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门洗码：见过浙江老板一推500万，也见过上海经理输到离婚

我在澳门洗码：见过浙江老板一推500万，也见过上海经理输到离婚

我在澳门干洗码干了七年，2019年年底回珠海就不干了。走的时候，相熟的保安老麦送我到关闸，拍着我肩膀说了一句话：“阿强，你是我们这行里少有的囫囵个儿走的。”

啥意思？干洗码这行，见过太多人进来时候人模狗样，出去时候连当票都当没了。我算是运气好，攒了一套斗门的小两居，兜里还剩二十来万。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俩人的脸——一个浙江的郑老板，一个上海的刘经理。

先说郑老板。台州人，做塑料模具的，四十出头，手底下三个厂，身家往少了说小一个亿。他是我一个熟客老曹带来的，进门就换了一百二十万筹码，眼都不眨。那天晚上他在贵宾厅打“百乐”，我站他边上帮他码牌换码，一个半小时赢了八十多万。他甩手给我一个五千的码：“拿去买烟抽。”

第二次来是隔了俩月，这回带了七八个人，说是“考察团”。其实就是他出钱，请一帮生意上的朋友来澳门玩，每人先发十万筹码，输赢都算他的。那天晚上他坐庄推牌九，推到第三把，面前空了——三百万没了。他眼皮都没抬，跟我说：“阿强，再给我换五百万。”我说郑总您缓一手，喝口茶。他看了我一眼，笑笑：“怎么，怕我赖账？”

我没吭声，换了。那五百万他推了十一把，赢了七把，倒赢回来两百多万。散场时候他拍我肩膀：“阿强，你这人实在，下次我还找你。”

后来他每个月来一两趟，输赢都在三五百万上下。直到2020年春节前，他半夜给我打电话，嗓子是哑的：“阿强，我出事了。厂里资金链断了，你帮我跟公司说说，那三百多万的码粮先缓俩月。”

我去跟账房说情，挨了经理一顿骂，但还是帮他垫了八十万，把账先平了。郑老板回台州之后把一辆保时捷卡宴过户给我，说“兄弟你留着开”。我没要，让他卖了还账。那辆车他卖了六十五万，转给了我八十万，剩的我说算了。

去年我在台州见过他一回，厂子盘出去了，还剩一个车间做代工。他请我吃大排档，喝多了跟我说实话：“阿强，在澳门那两年，我前后输了得有一千二百万。但我厂里一年挣三百万，我本来觉得还得上。后来银行抽贷，一抽就全完了。”

我问他后悔不。他闷了一口酒：“后悔。但当时不觉得。那种地方，赢了觉得是自己的本事，输了觉得是运气没到。其实哪有什么运气？”

再说上海的刘经理。这人比郑老板小两岁，陆家嘴一家基金公司的中层，年薪税后一百来万，老婆在浦东当老师，闺女刚上小学。头一回来是公司团建，他跟着老板来见世面，换了五万筹码，打了一晚上百家乐，赢了三千多，美得不行。

第二次来他自己偷偷来的，周五下班飞珠海，过关到澳门，周日晚上飞回去，跟老婆说出差。那回输了四万，他跟我说“就是玩玩”。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开始记账了——就是在我这儿拿码，不用现金。第一笔拿了十五万，输没了。第二笔拿了三十万，又没了。第三笔他犹豫了半天，拿了一百万的码。那天他手气好，打到凌晨三点，倒赢回来四十多万。他把码还清，还多给了我两千小费。

如果他就此收手，也就没后面的事了。

第四回是国庆节，他跟老婆说去深圳开会，实际在澳门待了四天。头两天输了两百多万，第三天他开始推“台面”——就是一把押十万二十万那种。我看着他额头上的汗往下淌，西服后背湿透了，跟他说：“刘哥，别打了，我帮你订明早的船票。”

他红着眼瞪我：“你一个洗码的，管我打不打？”

那天他输光了借的码，还欠了厅里一百多万码粮。回上海之后他老婆打电话到我这里，哭着问我：“老陈，我家那口子是不是在澳门欠钱了？家里存款少了三百万。”

我没法瞒，说了实话。过了两个月，他老婆托人带了句话给我：“谢谢你说实话，我俩离了。”

去年秋天我在拱北口岸碰见刘经理，他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一半，在免税店门口抽烟。见了我愣了一下，苦笑着说：“阿强，我现在在广州一家小公司做财务，一个月一万八。欠的债还了两年了，还剩六十多万。前妻让我每个月去看闺女，我连路费都紧巴。”

他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指了指对面的茶餐厅：“请你喝杯奶茶？”

我没让他请。那顿我买的单，两杯奶茶一份西多士，八十七块港币。

干这行七年，我学会一件事：赌场里没有人能一直赢，但赌场永远赢。郑老板后来还跟我有联系，去年过年给我寄了两箱涌泉蜜桔。刘经理把我微信删了，我也不怪他——他看见我，大概就会想起在澳门那些晚上。

我现在在斗门开了个小卖部，卖点零食饮料，也帮人代收快递。日子过得紧巴点，但踏实。半夜手机响，不用再一激灵爬起来看是不是客人输光了要翻本。

那台郑老板要给我的卡宴，我到现在偶尔还会梦见。梦里我开着它从关闸出来，后视镜里澳门的霓虹越来越远。

醒了就琢磨：幸亏没要。那车拉过多少输急眼的人，我比谁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