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2年前后，网络上围绕象棋起源争论不断，方舟子曾提出一个判断：象棋源自印度，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大象。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在抓住一个关键字，真正查阅史料后，却会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争论的第一个漏洞，便是把“象”直接等同于大象。汉字中的“象”本就有形象、象征之意，不能见到棋名里有“象”，就断定它必须来自某种动物。古人命名棋戏，往往会借用军阵、人物、器物和观念，字面相同，不等于来源相同。
更何况，中国古代并非从来没有大象。甲骨文中已有关于象的记载，商代活动区域也曾有象群分布。河南简称“豫”，传统解释就与驯象、象出于野有关。《孟子》中还有“周公相武王，伐纣而制之”的相关记述，后世文献也屡次写到中原地区的象。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使野象逐渐南退，但这只能说明分布改变，不能证明中原自古无象。
有意思的是，早期文献确实留下了“象棋”二字。战国时期的《楚辞·招魂》写道：“蓖蔽象棋，有六博些。”《说苑》中也记有“斗象棋”的说法。它们至少说明，先秦时代已经存在一种名为象棋的棋戏。
但这里也要谨慎。先秦“象棋”究竟是不是今天这种车、马、炮、士、象、将帅齐全的中国象棋，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古代同名棋戏未必规则相同，史料中的“象棋”可能与六博等棋类有关。拿它直接证明现代象棋在战国已经定型，同样不够严密。
中国象棋真正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古代棋戏常带有模拟战争的色彩，棋子名称也容易吸收现实军制。车、马、卒、将等称谓，反映了古人对战争组织的理解。不过，棋盘、行棋方式和棋子体系经过多次调整，不能归到某一个人、某一年。
唐代出现过“象戏”或相关棋类记载，学界通常认为，它们与后来的中国象棋存在联系，但并非已经完全等同。到了北宋，象棋的形制和规则逐步成熟，文献中可以看到更接近现代棋盘的布局。宋代棋谱、棋书增多，说明这种棋戏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炮的出现，也常被民间故事归于唐代牛僧孺。此说流传很广，却缺少足够可靠的原始证据。较稳妥的判断是，炮这一棋子与火器发展有关，宋代以后才在象棋中占据重要位置。明代棋谱流传更盛，棋子和棋规继续调整，逐渐形成今天熟悉的基本格局。
至于韩信发明象棋、楚河汉界由他创制的故事，更多属于后世传说。韩信与楚汉战争确实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棋盘上的红黑两方、楚河汉界、将帅不能照面，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邦与项羽。然而，象棋中“楚河汉界”的普遍书写和现代规则，不能据此倒推出韩信亲手发明了象棋。
有人问：“既然楚汉故事这么吻合，难道还不能说明象棋起于汉代？”
更准确的回答是：它能说明后人喜欢用楚汉战争解释棋局，却不能单独证明棋类的诞生年代。历史传说往往会把熟悉的人物嵌入已有事物，让来历更形象，却不等于当时留下了确切证据。
印度起源说也并非毫无依据。印度有古老的恰图兰卡棋，被许多研究者视为国际象棋体系的重要祖先之一。它模拟四军，包含车、马、象、步兵等兵种，后来经波斯和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中国象棋与这条传播路线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学界仍有争论，不能用一句“肯定来自印度”草草定论。
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比如都包含车、马、象、兵等棋子，也都具有军事模拟意味。但中国象棋的方格棋盘、河界、九宫、将帅体系和“炮”的独特走法，又形成了鲜明的本土特征。相似可以提示交流，不能自动等于单向移植。
所以，问题不在于谁的声音更大，而在于证据能走多远。说中国象棋与印度古棋毫无关系，过于武断；仅凭“象”字和大象分布，就断言象棋一定源于印度，也同样站不住脚。把复杂的文化演变压缩成一句俏皮判断，传播起来很快，离历史事实却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象棋的价值，也不只在起源归属。它把军阵、地理和取舍压缩在一块棋盘上：车要通行，马有蹩脚，炮须借子，卒过河后才真正改变力量。棋子很小，牵动的却是全局。正因如此，它能在民间长期流传，靠的不是一个传奇人物的署名，而是规则不断磨合后形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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