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文献中关于洛阳建都的记载，与后世十三朝说法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天祐元年四月，洛阳夜雨。

唐昭宗李晔的车驾入紫微宫时，西阙三盏灯被风吹灭。雨顺着檐角往下砸，打在朱温部卒的铁甲上，声音像一把把钝刀刮过宫墙。

昭宗掀帘，问随行的老宦官：“此宫是隋家旧宫否？”

老宦官低头答：“隋大业元年营东京，宫城便在此处；唐显庆二年置东都，宫名紫微；武后改神都，仍在此宫。”

昭宗没有再问。他这趟从长安到洛阳，一路被朱温的兵“护送”，百官沿途逃散，宗庙神主用布裹着装在车上。到了洛阳，他提笔在笺上写“洛阳”二字，停了停，又抹去，改写成“东都”。

窗外雨声里夹着甲叶碰撞。一个疑问却从这座宫城的砖缝里冒出来：若洛阳真是后世所说的“十三朝古都”，为何大唐天子到了洛阳，正史写的是“幸东都”“迁东都”，而不是“都洛阳”？

更怪的是，后世那张十三朝名单里，有一朝在正史中只给洛阳留下“西都”二字，却稳稳坐在名单上。

它是谁？

01

正史里的“都”字，先落在洛邑，却没有落在“洛阳”两个字上。

周成王时，洛水北岸还是一片高高低低的黄土台地。召公先来测影，周公后到，带着工匠、龟甲、祭器，还有从丰镐运来的九鼎。夯土声从早到晚不停，版筑一层层往上加，洛邑的城墙便从泥里长出来。

《史记·周本纪》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这几句分量极重。它把洛邑的合法性写透了：天下之中，四方贡赋道里均平，九鼎安放于此。可它用的动词是“营洛邑”，不是“都洛邑”。西周的天子仍住在丰镐，洛邑是东都，是成周，是控制东方的枢纽，是宗庙与九鼎的另一个安放处。

后世十三朝名单把西周算作洛阳的一朝，依据就在这里：洛邑确实是西周的政治副中心，成王、周公在此经营，九鼎在此。

可正史的笔很吝啬。

它写“营”，写“居九鼎”，写“此天下之中”，就是不写“天子都洛邑”。

一字之差，性质不同。

周平王东迁之后，局面才变。《史记·周本纪》记平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洛邑从此成了东周王都。王城与成周两城并立，天子住在王城，成周驻有殷遗民与成周八师。诸侯朝聘，使者往来，洛水两岸的车马尘土遮天。

东周这一朝，正史写得很实：天子在洛邑，宗庙在洛邑，百官在洛邑。十三朝名单把东周列入，没有争议。

再往前推，夏、商两朝也被后世算进洛阳。

可正史正文里，夏都斟鄩、商都西亳，是地望考证的结果，不是“洛阳”两个字直接写在《夏本纪》《殷本纪》里。斟鄩在何处，西亳在何处，历代注家争论不休。考古发现让讨论更复杂，也更有趣。十三朝名单把夏、商排在前面，用的是“洛阳地区曾为早期王朝都邑”的广义。

正史用的是另一把尺子：天子所都，宗庙所在，百官所居，政令所出。

洛邑有九鼎，有宗庙，有成周八师，却没有在《史记》里被写成西周唯一的“都”。

这是第一层差异。

后世数的是“洛阳地区政治中心史”，正史写的是“某朝某代都城所在”。

两者都真，却不是一回事。

那么，正史里第一次把“都洛阳”写得毫不含糊的，是哪一朝？

02

是东汉。

建武元年十月，洛阳南宫却非殿。

刘秀从河北一路打来，身后是更始政权的残局、赤眉军的锋芒、河北豪强的观望。他在这年六月已即皇帝位，年号建武。可皇帝没有都城，就像鼎没有足。长安刚经历战火，宫室残破，关中漕运断绝；洛阳在函谷关东，濒临洛水，北靠邙山，东有虎牢，西有函谷，漕粮可从黄淮平原源源而来。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

“遂定都焉”四个字，是正史给洛阳最硬的一枚印。

它不是“营”，不是“幸”，不是“西都”，而是“定都”。从此洛阳成为东汉一百九十余年的首都。南宫、北宫相继修起，太庙、社稷、明堂、辟雍次第落成。太学生们在洛阳街头辩论经义，丝绸之路的商队从西域入关，白马寺的钟声在城西响起。

东汉这一朝，正史写得清清楚楚。

十三朝名单把东汉列入，也没有争议。

差异不在这一个“都”字上，而在后世如何把“汉”切成两段。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后世说“汉朝”，常把两京并提；十三朝名单只取东汉，因为洛阳只做过东汉的首都。这是名单的算法：一朝一都，不把同一王朝的两京重复计算。

刘秀定都洛阳后，做了一件很重的事：他把西汉的宗庙制度接了过来，又在洛阳立起自己的宗庙。都城的合法性不只看宫室，还看宗庙。宗庙在，天子祭祀有所，天下人心才安。

可洛阳的命，从来不是一条平路。

东汉末年，董卓焚洛阳，宫室尽毁，二百里内无鸡犬。曹植后来路过，写下“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这座城第一次被从“都”打成废墟。

废墟上还会再长出一座都。

只是下一次，它不再只属于一个王朝。

03

曹魏黄初元年，洛阳城南的受禅坛上，曹丕接过汉献帝的玺绶。

仪式结束，他改元黄初，把都城定在洛阳。正史《三国志·文帝纪》记曹丕“都洛阳”，没有含糊。曹魏的宫室在东汉旧基上重修，太极殿、昭阳殿次第立起。洛阳又从废墟里站起来，成为北方政治中心。

西晋泰始元年，司马炎代魏，仍都洛阳。正史《晋书·武帝纪》写得很明白。洛阳城里，王公府邸与佛寺道观并立，金谷园中宴饮不断，太康年间的文士在洛水边赋诗。可也是这座城，在永嘉之乱中再次被战火吞没。匈奴刘曜、石勒的兵马攻入洛阳，宫室焚毁，百官流散，晋怀帝被掳。

洛阳第二次被打成废墟。

第三次重建，来自北方。

北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拓跋宏以南征为名，率大军从平城南下。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群臣跪在马前劝阻。孝文帝在洛阳停下，召任城王拓跋澄等人议事。他问迁洛之事，旧贵反对，新制派支持。争论从明堂吵到军营。

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的诏令正式颁下。

《魏书·高祖纪下》记有迁都洛阳的诏令与后续营建。正史没有回避这场大迁都的震荡：平城旧贵不愿南迁，洛阳新制要改官制、改服制、改语言、改籍贯。孝文帝在洛阳营宫室、立太庙、开伊阙，把北魏的政治重心从雁门关外搬到河洛之间。

北魏洛阳城有多大？

考古勘探与文献互证，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宫城居北，铜驼街直通南郭。佛寺一千余所，僧尼数万。龙门石窟的斧凿声从伊水两岸传来，一凿就是几十年。

这一朝，正史写的是“迁都洛阳”，不是“东都”，不是“西都”。洛阳是北魏唯一的首都。

十三朝名单把北魏列入，也没有争议。

可名单数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都”：一种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这样正史明文“定都”“迁都”的唯一首都；另一种是西周洛邑、东周王城之外的陪都、副都、行都。

两者都叫“都”，含金量不同。

洛阳最辉煌的时代还没有到。

隋唐两朝，正史会给它另一个名字。

04

隋大业元年三月，杨广下诏营建东京。

《隋书·炀帝纪上》记：“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

这句话里没有“迁都”二字。隋的首都仍是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东京洛阳是陪都，是控制山东、江淮的枢纽。可炀帝常居洛阳，百官随驾，政令从洛阳发出，洛阳事实上成了政治中心。

宇文恺把东京城修得极有气势。宫城居北，皇城环抱，洛水穿城而过，天津桥横跨洛河。城南有端门，城北有圆璧城，粮仓含嘉仓、回洛仓囤积天下漕粮。通济渠挖通后，江南的稻米、丝绸、瓷器沿运河入洛，洛阳成了隋朝的经济心脏。

正史写“东京”，不写“首都”。

一字之差，后世数都时却常被抹平。

唐显庆二年，高宗以洛阳宫为东都。此后唐朝两京并重，天子多次东幸。洛阳的宫城仍叫紫微城，皇城、外郭城规模宏大。武则天时期，洛阳的地位被推到顶点。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改东都为神都。”

这五个字，是洛阳在唐代最接近“首都”的时刻。武则天改唐为周，以神都为政治中心，立明堂，造天堂，开龙门卢舍那大佛。神都城里，酷吏政治与科举取士并行，狄仁杰、张柬之等人在朝堂上进退。

可神都仍是“神都”，不是“长安”。

武周之后，唐中宗复唐，洛阳仍称东都。唐玄宗开元年间，天子多次东幸洛阳，处理漕粮与山东政务。安史之乱后，洛阳两陷叛军，宫室焚毁，东都地位下降。到唐昭宗天祐元年，朱温逼昭宗迁洛，洛阳最后一次成为大唐天子的驻跸之地。

正史写的是“迁东都”，不是“都洛阳”。

这就是隋唐两朝在十三朝名单里的微妙处：后世把隋、唐都算作洛阳的王朝，正史却把两朝首都写在大兴、长安。洛阳是东京、东都、神都，是陪都，是实际政治中心，是武周首都，却不是隋唐两朝唯一的法定首都。

洛阳的辉煌不需要否认。

可“十三朝”三个字把陪都与首都放在同一个筐里，筐就变浅了。

那么，五代那一笔又该怎么算？

05

后梁开平元年四月，朱温在汴州即皇帝位。

他改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京，把洛阳定为西都。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记：“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京，以洛阳为西都。”

这句话把后梁的都城格局写得很清楚：首都在开封，洛阳是西都。后梁的宫室、百官、宗庙主要在开封，洛阳承担的是西京留守、宗庙祭享与军事屏障的职能。

可十三朝名单把后梁算作洛阳的一朝。

依据是洛阳为西都，是后梁两京之一，朱温也曾驻洛。广义上，洛阳确实是后梁的政治中心之一。严格按“唯一首都”算，后梁的首都是开封。

这就是开头那个悬念的答案：正史只给洛阳“西都”二字的，是后梁。

后唐同光元年，李存勖灭梁，把都城迁到洛阳。后唐以洛阳为东都，以开封为东京，洛阳重新成为首都。后唐的宫室在隋唐旧基上修整，庄宗在洛阳受百官朝贺，后来又在兵变中死于兴教门。

这一朝，正史写“都洛阳”，没有争议。

后晋天福元年，石敬瑭在太原称帝，灭后唐后进入洛阳。后晋初以洛阳为都，不久便移都开封，洛阳改为西京。正史里，洛阳从“都”很快变成“西京”，时间短得像一场换防。

十三朝名单把后晋列入，用的是“曾为都”的广义。

后汉、后周都开封，不在常见十三朝名单里。

数到这里，十三朝的加法已经很清楚：夏、商靠地望，西周靠东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靠正史明文首都，隋、唐靠东都、神都，后梁、后晋靠西都、西京。

十三朝不是一条线，是几层加法叠起来的。

那么，后世为什么要这样加？

06

因为“古都”从来不只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记忆。

后世地方志修撰、碑刻立石、城市宣传、旅游解说，都需要一个响亮的数字。洛阳居天下之中，北邙南洛，东成皋西函谷，历代帝王在此营宫室、立宗庙、开漕渠。把与洛阳有关的王朝都数进来，是对这座城历史地位的追认。

正史的标准更窄。

它看天子是否常居，宗庙是否在此，百官是否在此，政令是否由此出。陪都、行都、留都、西京、东京，都要加限定词。正史写“东都”，写“西都”，写“西京”，写“幸”，写“迁”，每个字都有分寸。

十三朝名单把这些分寸抹平了。

抹平之后，洛阳显得更辉煌，也更模糊。

若按最严格的标准，十三朝里能稳稳落在“正史明文唯一首都”上的，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武周神都可作特殊一朝。西周洛邑是东都，隋唐洛阳是东都、神都，后梁洛阳是西都，后晋洛阳是初都后西京，夏商是地望考证。

这不是要削洛阳的冠冕。

这是把冠冕上的珠子一颗颗看清。

洛阳的伟大，不在于数字越大越好。它做过王都，做过东都，做过西都，做过神都，做过西京，也做过天子逃亡途中停驻的一夜。每一层身份都真实，每一层都有正史的墨迹。

正史里的洛阳，有时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洛邑，有时是“遂定都焉”的东汉首都，有时是“改东都为神都”的武周心脏，有时是“以洛阳为西都”的后梁陪都。

这些层次叠在一起，才是洛阳。

今天，隋唐洛阳城遗址的夯土还在，定鼎门外的车辙还在，含嘉仓的粮窖还在。博物馆展柜里，一块隋唐瓦当与《史记》里那句“天下之中”隔着玻璃相望。

十三朝不是一把尺子，是一束追光。

追光打过来，照见的是洛阳三千年的层叠。正史里的“都”字写得吝啬，可每一笔都重。把陪都与首都分开，把地望与明文分开，把“曾为政治中心”与“法定首都”分开，洛阳反而更重。

因为它不需要靠数字证明自己。

它只要把洛水边的夯土、宫城的瓦当、正史里的那几行字摆出来，就足够让后来的人停下脚步。

参考资料：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营洛邑、成王定鼎于郏鄏等事，支撑文中西周洛邑为“天下之中”与东都性质的讨论。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建武元年光武帝车驾入洛阳、定都洛阳，支撑东汉正式建都洛阳的叙述。

《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大业元年营建东京、徙民实都，支撑隋代洛阳为东京而非首都的辨析。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改东都为神都等事，支撑武周时期洛阳政治地位上升的叙述。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记载开平元年升汴州为开封府、以洛阳为西都，支撑后梁洛阳为西都而非首都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