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远道而来的人有利可图、有处说理、有信心来，港口自然就会帆樯林立。

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随商船抵达广州港，市舶使官员在海阳馆设宴接待。席间，官员一边敬酒，一边让人开箱验货、评估价值、按比例抽税——这就是唐代的阅货宴。看上去这是一场简单的接待，但这桌宴席背后，藏着我国古代海关治理的一套完整逻辑，也藏着权力与利益的复杂纠缠；酒杯里装的不只是酒，还有一个古老大国对开放的理解。

宴席上的公事

“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阅货宴制度初创于唐代。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官员，唐代市舶使多由宦官或岭南节度使兼任，属于临时差遣性质，制度尚不完备。北宋开宝四年，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标志着从临时差遣到专职机构的制度升级。元丰三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法》，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专项外贸法规。阅货宴制度也在宋代走向成熟。广州每年支官钱三百贯作为固定经费，在唐朝海阳馆旧址上兴建的海山楼中设宴。

阅货宴不是单纯请客吃饭。外商到港，市舶司官员登船“阅实其货”，然后设宴接待，席间完成抽解（按比例征收实物税）、博买（政府优先收购禁榷或厚利商品）、定价等一系列监管环节。返航前还有“犒设”，即饯行宴，官方设酒食为外商送行，“岁十月，提举司大犒设蕃商而遣之”。这套制度的设计颇具巧思。验货、征税、定价，本来都是容易引发摩擦的环节——外商担心被压价、被多收，官员担心漏税、瞒报。但把这些环节放在宴席上，气氛就截然不同：官员以礼相待，外商在被尊重的氛围中配合查验，抵触情绪大大降低。更巧妙的是按外商缴纳关税和携带宝物的数量排座次，数量多的坐上席。外商眼见他人受到官府尊崇，此后来华便会携带更多货物、缴纳更多关税。宴席的花费由公款支付，“不满二百余贯，费用不多，所悦者众”。这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营商环境投入”。南宋绍兴年间，朝廷还专门增拨官钱犒宴蕃商，可见对这项制度的重视。

阅货宴的背后，是以礼遇促贸易的治理思路。市舶司不仅管征税，还要管接待、管招商、管外商权益保护。福建市舶司甚至主动派人去罗斛、占城等国“说谕招纳，许令将宝货前来投进”，相当于古代版的招商引资。外商遇难船只的货物受法律保护，“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货物，许其亲属召保认还”。遇到市舶司重征或强买，外商有权越级上诉。这些制度一起构成古代版的“口岸营商环境”。其核心逻辑是：只有让外商感到被尊重、有安全感、有利可图，他们才会愿意来、反复来，关税才有持续保障。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年收入近百万缗，约占南宋财政收入的2%，证明“放水养鱼”实现了“水多鱼多”。

酒杯背后的阴影

制度设计的善意，不等于执行效果的善意。问题主要出在“阅货”和“博买”两个环节。阅货是验货估价，博买是政府强制收购禁榷或厚利商品（如香料、珠宝）。这两个环节都由市舶司官员主导。外商远渡重洋而来，不懂中国行情，也没有议价能力，于是敲诈勒索的记载不绝于史。《系年要录》记载，“广东提举茶盐公事晁公迈，权市舶，以贪利为大食进奉使蒲亚里所讼”，利用阅货之机敲诈外商。博买环节的问题更严重——“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官员以官方名义强行收购，价格只给到十之一二，有时甚至一文不给。

最离谱的案例发生在明代宁波。嘉靖二年，日本细川氏和大内氏两派分别派船来明朝做勘合贸易，市舶太监赖恩收了其中一方贿赂，不但先到贿赂方船上验货，设宴招待时还让贿赂方坐上席。另一方因此认为受到羞辱。“遂毁嘉宾堂，劫东库，逐瑞佐及余姚江……沿途杀掠至西霍山洋，杀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琎、百户刘恩。又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浙中大震。”一场宴席的不当座次安排，因权力寻租演变成流血冲突。事件后，朝廷严厉问责失职官员，并一度收紧对日贸易。官方贸易渠道受阻，但民间走私和海上活动反而增多，这成为后来倭患扩大的背景之一。但浙江市舶司并未立即撤销，到隆庆元年才正式罢设。

外商的不满有时会上升到外交层面。绍兴十六年，由于广州官员向三佛齐商人收取过高费用，三佛齐国王专门上书抱怨其商人在乳香生意中损失惨重。宋高宗因前任市舶司官员“亏损番商”将其降职。各番商“畏苛征，苦和买”，泉州港一度“至者绝少”。

好制度走样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阅货估价、博买定价，都由市舶司官员一手操办，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信息不对称让外商没有议价能力，权力集中让官员有了寻租空间。宴席上的礼遇是真的，宴席下的盘剥也是真的，两者并不矛盾，分属同一套权力的两面。

“舶至三倍”的秘密

宋廷并非对此一无所知。有宋一代，朝廷多次下诏禁止市舶司盘剥外商。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南宋宗室赵崇度出任泉州市舶司提举。他到任后就发现泉州海外贸易的一项积弊，“海商货至，官竞刮取，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于是商舶滋少，供贡缺绝”。商人们冒死渡海远道来到泉州贸易，番舶抵达泉州后，许多值钱的舶来品要先被各级官员以种种理由重征税、压价强买甚至被没收，商船货物大半落入官吏手中，导致蕃商不敢前往泉州贸易，到达泉州的船只锐减，每年仅三四艘。

当时泉州知州是真德秀，为了改善泉州的营商环境，赵崇度同真德秀采取诸多积极措施铲除积弊，罢“和买”，禁重征，在他们的努力下，到泉州贸易的商船大大增加，泉州港恢复繁荣。对此，《晋江县志》有载：“赵崇度提举市舶司，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刬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

宗室赵彦侯于绍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任市舶使兼知南外宗正司，他到任后一扫官场贪婪腐败风气，不断充实市舶司的金库，许多外商来泉州贸易，“舶琛满”。景定三年（1262），宗室赵孟传任泉州知州兼提举福建市舶司时，大力整治对外贸易和港口通商秩序，打击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提升了泉州的对外开放形象，被誉为“清吏”。

赵崇度等人没有给外商减税，也没有增加宴请经费，他们只是把不该收的钱停了、不该拿的货退了。这背后是一笔简单的账。市舶司的收入来自关税，关税来自贸易量，贸易量来自商人的信心。官员盘剥商人，中饱私囊，摧毁了商人的信心，导致贸易萎缩，关税下降。相反，管住权力、减少盘剥，贸易繁荣了，关税自然水涨船高。

一千多年后的上海洋山港，一艘集装箱巨轮靠岸，船长不需要登岸赴宴，货物信息早已通过“单一窗口”提前申报，从船舶到港到货物放行，最快可以以小时计。海山楼的宴席早已消失，但“降低贸易成本、用服务换信任”的逻辑没有变。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宴会的排场，而是赵崇度在泉州验证过的道理：让远道而来的人有利可图、有处说理、有信心来，港口自然就会帆樯林立。这堂课，从唐代的广州、宋代的泉州到今天的上海，一千多年中在被反复验证。

（作者单位：上海海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