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执政一周年：“强国”野心背后的内焦外困

陈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21日上任，如今已满一年。10月21日，她在首相官邸再次声称要让日本“更加强大、更加富裕”，并将应对全球物价上涨列为第二年施政的重点。一年前，高市早苗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提出打造强劲经济、重振日本外交，并宣称要将日本重新推向世界的高处；一年后，随着防卫计划、战略产业投资及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抛出，她的这一“强国”野心正面临来自对美利益协调、国内财政资源配置以及政治改革落实等方面的多重现实掣肘。

日美同盟深化背后的利益失衡

10月15日，日本财务省宣布，美日同意在纽约州推进两座晶圆厂建设，初期规模约100亿美元，未来可能扩大至210亿美元。这是落实去年7月美日关税协议下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承诺的最新举措。然而，根据投资备忘录，项目最终选择权掌握在美国总统手中，日方即便拒绝出资，也可能面临重新加征关税。收益分配同样向美方倾斜：在日本获得约定本金及利息回收额前，双方平分现金流，此后美方将获得九成收益。

在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半导体与人工智能本是高市政府寄望于振兴本土产业的重点领域，如今却需为美国扩充芯片产能提供资金。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援引专家观点指出，这类投资对日本本土半导体产业复兴的直接作用有限，更多体现了日本为维系日美经贸与安全关系付出的代价。

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的牵制还延伸至汇率领域。今年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买入日元；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与高市早苗会谈时表达对日元贬值的不满，高市早苗回应称日元被低估确实存在问题。美国对汇率走势的持续关切，也使日本在推进积极财政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美方立场。

这一现实，与高市早苗一贯展现的强势执政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在对美关系上，高市政府展现出更为谨慎的协调与妥协姿态。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相关法律加征大规模关税缺乏授权，日本却仍选择履行巨额对美投资承诺。

日美同盟关系中政策影响力的不对等，在双方立场出现明显分歧时更为突出。今年8月，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10月又将制裁扩大至法院机构本身。尽管高市早苗公开表达反对，并通过外交渠道与美方交涉，却始终未能促使美方改变决定。

从产业投资到汇率协调，再到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分歧，日本在对美关系中屡屡陷入被动，经济与外交政策的自主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高市早苗反复宣示要建设“更加强大”的日本，却在维护本国利益、争取对美政策主动权方面屡次受制，其“强国”野心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反差愈发凸显。

“泛安全化”战略下的财政民生困局

与对美安全依赖不断加深相伴随的，是高市政府日益扩张的“泛安全化”政策叙事。英国路透社10月22日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将人工智能、卫星技术、研发以及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支出纳入防卫相关开支统计，以接近美国要求的防卫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目标。事实上，高市早苗在10月5日施政演说中，已将能源、粮食、医疗、网络安全等领域纳入“危机管理投资”，并提出围绕17个战略领域扩大官民投资。安全保障与产业振兴，正被高市政府纳入同一套“强国”政策框架。

然而，当高市政府试图以安全保障为纽带，将防卫扩张、科技竞争和产业振兴统合为一套增长战略时，宏大的政策蓝图却首先面临资金如何落实的难题。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10月20日表示，增加防卫开支的筹资方案尚未确定。同日，高市政府推动的消费税减税法案进入国会审议，拟从2027年4月起将饮食料品消费税率由8%临时降至1%，为期两年，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财源缺口同样尚无明确解决方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仍高达约207%。今年前9个月，日本企业破产7999起，同比增长5%。在债务高企、物价压力持续、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现实面前，高市“积极财政”下不断扩张的安全与产业投资雄心，与兑现减税承诺、缓解民生负担的迫切需求，正在形成愈发突出的现实矛盾。如何在防卫产业投资与民生现实之间分配有限的财政资源，已成为高市政府难以回避的施政选择题。

政治强势与改革兑现的现实落差

10月16日至18日，日本电视台新闻网（NNN）与《读卖新闻》联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仍有57%，但认可政府物价应对措施的受访者仅占29%，61%给予负面评价。较高的政治支持率与具体政策评价之间的反差，折射出高市早苗政治号召力与实际治理成果之间较大的距离。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过程中，在财政与经济现实的阻力之外，自民党内部的政策分歧与利益协调，同样成为高市早苗强势执政难以绕过的障碍。

10月21日，共同社报道，高市政府拟推迟提交婚后旧姓使用法制化法案。这项早在去年联合执政协议中便已明确、原定今年通常国会提交的改革，因自民党内部支持选择性夫妻别姓制度的议员持不同意见，加之政府调整立法优先顺序，至今未能进入正式审议。

类似分歧也出现在众议院议员定额削减问题上。今年6月，高市早苗要求自民党推进削减45个比例代表席位的方案，前外务大臣岩屋毅等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决策方式，强调不能仅凭首相个人意志决定改革方向。尽管自民党最终批准并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改革却因各党立场分歧迟迟未能落实。10月22日，自民党又考虑将削减规模缩小至31席，以争取其他政党支持，却遭坚持原方案的日本维新会质疑。从党内协调到联合执政伙伴之间的利益分歧，高市早苗的政治强势并未能消除改革落地面临的重重阻力。

从对美关系中的利益受制，到防卫投资与民生需求的财政矛盾，再到党内分歧下的改革迟滞，高市执政一年的困局，暴露出其宏大政治野心与现实治理能力之间的深层错位。对外难以争取政策主动，对内难以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实效。当政府投资难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强势政治又难以带来民生改善，高市早苗想要的“强大而富裕的日本”蓝图，恐怕终究难以摆脱政治承诺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巨大落差。（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RCEP成员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