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破并立”下刑事被害人与破产债权人权利冲突与平衡

本文作者：赵岐龙

引语

企业或企业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对公司有实际控制人的一旦涉刑，企业就有可能面临停产，财务陷入危机，处于破产边缘。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即具备两个条件之一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或被申请进行破产程序：一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因此，企业或企业的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一旦涉刑，企业或者资不抵债（如涉嫌集资诈骗），或者停止营业，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如非吸案件等），一旦出现上述情形，债权人是否可以申请企业破产，法院是否受理呢？如果法院同意受理，破产企业的财产在刑事案件被害人与破产债权人之间如何分配呢？各类债权是否具有优先顺序呢？这些问题在2026年9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出台前无法形成统一的处理意见或裁判规则。

一、《民刑交叉》新规出台及之前的状况

（一）关于是否受理破产申请

1.《民刑交叉》新规之前的状况

在《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出现“刑破交叉”时，各地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大多数法院均不受理破产案件。尤其是在2019年左右各地成立破产法庭之前，各地法院对受理企业破产案件非常谨慎，因为破产企业涉及当事人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又涉及职工处置等敏感问题，很多法院对破产案件敬而远之。尽管《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了破产受理的条件，但是实际上，相关人能申请成功的破产案件少之又少，特别再涉及刑事因素，法院往往以“先刑后民”为由拒绝受理。

2018年世界银行在各国营商环境评价中将破产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我国为了提高、改善营商环境，改善以往破产案件立案难的问题，及时出清僵尸企业，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各地法院在2019年左右纷纷成立破产法庭，放松破产案件的受理门槛，只要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条件，基本都能受理。但是针对涉刑企业的破产申请受理，法院还是持谨慎态度，毕竟涉及司法机关还没有形成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一旦受理，破产程序往往因刑事案件的介入，无法及时推进，并且该类案件司法机关一般对企业的财产均采取了查封、扣押、冻结的手续，破产法院也无法及时处分财产。由于办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与受理破产的法院无法形成有效的会商机制，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比较明显。特别是在财产分配上，刑事案件的法院认为只有在刑事案件的追赃、追缴程序完成后，剩余的财产才可以由破产企业统一处置、分配，即刑事被害人的损失救济往往优先于破产债权人的清偿，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的现象，违反了债权平等法秩序原则。而负责破产案件的法院认为，刑事案件的债权并没有优先权，应按照破产法的规定统一、平等、公平清偿。

本人曾经参与一起破产重整案件，2018年法院受理债务人申请的破产重整后，通过共益债的方式对外借款继续经营，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该企业及关联企业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均因涉黑被抓，企业陷入完全停顿，案涉企业的所有财产被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重整计划因刑事案件的突发导致无法执行，法院裁定终结破产重整程序。按照法律规定，终止破产程序后应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但因所有财产均被公安机关控制，管理人无法推动破产程序，受理法院也不知道如何推进破产程序，一直处于观望甚至无人负责状态。管理人试图通过函件联系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告知该企业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且有共益债权的存在，申请参与处置案涉财产，并保证共益债权的优先清偿。但是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迟迟不予答复，破产法院也找不到法律依据请求刑事法院提供协助，共商财产处置方案。

2.《民刑交叉》新规规定

2026年9月22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别进行，并统筹做好刑事诉讼程序中违法所得追缴与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清收的衔接，依法一体、协调保护刑事被害人与破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单位的有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依法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上述规定确定了”刑破并立”的原则，明确了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两种情形，一是单位犯罪，符合破产条件，有关当事人申请破产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破产案件；二是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一般都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涉刑），单位符合破产条件，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的，人民法院参照前两款规定即可以受理。

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有关当事人（往往是债权人，如果企业不涉刑，仅仅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涉刑，企业做为债务人也可以申请）申请破产，符合破产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的颁布及时解决了实务界困扰已久的问题，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对财产的处置仍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

（二）关于涉刑破产企业的财产处理

1.《民刑交叉》新规之前的状况

在《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出台前，尽管有的法院受理了涉刑企业的破产申请，但是在协调、处置破产企业财产时，出现相互冲突，甚至刑事债权优先的原则。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仅可以通过司法机关的追缴、退赔等刑事手段优先获得赔偿，甚至有些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也优先于破产企业的债权，导致了歧视性清偿的不公平结果，也违反了法秩序统一的原则。按照债法原则，债权具有平等性，私权优于公权，破产企业所有的债权人（包括刑事被害人的债权）都应当平等保护、公平清偿，如果财产不足以全部清偿，应当按比例进行清偿。如果破产企业既有因民事合同关系、侵权法律关系等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私法债权，也有公权力机关对企业给予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等公法债权，私权应当优于公权。但实际情况却很混乱，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关往往利用公权力，对破产企业的财产先行采取了查、冻、扣措施，优先处置了财产，返还或补偿给被害人。财产刑中的罚没款上缴了财政。最终导致民事债权人可分配的财产非常少，甚至颗粒无收，给破产债权人造成巨大的损失。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被风险处置证券公司相关案件的通知》第5条规定：“证券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或者涉及追缴赃款赃物的判决应当中止执行，由相关权利人在破产程序中以申报债权等方式行使权利；

刑事判决中罚金、没收财产等处罚，应当在破产程序债权人获得全额清偿后的剩余财产中执行。”

上述规定仅属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证券公司涉刑后，刑事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财产罚的执行在破产程序中的处理或救济，对其他企业涉刑的财产处置和权利救济是否具有参考意义还不得而知。并且该《通知》中关于追缴赃款、赃物应当中止执行，由相关权利人在破产程序中以申报债权等方式行使权利缺乏法律依据，甚至与《企业破产法》中关于破产财产的范围也相互冲突，《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1]对于属于案外人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由权利人行使取回权。如果能确定赃款、赃物流向了破产企业，且具有可分性，原则上该部分财产属于被害人的财产，应当由司法机关代表被害人行使取回权，在刑事程序中通过追赃、返赃或拍卖等方式返还给被害人。

2.《民刑交叉》新规规定

《民刑交叉》新规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别进行，并统筹做好刑事诉讼程序中违法所得追缴与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清收的衔接，依法一体、协调保护刑事被害人与破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上述规定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对刑事追缴与破产财产统一清偿如何沟通、衔接、会商仍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法律依据，实务中不排除有踢皮球的情况。

二、最高院关于《房地产破产》会议纪要提出明确意见，可供所有涉刑破产企业在财产处置上予以参考

由于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处于低谷状态，房地产企业因资金问题导致的非法融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恒大集团的暴雷，更是把房地产企业民刑交叉问题推到前台。2026年9月4日颁布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26〕137号）第三条第6项规定：“刑民交叉处理。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涉及非法集资等刑事案件正在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侦查、起诉、审理,但同时存在因合法经营行为形成的债权，相关主体对其申请破产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裁定受理,并通过府院协调机制做好刑事案件追赃挽损与破产程序统一公平分配的统筹工作。

刑事裁判中明确为赃款赃物并且能够与债务人其他合法财产相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不属于债务人破产财产范围。刑事受害人应当在刑事程序中统一登记并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就前述特定赃款赃物通过刑事程序进行发还。刑事发还不足以弥补全部实际损失的,受害人可就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中按照普通债权受偿，但受害人损失并非破产债务人造成的除外。

如果赃款赃物与债务人其他合法财产混同无法区分的,受害人依据刑事裁判确定的相应损失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统一受偿。”

上述规定明确确定了赃款、赃物流向破产企业，如果可分，赃款、赃物（包括孳息）依照取回权的法律规定，由办理刑事案件的执行机关依法取回，并通过刑事程序返还给被害人。如果赃款、赃物与债务人其他合法财产混同无法区分的，受害人的损失只能按照普通债权进行申报或确认，按照《企业破产法》关于财产分配的原则进行统一、平等清偿，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普通债权只能按比例进行清偿。该会议纪要虽然针对房地产企业出现民刑交叉时的处理意见，且会议纪要的效力不及司法解释，还无法成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法律依据，只能在说理部分予以阐明（见《九民纪要》关于会议纪要的规定），但是，该会议纪要关于民刑交叉处理的法理、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无疑给其他案件涉及民刑交叉破产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且该会议纪要的内容精神也与《企业破产法》、《民刑交叉》司法解释的规定、内在逻辑、法律价值密切相通。

笔者曾经做过一起因非法集资导致破产的破产重整案件，非法集资款项与债务人的合法财产已经混同，共同投向了一家景区企业，最后我们做为破产管理人根据刑事裁判认定的损失金额做为普通债权予以确认，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按照债权比例进行了清偿。各类债权人（包括非法集资债权人代表）均同意了破产管理人制定的破产重整计划方案。

关于行政罚款、刑事裁判确定的罚金、没收财产等公法债权，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2]的规定，不仅不能优先清偿，还要劣后于普通债权。关于这一点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被风险处置证券公司相关案件的通知》第5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刑事判决中罚金、没收财产等处罚，应当在破产程序债权人获得全额清偿后的剩余财产中执行。”

三、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采取刑事查冻扣措施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处理？

《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财产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处理，没有规定。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3]均应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26〕137号）第二条第4项规定：“保全措施解除。破产案件受理后，受理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债务人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的机关以及协助采取上述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及时解除相关保全措施，并将相应财产交由管理人接管。管理人处置上述财产时,可以根据破产受理法院出具的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裁定书、认可和解协议裁定书、确认破产财产变价方案裁定书、拍卖成交裁定书等有关破产财产分配和处置的文书办理过户、移交手续,财产处置价款应当依法在破产程序中统一分配。但是相关主体对该财产权属存在争议的,在相关破产衍生诉讼对财产权属作出认定前,管理人不得处置。

前款规定的保全措施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办理刑事案件中依法采取的,应当共同协商对涉案财产依法进行甄别，属于债务人合法财产的部分，管理人有权依法处置；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也可以对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先行处置，并在所得金额中为刑事案件涉财产执行部分预留相应部分。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应当加强与刑事案件办理单位的沟通协调，必要时可以逐级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党委政法委进行协调，尽快明确债务人合法财产范围以及处置方式等，避免因长期等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延误破产程序进程；

该会议纪要给办理类似涉刑破产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依据，对于可分财产且属于债务人的合法财产，破产管理人有权处置。如果难以区分或者区分时间较长（如需要等待刑事判决的结果以确定是否属于债务人合法的财产等情形），经过会商制度可以先行处置，避免错过处置财产的最佳时机，导致财产的不当贬值，特别是针对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财产，应当及时处置，最大化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民刑交叉的企业涉及破产，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明确，如非法集资的利息是否可以通过破产债权申报予以确认，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偏颇清偿的撤销能否应用到刑事案件的追赃程序，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注释

[1]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28. 破产债权的清偿原则和顺序。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合理确定清偿顺序。因债务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但其中涉及的惩罚性赔偿除外。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

[3]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赵岐龙，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民商诉讼部主管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合同法委员会委员，京都民商研究中心、京都破产研究中心负责人。其拥有十余年法院系统工作经验，历任刑事、执行、民事审判庭岗位，曾任庭长，熟悉司法审判规则与实务流程。

执业后专注刑事合规、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公司诉讼与合规业务，擅长处置各类疑难复杂商事争议案件。代表性承办案例包括：北京金融法院十大典型案例——某科技公司票据追索权案，乐视网、康得新证券虚假陈述案，上市公司并购系列纠纷，北大青鸟与国浩房地产巨额股权转让仲裁案、特斯拉产品责任纠纷等，其中乐视网案件获评商法杰出交易大奖。

凭借突出执业能力，先后斩获多项权威行业荣誉：2026BenchmarkLitigation亚太及中国区北京年度最佳律师、2024ALBChina十五佳诉讼律师、2025LegalOne公司商事实务精英100强，并入选律新社2024争议解决领域精品律师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