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下午,基隆港,45岁的朱枫提着行李下船。她此行并不是探亲,而是肩负着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船靠岸后,她没有急着去见继女陈阿菊,而是先到茶楼与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接头。
朱枫早年就读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青年时期曾参加反对外来侵略的活动。后来嫁到沈阳,成为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绶卿的续弦夫人。陈绶卿去世后,她没有把前夫留下的孩子丢下,反而带着他们回到镇海老家。
那时的陈阿菊只有七岁。朱枫既照料她的生活,也操心她的学业和婚事。多年相处下来,阿菊早已不只是继女,更像是朱枫亲手养大的孩子。正因如此,后来这层关系才成为朱枫前往台湾的合理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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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朱枫的人生再次转向。她与朱晓光结婚,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浙东组织宣传队和医疗救护队,还创办镇海工艺传习所。她出身较好,熟悉社会交往,能够接触一些上层家庭,这使她在秘密工作中有了特殊便利。
1941年,朱晓光因皖南事变被关进上饶集中营,病情严重。朱枫改换身份,借助旧日社会关系,三次冒险探监。后来,朱晓光终于带着战友逃出集中营。夫妻二人此后长期分离,却始终没有中断共同承担的工作。
他们有了孩子,却不能像普通家庭那样生活。为了隐蔽身份,女儿送到亲属家中改姓,儿子朱明也由亲人抚养,孩子们只能称朱枫为“外婆”。朱枫疼爱儿子,常常等孩子睡熟后,再把他轻轻抱到自己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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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朱晓光随解放军南下上海。朱枫把11岁的朱明送回上海,母子在船上分别时,她告诉孩子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同年10月,她写信给丈夫和儿女,流露出结束漂泊、重新团聚的愿望。遗憾的是,新的任务很快落到了她身上。
华东方面需要掌握台湾军事部署,并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吴石取得联系。朱枫在台湾有继女,又有照料外孙的名义,身份看起来自然。她给丈夫写信,以外出经商作比,实际上是在告知对方自己将再次远行。
与蔡孝乾接头后,朱枫见到了吴石。吴石交给她的,是台湾战区防御图、舟山群岛及金门一带的阵地部署图,还有各防区兵力和火器配置等重要材料。这些情报被拍摄成微缩胶卷,等待交通人员转送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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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原以为任务很快能够完成。她曾捎信给上海亲人,说自己大约在1950年1月14日前后返回。然而,台湾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1949年底至1950年初,相关人员被捕并发生叛变,吴石的身份也随之暴露。
吴石仍设法为朱枫开具前往舟山的介绍材料,并安排她乘军用飞机离开台湾。谁知特务搜查吴石住宅时,发现了那份特别通行证。朱枫的行踪因此被锁定,舟山随即受到严密封锁,她离大陆海岸只有一步之遥,却始终无法渡海。
她在舟山一所医院藏了约两周,最终被捕。被押解途中,朱枫曾将随身金链、金镯藏入体内,试图以死保守秘密,但很快被发现。她被押回台湾接受审讯,面对劝降始终没有改变立场。
审讯期间,蒋介石因朱枫是宁波同乡,曾下令不得对她施以刑讯。蒋经国也曾出面劝降:“大家都是宁波人,何必把命丢在这里?”朱枫回答得很坚决:“个人生死,不足为惜。”这几句话,后来被记录在相关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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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意外的是,陈阿菊和丈夫王昌诚实际上都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任职。陈阿菊在1950年2月21日的口供中称,直到朱枫被捕后,她才知道继母的真实身份。朱枫的绝笔信里也特别提到,阿菊并不知情,不要责怪她。
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等人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她遇害时45岁,身穿碎花旗袍,即使双手被缚,神情仍很镇定。此后,朱晓光一家长期为她保留着祭奠的日子,却始终没能找到遗骨。
1983年,朱明与父亲为朱枫修建衣冠冢。2000年朱晓光去世后,也安葬在那里。那座墓中没有朱枫的遗骸,只有家人保存下来的思念,以及一个母亲至死都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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