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6位中国年轻科学家：做出“0—1”之后，卡在了“1—100”

每经记者：陈鹏丽 每经编辑：杨军

“在辅助生殖领域，小鼠受精卵发育到可移植囊胚的效率能到90%，人类只有约50%。”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苏俊走访国内多家生殖中心，临床主任告诉他：患者一次取卵十余枚，到第五天能移植的囊胚，往往只剩两三枚。为了看清胚胎为什么停下，他自己搭了一台显微镜。人类胚胎第一次被连续拍摄五天，并且完整发育到了囊胚。

“看见”只是第一步，找诱因是第二步，之后，还要找到干预方法/药物，实现临床应用，这里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相关药物到临床，保守估计还需要5年到10年。

10月24日，苏俊来到佛山顺德，以何享健科学基金第二期入选者的身份，出席“2026何享健青年科学家揭晓仪式暨学术研讨会”。200万元，分3年拨付，这笔钱对苏俊而言是“陪跑”更是“助力”。“我们已经找到了胚胎发育停滞的部分诱因，接下来需要开发对应的干预手段，同时向上游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卵子质量，这些都需要长期持续投入。”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6位“2026何享健青年科学家”入选者，了解他们的科研故事。他们均谈到一个共同感受：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正在快速追赶；但更大难关卡在“1—100”转化环节，真正稀缺的是能够陪他们走完“1—100”的资金、平台与长期稳定支持。

10月24日，2026何享健青年科学家揭晓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佛山顺德美的全球创新中心举办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勇闯基础科研“无人区”

要破解可移植囊胚形成率低的行业难题，苏俊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看见”。常规共聚焦或双光子显微镜把激光聚成一点逐点扫描，焦点上下还有一段漏斗形区域，剂量与光毒性呈指数关系——“即使胚胎原本不会自然停滞，也可能因为拍摄而停止发育。这样就无法判断，胚胎停滞究竟由成像引起，还是它本身就会停滞。”

他的解法是把激光压成像一张纸的薄片：薄片穿过胚胎时，穿过的平面就是成像平面，“平面上方和下方没有照明，可以把光毒性降到最低”。这种方法的“代价”是一组悬殊的数字——“拍摄一个胚胎5天，原始数据就有大约1TB”，而生物学重复上，样本量仍只有“1”。这些数据要依赖人工去解析胚胎发育异常背后的致病机制。

尽管过程很难，但苏俊团队还是做到了“0—1”的突破——区分人类胚胎早期发育阻滞、桑椹胚—囊胚阶段晚期阻滞分属两套不同致病机制，解释临床中可移植囊胚形成率偏低的细胞生物学诱因，并且提出小分子干预策略。

苏俊在实验室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陈卓昱的研究课题则是诺奖级前沿领域——高温超导。为了解决高温超导材料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瓶颈，陈卓昱盯上一个“沉寂”三十余年的数字：133K常压超导纪录。

1993年，科学家在汞系铜基超导体中测到133K的常压超导转变温度。此后32年，全世界没有一个实验室能超越这个数字。大多数超导研究者的做法是：换一个材料体系试试。

陈卓昱独辟蹊径，他认为问题不在材料，在工具。于是，他带领团队成功开发了“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GAE）平台，这套国产装备被称为“原子级3D打印机”，是陈卓昱团队冲击常压高温超导纪录的核心利器。用这台GAE装备，陈卓昱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制备了纯相的常压镍基高温超导薄膜材料，成果发表于《Nature》，并成为《Nature》2025年中国十大高引论文，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标志性成果。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岩皓做出制备锂电池单晶正极的新方法，目标是“无钴无镍”；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付晨光首次在窄禁带半导体中发现宽温区压电效应，有望推动压电—热电等多效应协同的多功能器件研发。

付晨光在实验室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王柳，做出了能靠外部磁场操控的脑血管介入柔性导丝机器人，不用医生徒手在X光下操作，让中风取栓手术更简单安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主任王峰团队发现，早中期直肠癌中约10%—20%属免疫高敏感亚型，仅靠免疫治疗有望根治，完全缓解率75%—80%，意味着过去半数以上要切除肛门的人有机会保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的上述6名青年科学家来自医学与生命科学、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两大领域，均入选“2026何享健青年科学家”。

公开资料显示，何享健科学基金是由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于2023年创立，以永续发展、独立运营为宗旨，重点关注和扶持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重要性的研究项目。

真正的坎在“1—100”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科学家告诉记者，对他们而言，从“0—1”的原始创新发现并不是最难的事情，更难的是项目如何“从1—10”“从1—100”。

陈卓昱向记者直言：我国“0—1”的基础研究正在追赶，规模化落地（“100—1000”）能力较强，但中间那段支持不足。“纵向课题、企业横向项目中间，‘1—100’转化环节的资助缺口客观存在。部分项目从原理判断具备可行性，但周期漫长，需要持续投入，极紫外光刻机（EUV）、回收火箭都是典型例子。”

付晨光研究的热电制冷技术，有望解决消费电子局部热点难题。他告诉记者，在消费电子领域，现有散热器件大多是厘米级别，而他基于自己的研究，可开发出毫米级的微型散热器件。但产业化之路同样很长。“作为一项‘0—1’的科学发现，我们不能乐观地期待它立刻实现产业化。我们正在顺着这条路径继续往下推进。要走到真正产业级应用，中间还要走完‘1—10’的漫长研发路程。”

王柳的机器人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能把技术接过去的地方——“医院的场地、设备、床位优先服务病患，缺少专门承接科研动物实验、技术验证的中间转化平台。”他的办法是自己造一个：“我回国之后，就利用启动经费搭建了脑血管介入模拟手术室。”时间表具体到年：脑血管介入机器人属三类医疗器械，规划3年—5年内做首例人体临床试验，“预计整体10年左右有望实现临床推广”。

董岩皓正在研究的下一代正极材料未来面向产业化需跨几道坎，其中最难的是循环稳定性以及低成本、规模化制备，此外新材料体系适配的电池和电芯层面也需要进行优化与迭代——浆料配方、导电剂、粘结剂、电解液等均需要进一步研究。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他靠自己大概还能把研究坚持4年—5年；如今拿到何享健科学基金的资助，他将自己的科研定义为长期坚持的基础研究，希望做到10年以上。

王峰的研究成果最接近临床应用。据她介绍，她的团队聚焦免疫治疗不敏感的肠癌人群，构建“HDAC抑制剂+抗血管生成+免疫”的全新联合治疗策略。目前，该方案已经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完成疗效验证。基于前期临床前以及二期临床数据，对应的新药注册三期临床试验已接近完成随访。如果三期得到阳性结果，这套国产联合方案就有机会获批。

苏俊团队虽然找到了提升人类可移植囊胚形成率的干预思路，但该小分子抑制剂要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依旧需要完整的安全性评价，“保守估计还需要 5年—10年”。

陈卓昱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年轻科研人员而言，要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可产业化的创新”，需要具备三大核心要素：经费、人才、实验空间。

2026何享健青年科学家揭晓仪式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陪跑型”资源越来越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2026年“何享健青年科学家”第二期项目资助名单，共有20位青年科学家入选，每人将获200万元科研资助，分3年拨付。资金“不设方向限制、不设考核指标、不设经费用途比例”，支持其开展具备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基础、转化和应用研究。

对于200万元基金后续使用计划，王柳、陈卓昱、付晨光、董岩皓都提到“招人”或“买设备”。苏俊就提到，“何享健科学基金经费拥有较高的使用自由度，虽有预算框架约束，但不设置死板的条条框框⋯⋯这一点和国内常规项目有明显区别，常规项目经费大多偏向材料费、服务费，用于仪器设备开发会受到一定限制”。

王峰告诉记者，国内民间公益科研类的经费资源还是比较稀缺，相比之下，欧美有大量企业家、慈善家、患者家属捐赠，支持这类转化类探索性课题研究。“国内除何享健科学基金之外，腾讯科学探索奖也是同类性质的项目。这类民间资助对基础创新研究推进有着很高的价值。”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发经费39288.2亿元，基础研究2834.6亿元，占比7.21%，首次突破7%；主要科技强国这一比例在15%以上。更关键的是结构——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低于10%，竞争性短期项目占比过高。这正是“1—100”最缺钱的原因：纵向经费有严格用途和考核，横向企业项目偏向解决眼下已有的具体问题。

改变也在悄然发生，一批“陪跑型”社会资金正在陆续补位：腾讯科学探索奖、尚思探索学者；企业侧也在入场：青山科技奖、小米青年学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