公公说：精神好是回光返照。我自己知道，这日子不多了。

桂婶没接话，默默地回到屋里，给他倒了一杯水。

公公接过来，喝了，又说：我走了以后，这院子就给建国。花他要是愿意养就养，不愿意养，你也别强求，那是我的念想，不是他的。

桂婶说：你别交代这些，还早了。

公公摇摇头：不早了。该交代的，都得交代清楚。我这辈子，没攒下啥东西，就这一座院子，一院子的花，还有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的东西，让建国他们，给我放棺材里。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那个铁皮盒子，交给桂婶：你先替我收着。等我走了，再交给他们。告诉他们，这盒子里的东西，是凤珍留给我的，我得带着。

桂婶接过铁皮盒子，抱在怀里，低头流泪。

公公看着她，说：桂兰，你别哭。你这个人，心善，下辈子会有好报的。

桂婶说：我不要什么好报，我就是……就是想让你多活两年。

公公笑了笑：多活两年，该走还是得走。你替我把这阴阳两头的路看好了，等我到了那边，见到凤珍，我告诉她，你是个好人。

八月十六的夜里，公公是在睡梦中走的。

头一天晚上，他吃了大半碗面和两快酱黄瓜。桂婶给他烧了水，他洗了脚，喝了一杯热茶，然后上炕躺下，像往常一样，把那件红褂子叠好搁在枕边，把婆婆的照片擦了又擦，又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对着婆婆的照片说的。他说：凤珍，我明天就来咧。

那天夜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落了一夜的叶子。没有风，可叶子自己往下掉，铺了一院子厚厚一层。

第二天清晨，桂婶来给他送粥，推门进去，他已经走了。

他面容安详，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梦里有他所等着的人。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枕边放着那件红褂子，还有一个布包。

布包里，是那双他补了又补的灰袜子，和两朵干透的槐花。

我们没有哭天抢地。

建英走到他面前，跪下去，把额头贴在他的手上，低声说：爸，你放心走，院子我给你看着，花我给你浇，妈妈……你去找她吧，她等着你呢。

建国站在门口，没有进屋。他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屋里已经没了气息的父亲，很久很久。然后他蹲下去，双手捂住脸，没有哭出声，可肩膀在发抖。

桂婶把那个铁皮盒子交给了我们，说了一遍公公临走前交代的话。建英接过盒子，打开，取出那封信，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放回去，说：爸要和妈一起的。我们留个念想就好，东西得给他烧过去。

出殡那天，天气特别好，天蓝得透亮，云白得干净。

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金黄的落叶打着旋儿落下来，像给这棵树也换了一件秋天的衣裳。村里人几乎都来了，老人们站在一起，说：长顺这一辈子，年轻时闷，老了骚，到头来，还是个好人。

灵幡在风里飘，纸钱打着旋上天去。我们按照公公的遗愿，把那件红褂子放在他身边，枕边搁着铁皮盒子，里头装着粮票、工分本、那封信、那双补好的灰袜子，还有两朵干槐花。

公鸡的纸马在坟前烧起来，火光映着老槐树。建英跪在坟前，烧了一张新的纸，纸上写着几行字：

爸，你去找妈吧。院子里花年年开。我们会照顾好自己。你不要惦记。

我和建国在坟前站了很久，久到纸灰都凉透了。

桂婶站在人群后头，没有上前。手里拿着一条新收的白手帕，站了一阵，转身慢慢走回村口的方向。

我以为她会哭一场，可她只是平静地走着，脚步不快不慢，像往常一样。

后来，我问过桂婶：桂婶，你怨我爸吗？

桂婶摇摇头笑道：怨啥？他这辈子，心里头全是凤珍，从来没装过第二个人。我跟他这些年，也就是替他缝缝补补，给他做口热饭，陪着他说说话。他心里记挂谁，我都明白。我要的也不多，能有个人让我惦记着，暖暖和和地活几年，就够了。

后来，院子我们一直留着。

建国每个周末回村，打扫院子，给那排花浇水。他学着他爸的样子，蹲在花墙跟前，拿着小木棍给花松土。头一回这么做的时候，他说：我爸那时候就这么蹲着，我还在心里笑话他，说一个老头子，种什么花。现在轮到我，才觉着，这样蹲着，心里特别静。

建英也常回来。她回来的时候，会在院子里坐很久，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那排花，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坐着。有一次她带着孙子回来，孙子问她：姥姥，你坐这儿看啥呢？

建英说：看你太姥爷种的花。

孙子说：太姥爷去哪儿了？

建英看着老槐树，停了停，说：太姥爷去找太姥姥了。他怕她一个人，在那边等着急了。

孙子又问：那他们啥时候回来？

建英笑了，摸了摸孙子的头：花开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

第二年春天，老槐树又开花了。

满树的白花，香气把整个院子都罩住，风一吹，花瓣落在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落在月季的叶子上，落在太阳花的花蕊旁，落在干净得没有一粒灰尘的井台边沿。

我们也给婆婆的照片下面，摆了一个新相框。里头是公公和婆婆当年的订亲照，两个人的年轻面容靠在一起：一个闷着脸笑，低头攥着另一个的袖口；一个瘦长脸，眼睛亮亮的，好像正准备要开口，说一句什么话。

桂婶那年春天来了一趟，她没再带酱菜，只带了一小布袋花籽。她在院子角落种下了那些花籽，浇了水，蹲在地边，看着那一片嫩芽冒出来。

她说：这是你爸那年在集上买的，说是凤珍在世时最喜欢的花色。他说不知道能不能种活，搁一年了。我寻思着，给他种上，让他那点儿念想，还能开花。

那一片花籽发芽的夏天，开出了细碎的小紫花，一片一片，像星星落在泥土上。

那一年，是公公去世后的第一个整年。

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地，又恢复了平静。建国照样跑车，建英照样带孙子，我照样在镇上和村之间来来去去。只是每回经过村口，看见后坡那棵老槐树，我总会想起我公公这个人。

他生前，人人都说他老不正经。

可等他走了，人们才渐渐品过味来，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头儿，穿着他妻子留下的红布料做的衣裳，满村子笑着闹着，不是老糊涂，不是不要脸，而是一个男人用自己仅剩的力气，在替他那亡故的妻子，把从前没来得及过的那些热闹日子，一样一样地补上。

村东头的陈二嫂后来有一回跟我聊天，不知怎么就说起我公公。她说：你公公那人啊，我以前老说他闲话，后来我老伴没了，我也一个人过日子，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正经，他是怕冷清。

我想起公公说过的那些话，说：是啊。他就是怕冷清。我妈走了，他就得自己想办法，让自己日子别太冷清。他穿红衣裳，他种花，他满村跑，都是让自己有些事做，有些话说，有些活着的动静。不然，光那一年多长的夜，他一个人熬不过来。

陈二嫂点点头，说：你公公是个情种。

她顿了一下，又说：你婆婆有福。

如今，我偶尔也回村里，替建国打理那个院子。公公的那些花，太阳花、指甲草、野月季，还在墙根底下开着。没有人特意伺候，它们也年年自己冒出来，自己开了落，落了又开。像那个人，走没走，都还在院子里留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韵。

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每年春天照样开花，照样落满一地的白。树下的土被花瓣铺了一层又一层，踩上去软软的，带着淡淡的香。

有一回傍晚，我从村里走回镇上的路上，回头看那片老院子。夕阳把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从墙根一直拖到土路上。风起时，满树的叶子互相摩挲，发出沙沙的响，像谁在低低地说话。

我想，那或许是公公，又在跟婆婆念叨院里的花该浇了。

又或许，是老槐树替他浓荫坐着，年年岁岁，守着这座院子，守着这一院子的旧时光，等着什么人归来。

院子里那两把藤椅，还在原处。

一把是公公的，一把是桂婶来时常坐的。如今两把都空着，风吹过椅背，发出吱呀吱呀的轻响，像两个老人还在低声絮语，说的尽是些家长里短的旧话，被风一带，就散进了黄昏里。

后来，建英也在那把藤椅上坐过一回。她坐下去，安静了很久，然后对我说：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这样，坐在门口等我们放学。他不知道咋表达，就坐在那儿，也不喊我们，就看着我们进门，笑一笑。我那时候觉着我爸真是闷，现在才觉着，他能一天一天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回来，那已经是这世上，最好的人了。

那棵老槐树底下，我们的日子，还在往前过。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公公的名字，渐渐地少被人提起了。偶尔有人提，也不再叫他老不正经，只说：后坡那院里住过的沈长顺，是个有心的老头。

院子里的花，依旧年年开得热热闹闹。

没有人说它们是谁种的，可每个人路过墙根，看着那一片姹紫嫣红，都会不自觉放轻脚步。村里的小孩子不懂事，伸手去摘，都会被大人拉住：不能摘，这是长顺爷给他老伴种的花。

孩子们便缩回手，仰头看着那些在风里轻轻摇晃的花瓣，像是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故事。

那故事里，有一个闷了一辈子的男人。

他老伴走了以后，他穿上了裁了五十年的红布衫，在村里笑，在村里闹，在村里种了一院子的花，把门前的灯，一直点到天亮。

他让他那老伴知道，他日子过得好，不用惦记。

他也让她知道，他惦记着她，一直都惦记着，惦记到老槐树下的花谢了又开，开了一轮又一轮。

惦记到那棵老槐树，年年替他开一树的白花，替他守着那座院子和那盏灯。

等着那个喜欢槐花的女人，顺着花香，回家来。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