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事每天只睡5小时，今年住院了，医生说他的睡眠方式全错了

果篮里的香蕉还没拿出来，张伟就开口了。他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输液的管子一直通到床头的架子上。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热水瓶，瓶盖拧开了一半，冒着细小的白气。

“我差点以为自己得了老年痴呆。”他说完这句话，又把头转向窗户，窗户外面是天井，灰蒙蒙的光照进来，落在他脸上，看起来比他实际的三十九岁老了不少。

张伟是我们组里睡得最少的人。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给闺女做早饭，炒个鸡蛋或者热两个包子，送完孩子到公司刚过八点。

他常跟我说，人一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浪费了，五个小时足够了，多了是负担。他不但这么说的，还就是这么干的。去年年终体检，我们组里好几个熬夜熬到转氨酶高的，张伟各项指标全是绿的，他拿体检报告在工位那晃了一圈，说，看吧，觉少不碍事。

这一倒，倒得突然。头天下午还在改方案，第二天中午开始发高烧，他以为是普通感冒，去社区医院开了点药，撑到第三天晚上，咳出来的痰里带了血丝，他老婆才硬把他拽到急诊。拍完片子，医生说是肺炎，两肺都有感染。又验了血，指标差得离谱。

他老婆叫孙莉，在病房里进进出出，手里端着一碗白粥。粥是大米熬的，稀汤寡水，她拿勺子搅了搅，递到张伟嘴边，说：“医生说他是抵抗力太差，病毒一上来就扛不住了，直接进肺里。他以前一年都不感冒一次的。”

张伟喝了口粥，皱了皱眉，说：“淡了。”

孙莉把勺子放回碗里：“你还挑，医生让你少油少盐。”

我站在床边，把手里拎着的两斤苹果放在床头柜上，退到陪护椅边坐下。椅子是塑料的，有点晃，我坐上去它晃了两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病房里还有一床，空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头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患者信息单。

“你怎么一直没问，我是怎么开始咳嗽的？”张伟突然说。他放下粥碗，看着我，留置针那头的手背微微拱起，像一小块干裂的田地。

我确实没问。我以为他就是着凉了，天冷了，办公室里又有人感冒，传染了也正常。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十一点半，”张伟说，“回家路上就觉得喉咙不对劲，跟吞了砂纸似的。第二天早上我就知道完了。”

“加班到十一点半很正常。”我说。我们这行，项目上线前连着几天睡在工位上的都有，张伟这种还能回家睡觉的，严格来说不叫加班。

“问题不在加班。”张伟说，“那天早上我照常五点半起的，送完闺女到公司，我就觉得那天下午特别困。我就在桌上趴了十分钟。就十分钟。晚上回家就不对了。”

他顿了顿，把手背上的留置针换了个角度，针头旁边的那块胶布已经有点卷边了，他没去管它，继续说：“其实去年我也感冒过一次。那时候我也是这么扛过来的，吃几天药就没事了。但这次不一样，我扛不住。我跟我老婆说，人老了，扛不住了。医生说不是老不老的事，是觉不够。”

孙莉在旁边补充：“医生查房的时候问他，你一天睡几个小时？他说五个。医生就说，五个小时，你免疫力能好才怪。”

我想起来看过一个说法，睡眠不足的人被感冒病毒感染的概率是睡够七小时的人的四倍多。当时刷手机看到这条，瞥了一眼就划过去了，觉得是吓唬人的，没想到会在这张病床上应验。

“那你不是每天都这样吗，五年了。”我说。

张伟当了五年早到党。其实不止五年，他以前跟我说过，从结婚后有了闺女就开始早起了，算下来有七年了。七年里他每天睡五小时左右，五点半起，晚上十一点后睡，中间还要醒一两次给闺女盖被子。他一直是这么说的，五个小时够用了，多了是负担。

“医生说，他见过我这样的病人，三十几岁，熬夜熬到脑梗、心梗的都有。”张伟说，“但我这个不是熬夜熬的，我是睡得少熬的。他说睡眠不够六小时，身体从里到外都跟着乱套，血糖、血压、情绪、注意力，全都不对。我最近确实总忘事，上周下楼买菜，走到半路忘了自己要买什么，又回去了。接待客户的时候叫错了人家名字，把姓张的叫成姓李的，人家没说什么，我自己臊得慌。”

孙莉说：“他那闺女也说他脾气越来越差，前几天因为闺女作业写得慢，冲孩子吼了一顿，闺女哭了一个小时。”

张伟缩了缩脖子：“我那时候不知道是睡不够闹的，我以为是我自己心气不顺。”

我没说话。因为我想起了我自己。我也是每天睡满八个小时的人，但都是凌晨两点睡，早上十点起。要不是张伟这事儿，我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那你晚上几点睡？”张伟问我。

“两点。”

“那你睡到十点？”

“差不多。”

张伟看了我一会儿：“那你还剩多少睡觉的时间？晚上两点到早上十点，八个小时，没问题。”

“你也觉得没问题？”我说，“之前我也觉得没问题。我自己算过，八个小时，一分不差，比谁的觉都够。”

“但你是两点睡。”张伟说，他把手机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屏幕还亮着，划了几下，递给我。是一个睡眠记录的截图，他住院这几天用手机下的一个app，记录自己的入睡时间。

“你看这个，”他说，“医生给我看的，说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入睡，心血管风险最低。十一点到十二点，高百分之十二。过了十二点，高百分之二十五。十点之前睡也不行，高百分之二十四。”

我接过他的手机，把那组数字看了一遍。屏幕上的字有点小，我眯着眼凑近了看。那是一个研究结果，说追踪了八万多人，用手环测的入睡时间，结合心梗、中风的发病数据。

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的人风险最低，越往后越高，十二点以后比最安全的时段多出四分之一。但是十点之前入睡的那批人，风险也高了一截，不是因为他们睡得不好，而是因为那群人里很多是年纪大、身体本身不行的，所以被归进了一个高风险区间。

“你这俩数据放一块儿，不是抬杠吗？”我把手机还给他，“十二点以后高百分之三十五，十点前高百分之二十四，那是不是说干脆别睡了？”

张伟说：“你问我这个，我也说不明白。医生让我看的是结论——十点到十一点躺到床上，睡够七到八个小时。两点睡，八个小时也白搭。”

“为什么白搭？”我说，“我睡够八小时了，怎么还白搭？”

张伟看着我，眼神像看一个犟嘴的小孩：“医生跟我说，生物钟是跟着太阳走的。天黑了你该睡不睡，设备各走各的表。你天天凌晨两点睡，等于天天倒时差。不困不代表没事。”

“我不困。”我说。

“我以前也不困。”张伟说，“我每天五点钟起床的时候也不困，靠的就是一杯浓茶加上心里那股劲儿。你现在问我，我那时候是困还是不困？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躺下来闭眼，几分钟就睡着了。但你要说精神好吗？好像也没有特别好。我以前觉得那就是正常的，人过了三十就是那样的。”

他抬手扯了一下被子，盖到胸口，又说：“我这几天睡不着，把那些研究都翻了一遍。深睡的时候大脑会清垃圾，不清干净，跟以后老年痴呆都有关系。那个我看着都瘆人。我闺女才七岁，我可不想还没看她长大就什么都记不住了。”

孙莉插了一句：“医生说他睡眠少于六个小时，感冒病毒的感染率比人家高四倍。他这次肺炎就是感冒拖的，拖垮了。”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我每天睡八个小时，比张伟多三个小时，但我两点睡。张伟十一点睡五点起，时间踩准了，量不够。我是量够了时间不对，我们俩就像是拿同一张考卷，一个选了时长选项扣分，一个选了时段选项扣分，最后都没及格。

“周末呢？”我说，“周末补一觉，把一周缺的一次性补回来。”

“补不回来。”张伟摇头，“医生说这叫补觉，其实跟往漏水的桶里灌水一样。有人做过实验，平时睡五个小时，周末随便睡，血糖还是乱，体重还是涨。觉这个东西，欠的不是账，是债。”

他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医生说，让我出院以后每天十点躺到床上，别拿手机。他叫我要真想调，就每天比前一天提早十五分钟睡，别想着一晚上从两点改成十点，不现实。”

“十点躺到床上，你闺女还在写作业呢。”我说。

“所以人家说我，得把我闺女也跟着一起调。”张伟笑了一下，笑得很轻，像呼吸一样轻。“我们家的晚饭时间也得往前挪，吃了晚饭我就跟她一起洗漱，九点半全家躺到床上，别开电视别拿手机。”

“那你早上还五点四十起来做早饭吗？”

张伟沉默了一会儿。留置针的导管在床沿上弯成一个弧，药液顺着透明的管子一滴一滴往下走。

“医生说了，固定时间起床，不管几点睡，第二天都要同一个点起。我闺女七点要出门，我五点半起惯了，那就继续五点半起。但我不做饭了，让孙莉买，”他转头看了孙莉一眼，“她说行。”

孙莉正在给他削苹果。苹果皮削得断断续续的，她削得很慢，白白的果肉露出来，汁水黏在指尖上。她说：“我不太会做饭，但他闺女要吃，我就买包子。”

张伟盯着她手里的苹果，说：“我本来想，出院之后买个智能手环，天天盯着睡。”

孙莉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先盯你自己吧。”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输液泵轻微的滴答声。我看着墙上贴的那张患者信息单，上面写着张伟的年龄，三十九岁。

我站起来，说：“那我先走了。”

孙莉送我出去，在门口她停了一下，说：“你也要注意，别仗着年轻。”

我说：“我不年轻了。”

“你比张伟小四岁。”她说。

我走出住院楼，外面太阳很好，正午的光白晃晃地撒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照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身上还带着病房里那股消毒水的气息。

手机响了，是领导的微信，问我张伟的病怎么样了，说项目那边的活儿暂时让别人接着，让我先别操心。

我回了一个好字。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沿着医院门口的马路往回走。

走了大概有五十米，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住院楼。张伟的病房在七楼，窗户正好朝南，这会儿应该能晒到太阳。他闺女那年的黄疸多亏了每天抱出来晒太阳才下去的。我想起他说这句话时候的样子，他那会儿还说自己从来不感冒。

我掏出手机，打开那个下载了好久但一直没打开过的睡眠记录app。页面提示我设置一个固定起床时间。我盯了几秒，又在退出键上按了一下，把屏幕锁上，继续往前走。

没走出几步，手机又响了。是张伟，他的微信只有一句话：

“十点躺到床上，手机放我妈那儿。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