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费孝通、韦伯、福柯……这些“过来人”不给你答案，却帮你审题

当科技以指数级的速率带领人类奔向未来，我们却时常感到“割裂”：一边是狂飙突进的新技术、新规则，一边是仍在延续的传统理念与旧有秩序。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看来，这是因为我们身处巨大的“时差”之中。在《错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时差里》中，他借涂尔干、费孝通、韦伯、福柯等九位思想家的眼光，帮我们看清这些错位的来路，重新理解个体与时代，回应困惑与不安。

“时差”是一个恒常的结构

上观新闻：这本书叫《错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时差里》。这里的“时差”指什么？

蒙克：从16世纪的欧洲至今，世界经历着一场宏大的现代化转型。在这场变迁中，既存在科技、经济这样的“快变量”，也存在教育、社会结构这样的“慢变量”。因此，同一时空中的人们，也许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一线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感受到算法支配和原子化带来的孤独；县城的中年人，仍依托制度环境和人情网络；更偏远地区的村民，或许依然承袭乡土的传统观念。

这种差异不能简单用“先进”和“落后”来概括，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时间错位。历史将不同群体置于不同的时间坐标之下，而我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体验当作唯一的真实，由此在与他人、与世界的相处中产生拉扯甚至撕裂感。

因此，我在书中提出“多重时间性”这一概念。我们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个均质的平面，有些人生活在2026年，有些人可能还活在1926年，很多问题由此产生。

上观新闻：正是因为“时差”的存在，“错位”感才会变得如此普遍？

蒙克：大家都知道，AI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学生基本上都在用它完成作业与自主学习，而我们的考核模式还停留在过去。

今年我去英国访学，把这个困惑讲给英国同行听时，他们说，那就恢复笔试和口试。我觉得很错愕。如今全世界都在拥抱AI，但教育系统似乎无法回应新的市场需求，甚至走向反面。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有时候，“时差”已经拉开了，人们想的却不是如何往前，而是回到过去，错位也就加剧了。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中的“时差”是一个恒常的结构，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认识它，并在这个恒常的结构中实现动态调整。

上观新闻：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由“时差”带来的“错位”？

蒙克：当“快变量”跑得太快，而“慢变量”被拖在后面时，我们会普遍被“时差”拖入一种彷徨：不知道什么重要，不知道什么值得坚持，不知道旧的经验还有没有用。

在最初设计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每一个问题都会被放到社交平台上去让人搜索。例如“为什么家庭沟通，如此令人疲惫”“低配得感究竟从何而来”“打工人为什么自称牛马”等，结果发现，几乎每一个问题下面都有成千上万条笔记。这时你会发现，大家有那么多共同的困惑。

尽管人文社会科学不能直接给出解决方案，但它能帮助大家基于这些困惑提出重要而正确的问题。事实上，提问题非常关键。提问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如何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在这本书中选了九位思想家，既有涂尔干、费孝通、布尔迪厄、贝克这样的社会学家，也有汉斯·摩根索这样的国际关系学者、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福柯这样的哲学家。在介绍他们时，我会聚焦他们思想中我认为最能回应当下我们时代痛点的关键词。可以说，这本书不是要教会大家九套社会学理论，而是借思想家的判断力，帮我们审题。

早于我们到达历史现场

上观新闻：这些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家，真的能回应今天的问题吗？

蒙克：他们比我们更早到达历史现场。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劳动异化、原子化的孤独，他们都更早经历，也更早思考。正因如此，百年之后，他们的学说依然留存，思想也依然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而它们所反映的，正是一种不同国家之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差”，这本身就体现了多重时间性。这也提示我们，时差不仅存在于社会子系统之间，比如技术与教育，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间。

上观新闻：您认为面对相似的问题，大师可以帮助我们“审题”，能否举个例子？

蒙克：我们经常遇到问题，却未必看得懂问题本身。比如，为什么不少孩子格外敏感、在意他人评价？我们或许会将其归因于原生家庭或紧绷的亲子关系，但再追问一层：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家庭都存在类似的紧绷？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讲过两种社会联结方式：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更多源于相似，大家生活方式相近、信奉的道理相近，靠共同规范维系；有机团结则更多源于差异——你做医生，我做教师，他生产粮食，我们不必过同一种生活，却因为分工而相互需要。

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熟人关系密切、生活方式相近的环境里，人们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的评价不仅影响你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也影响你能否得到支持。但随着人口流动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维系关系的方式也在变化。

而家庭里的紧绷，有时就发生在这两种逻辑之间。我们都身处于这个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许多观念还没来得及调整，这样的错位才是结构性原因。

大师能帮我们审题，正是因为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型，他们的世界先于我们展开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于是他们对类似进程造成的问题更早地进行了分析，从而他们的学说对今天正在经历类似事情的我们有借鉴的意义。

上观新闻：今天有很多新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一些人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高敏感东亚小孩、奥德赛时期、回避型依恋等，但这些概念似乎都在把人生困境向内归因。

蒙克：我把这种现象叫作社会问题的“心理学命名路径”。大家关注个体、关注原生家庭，本身没有问题。这说明我们在为时代症候命名。如果症状不能被命名，就不可能改变它。就像把恶魔的真名叫出来，才能战胜他。所以命名非常重要，正确命名尤其重要。

但社会学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原生家庭都有类似问题？这是否说明背后存在更大维度、更具共性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社会学的命名并不取代心理学视角，而是转变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当我们意识到困境源于共通的社会条件，就不必过度苛责自己或他人，从而减少彼此消耗，走向相互理解。

上观新闻：社会学路径能帮我们看清结构性问题，但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改变。看清了，然后呢？

蒙克：成熟的个体和社会，需要切合实际的期待。当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时差”的存在，意识到他者在某个“时区”中的行为自有其逻辑，也就逐渐看懂了许多问题产生的深层机制。

社会科学带来的改变，可能先从我们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开始。原来我们只是承受压力，现在可以辨认压力从哪里来，又是通过哪些关系、规则传递到自己身上的。我们也能看见，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东西，不全是个人脆弱的结果，还有社会变化和制度安排的原因。

改变也不必停留在理解上。我们可以从具体场景入手，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开始，逐步形成稳定的做法和共同认可的规则，推动结构调整。

阅读是头脑的“健身房”

上观新闻：回到阅读本身，今天的人们还需要读您书中提到的这些思想家的原著吗？

蒙克：这取决于阅读的目的。如果是获取信息，其实可以用AI。但如果阅读是为了锻炼思维，我们就需要读原文。从繁杂的叙述中抽象观点、梳理逻辑，需要调动大量脑细胞。

我认为，以后阅读会变成头脑的“健身房”。观点可以借助AI轻易获取，真正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让脑细胞多长一些突触。

上观新闻：具体而言，这种“智力上的挣扎”能带来什么？

蒙克：它带来的是感知力和判断力，这些可能是AI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真实世界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感知，事情发生在身边，却像没有发生一样，捕捉不到，已经麻木了。一旦变得麻木，人跟机器就没有本质差异。

而判断力最终体现在能判断什么东西更重要。我们要用最先进的技术，比如AI，去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但世界上有那么多问题，什么问题才是重要的，这需要判断力。只有精准捕捉到困扰每个人的重要问题，才能用最好的工具去回应。

上观新闻：除了感知力和判断力，阅读是否也能带来纯粹的美感和审美体验？

蒙克：对。比如为了看《奥德赛》这部电影，我又去读了原著，中文版、英文版都看，还利用AI，对照阅读了《奥德赛》的四个英译本，逐句比较它们对古希腊语原文的翻译。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是直接让AI总结内容无法带来的乐趣，也是AI时代人机协作所创造的新阅读方式。

蒙克用Codex逐行阅读《奥德赛》的四个英译本的截屏

经典需要自己亲自去读，去挣扎，去体验。这种审美体验与智力挣扎，最终指向的是成为一个区别于AI的真实存在的生命体。因此，阅读经典更像是创造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它不是为了获得标准答案，而是为了借由伟大的头脑，重新看见自己的处境。

《错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时差里》

蒙克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原标题：《涂尔干、费孝通、韦伯、福柯……这些“过来人”不给你答案，却帮你审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