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德柱,今年五十二,在鲁西南赵家楼村开了个卫生室,干了二十多年乡医。村里谁家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拉肚子、谁家媳妇坐月子,都来找我。我这卫生室不大,三间瓦房,一间看病,一间拿药,一间我自己住。我媳妇在镇上超市上班,儿子在县城读高中,日子不算富裕,但也过得去。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都往外跑,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我既是大夫,也算半个跑腿的,谁家老人几天没出门,我就得去敲敲门。
要说我们村这些年最让人唏嘘的,还得是村东头老孙家的事。老孙头叫孙广才,今年八十九,年轻时在东北林场当过伐木工,个子高,嗓门大,脾气倔,回来以后在村里种地,养了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老伴走得早,他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盖了三处宅子,给三个儿子娶了媳妇,闺女嫁到了邻村。按说这老头功劳不小,老了该享福了。可谁也没想到,他八十六那年摔了一跤,胯骨轴断了,送到县医院,大夫说年纪太大,手术风险高,建议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是躺着,这一躺,就再也没起来。
老孙头瘫了以后,一开始三个儿子轮流送饭,一家十天。大儿子孙大军在村里包了十几亩地种大蒜,媳妇在镇上卖衣服,两口子忙得脚不沾地;二儿子孙二军跑大货车,常年不在家,媳妇在家带孙子;三儿子孙三军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更顾不上。闺女孙秀兰嫁到邻村,家里有婆婆要伺候,也来得少。送了不到半年,就出岔子了。先是饭送得不及时,有时候早上送一顿,中午就忘了,老头饿得敲床沿。后来是屎尿没人收拾,屋里味儿大得进不去人。我隔三差五去给他量血压、换尿管,一进门那味儿呛得我直犯恶心。我跟大军说:“你爹这样不行,得有人专门伺候。”大军说:“赵大夫,我也知道不行,可谁伺候?我地里活扔不下,我媳妇店里走不开,二军跑车回不来,三军更指望不上。要不送养老院?”我说:“你爹那脾气,你送得去?”果然,跟老孙头一提养老院,老头拍着床板骂:“我养了四个儿女,老了你们把我送养老院?我丢不起那人!”
就这么拖拖拉拉过了两年多。老孙头身上开始长褥疮,后背、屁股烂了好几块,我天天去换药,可架不住没人翻身。有一回我去给他换药,看见床头柜上搁着半碗凉面条,上面苍蝇嗡嗡的,老头歪着头,嘴角挂着口水,眼睛直勾勾看着天花板。我喊他:“广才叔,吃饭没?”他眼珠转了转,说:“德柱啊,我饿。”我鼻子一酸,回家让我媳妇下了碗鸡蛋面,端过去喂他吃了。从那天起,我每天中午多下一碗面,让我媳妇送过去。可我也不能天天管,我卫生室还有一摊子事。
去年开春,老孙头忽然精神头好了,把我叫过去,让我把他床底下那个铁盒子拿出来。我掏出来一看,是个老式饼干盒,锈得不成样子。老头让我打开,里面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拆开一看,是几张存折和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密码。老头说:“德柱,你给我算算,这里头有多少钱。”我拿着存折去镇上信用社查了,回来告诉他:“广才叔,定期加活期,一共六十八万。”老头听了,嘿嘿笑了两声,说:“我伐木那些年攒的,回来种地又攒了点,这些年你们给我办的低保、养老金,我都没花,全在这了。”我说:“你咋不早拿出来?有钱还受这罪?”他说:“我早拿出来,他们更不来了,就等着我死分钱呢。我偏不,我看他们能熬到啥时候。”
这事我谁也没说。可老孙头自己憋不住,没过几天,大军来送饭,老头跟他说:“大军,我手里有俩钱,你们谁伺候我,我死了给谁。”大军眼睛一亮:“爹,你有多少?”老头说:“你别管多少,你先伺候我一个月看看。”大军回去跟他媳妇一商量,第二天就拎着铺盖卷住进了老头屋里。可住了不到五天,就跟他爹吵了一架。为啥?老头嫌他翻身翻得重,疼;大军嫌老头尿尿不吱声,尿他一裤腿。爷俩吵完了,大军把铺盖一卷,走了。临走扔下一句:“你那钱留着买棺材吧!”
大军走了,二军媳妇来了。二军媳妇嘴甜,进门就喊“爹”,给老头擦脸、洗脚,伺候了三天。第四天,她跟老头说:“爹,二军跑车要换轮胎,手头紧,你先借我们两万。”老头说:“伺候满一个月再说。”二军媳妇脸一拉,说:“你这老头,钱比命还金贵。”第四天晚上就走了。三军倒是没来,托他大哥捎了句话:“爹,你把钱先分了,我们三家轮流伺候,一家一个月,公平合理。”老头听了,把茶缸子摔在地上:“我还没死呢,分啥分!分了你们更不来!”
闺女秀兰是最后来的。秀兰心细,来了以后给老头擦身子、剪指甲、把屋里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从家里抱了床新褥子。老头那几天精神特别好,跟我说:“德柱,还是闺女好。”我说:“那你把钱给秀兰点。”老头摇头:“不能给,给了她婆家该有意见了,再说她那两个嫂子能把她撕了。”秀兰伺候了半个月,她婆婆在家摔了一跤,她得回去伺候婆婆,走的时候哭了一场,说:“爹,我过几天再来。”老头摆摆手:“走吧走吧,你有你的难处。”
这么一来二去,老头彻底寒了心。今年开春,他把我叫过去,说:“德柱,你给我做个见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啥?”他说:“我口述,你写,写完你念给我听,我按手印。”我拿了纸笔,老头一句一句说,我一句一句写。写完了,我念给他听,他点了点头,哆嗦着按了手印。他把那张纸叠好,跟存折一起放回铁盒子里,说:“等我死了,你当着全村人的面念。”
今年农历二月二,老孙头不行了。我守在他床边,给他挂了瓶葡萄糖,其实我知道,挂啥也不管用了。他三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回来了,围着床站了一圈。老头睁着眼,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嘴动了半天,说:“盒子……德柱……”我把铁盒子拿出来,当着他儿女的面打开,把那张纸抽出来。大军凑过来:“啥东西?”我说:“你爹留的话,我念给你们听。”我清了清嗓子,念道:“我孙广才,八十九岁,脑子清楚。我瘫了三年,哪个儿女伺候了几天,我心里有数。大军伺候了五天,二军媳妇伺候了三天,秀兰伺候了半个月,三军一天没来。我这六十八万,分成五份。大军五万,二军五万,三军五万,秀兰十万。剩下的四十三万,给赵德柱,由他负责给我修坟、办丧事,剩下的捐给村小学,给孩子们买书买本子。谁要是不服,一分没有。孙广才,按手印。”
我念完,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大军脸涨得通红:“爹,你糊涂了吧?把钱给外人?”二军媳妇跳起来:“凭啥给秀兰十万?她才伺候半个月!”三军没说话,掏出手机要拍照。老头突然睁大眼,嗓门跟年轻时一样大:“我还没死呢!谁不服,滚出去!”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镇住了。老头喘了几口气,拉住我的手,说:“德柱,后事交给你了,我信你。”当天晚上,老孙头走了。
出殡那天,我把六十八万取出来,按老头说的分了。大军、二军、三军每人拿了五万,脸拉得老长。秀兰拿了十万,跪在灵前哭得站不起来。剩下的四十三万,我拿出三万办了丧事,修了坟,立了碑,剩下四十万,我当着全村人的面交给了村小学的校长。校长说:“这钱给孩子们买书,买桌椅,再给每个班配个图书角。”村里人都说老孙头这事办得硬气,也有人说我傻,四十万搁手里过了一遍,一分没落着。我说:“我落着了,我落了个心安。”
后来有人问我:“德柱,你伺候老孙头三年,他给你留了多少?”我说:“一分没留。”人家不信:“那他为啥把钱交给你?”我说:“他交给我的是个信字,不是钱。”老孙头瘫了三年,儿女嫌脏不伺候,他攒了一辈子钱,到死才看明白,钱买不来孝心,但能试出人心。他把钱给闺女,因为闺女伺候了半个月;他把钱捐给学校,因为学校不嫌他脏;他把后事交给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换药、喂饭,没要过他一分钱。他那张纸条上,其实还有一行字我没念,他让我等他死了再念。那行字写的是:“德柱,那四十万给学校,别给我那几个儿子,他们连碗面都没给我端过,不配。”我念完这行字的时候,老孙头的坟头已经长出了青草。我没跟他儿女说,说了也没用。有些话,死人说了,活人不听。我听了,我照办了,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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