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放女囚犯时，衙役为何都抢着当差？这一现象背后，究竟有何特殊原因？

“押送女囚的差事我去！”——在很多县衙里，这话可不是开玩笑，而是衙役们抢着说出口的。

别忘了，那可是一趟动辄几千里、要走到人迹罕至穷山恶水的流放路。一路上风餐露宿、强盗猛兽、瘟疫瘴气，说不好哪天就把命丢在半路上。按理，这种活儿谁都怕躲还来不及，可偏偏一听是“女囚”，不少衙役就像闻见了油水的猫，立刻精神抖擞。

这当中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古代女囚被发配千里，押解的衙役们又在路上干了些什么？要说清楚这事，得从“流放”这一整套制度说起。

在今天的人看来，流放听上去像是“强制移民”，但在古代，几乎等同于“换一种方式的死刑”。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流放都是国家正式刑罚的一部分，跟砍头、杖刑一样，属于五刑之一。不同朝代叫法不一样，有的叫“徙”“配”“充军”，本质就是把人赶到远离家乡、环境恶劣的地方，一辈子不许回头。

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人？很现实——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把人丢去几千里之外，相当于从社会系统中“删除”，既隔离了危险人物，又减少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还能顺带利用劳动力去开发边疆，比如清朝把很多犯人发到东北宁古塔，名义上是惩罚，实际上也是给边疆平地、垦荒、打猎，干苦活累活。

但对那时候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一旦被判流放，基本就等于断血脉、断香火。儒家提倡“落叶归根”，祖坟、宗祠、族谱是一整套“大本营”，被赶去什么岭南、宁古塔，动辄两三千里，路上死了，多半连尸骨也运不回来。家乡人说一句“死无葬身之地”，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那时候人最怕两件事：一个是砍头，另一个就是发配。

不过，纸面上的“流放刑”还算规整，真正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一路上“押送”的过程——尤其是那些看上去不起眼、实则权力巨大的衙役。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衙役不过是县衙里的跑腿、打手，靠一身蛮力吃饭。实际上，这群人是刑罚落地的最后一环。凡是被判流放的犯人，从押进牢里那一刻起，到抵达流放地，全程都捏在他们手里。

这中间有多危险，《水浒传》里“野猪林”的故事算是个缩影。

被发配沧州的林冲，被两个衙役押解，一路走得脚底起泡，穿着小鞋艰难挪步。到了人烟稀少的野猪林，那两个衙役突然翻脸，拔刀就要他命——原来是收了高俅的银子，打算“路上出意外”。要不是鲁智深赶来救人，林冲这条命就交代在半路了。

小说夸张归夸张，但类似的事在现实中不是没有影子。押解途中地广人稀，衙役手上又握着“生杀之权”，谁死在半路上，只要说一句“病死”“体弱走不动”，一般也难以追究。加上山林强人、野兽瘴气、风雨饥寒，押解本身就是一场高风险差事，不是跑一趟就能轻轻松松回家的差事。

按道理说，这么危险的活儿，衙门里的小吏们应该躲着走才对。事实上，多数人也确实不愿意沾边，尤其是押解一大群凶神恶煞的男囚——谁也不想在半路被反绑一回。但一听说要押送的是女囚，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想弄清这里面的弯弯绕，还得看看古代衙门里这些衙役的处境。

很多人以为衙役是官，其实真正在编的官员是县令、主簿、典史这类，衙役严格来说是“吏卒”一类的办差人。虽然穿着公门衣服，拿着衙门饭碗，但社会地位不高，甚至在不少朝代是被当成贱民对待的。

这些人天天在堂下伺候，给县令端茶、给主薄传话，打人时要挺身上前，挨板子时有时也是他们。遇到一个爱打骂的父母官，动辄拳脚相向，衙役在衙门里过得并不体面。特别是朝政腐败的年代，地方官贪污受贿，脾气大、心思多，下人稍有不顺眼，就可能被扣一顶“失职”“顶撞长官”的帽子。

对许多衙役来说，衙门是挣钱的地方，却不是舒服的地方。每天伺候上司，还得瞅上司的脸色，人微言轻，稍不留神就出事。正因为如此，当有机会离开这个环境，出去押送犯人，很多人并不全然抗拒。

押解一趟流放犯，路程少则几百里，多则几千里。对衙役而言，这就成了一段长期“在外办差”的时间。有人视之为苦差，也有人当成一种“长期公费出差”：

一来，终于能离开那帮天天拿板子的上司，不用随时被敲打训斥；

二来，在这条流放路上，衙役不再是被人喝来唤去的小卒，而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至少在犯人面前，他们就成了实打实的“老爷”。

更现实一点说，这条路上“油水”不少。你想想，凡是能被判流放的，家里多半还有些家底。家人不愿意看着亲人一路挨打受辱、吃不饱穿不暖，多少会想办法塞点银子、布匹、粮食给押解的衙役，求个路上照顾。这些都不是工资，是额外的收入。

也就是说，只要敢出这趟门，忍点风餐露宿的苦，衙役是有机会捞上一笔的。

但为什么一旦变成“女囚”，衙役抢得尤其积极？

先看个现实问题：安全。

押男囚是什么概念？很多都是壮年男子，有的身强力壮，有的刀口舔血，早就不怕死。押送几百上千里，夜里要防他们逃跑，白天要防他们突然反扑。路遇山贼土匪，说不定这帮人一拍即合，回头先动手杀了押解的衙役，自己一哄而散。

史书里有不少押解失控的例子。最典型的是刘邦那段。当年他还只是沛县的一个亭长，负责押送徭役去咸阳干活。一路上逃跑的逃跑，躲的躲，到了快进都城了，队伍散得七零八落。他知道回去肯定交不了差，干脆心一横，带着剩下的人上了梁山——哦不，是选择造反，这才有了后来的汉高祖。

押男囚，一旦出事，衙役自己首先就是替罪羊。有人的命没送到地方，问责传到哪一层，就算能推说“路上逃走”，衙门上头也未必真信。最糟糕的，是那些被“买凶”杀害的犯人，家里有背景、有关系，倒查下来，衙役可能连累全家。

换成女囚，情况就不一样了。

就算抛开古代那些对女性的偏见不谈，从现实角度看，绝大多数被流放的女性体力弱、力气差，缺乏斗殴经验，也没有多少逃亡技巧。在荒郊野外，她们往往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别说反抗押解她们的男人。对衙役来说，押送这样的队伍，风险要低得多。

简单说，押女囚，这条路从“随时可能死人”的高危线，变成了“带一群体弱的女人远行”。危险没完全消失，但显然小了一大截。

可只因为安全系数高，衙役们就这么积极？远不止。

真正让他们趋之若鹜的，是“控制欲”和“欲望”。

在古代的男尊女卑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本就低一截，再加上“囚犯”这个标签，女囚几乎是“社会最底层中的底层”。一旦被押上流放之路，她们等于被交到了几名男子手里——而这些人既是官方派出的办差人，又是路上唯一能决定她们吃什么、喝什么、住哪儿、走多快的那群人。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权力落到某些人手里，会变成什么？

哪怕不提情欲，单说饮食和行程安排，就足够衙役“上下其手”。走得快慢，看他们心情；路上是睡破庙还是借宿农家，看他们一句话；吃冷馍还是喝热粥，也可以成为“讨好”与否的筹码。

再加上“男女之事”。身为女囚，本就名声扫地，再被押往千里之外，很多人自认这辈子也翻不了身了。而在漫长的路途中，一旦躲到没人看见的深山野林，衙役的兽性很容易被激发。历史记录里没有大张旗鼓地写这些，但各种侧面的资料、笔记、甚至戏曲，都不讳言：女囚在路上，很容易成为被迫的性对象。

正因为如此，只要家里稍有点条件的女囚家属，在送行之前都会拼命打点押解的衙役。

多送几件衣物，多包几两碎银，甚至有人直接给定期“津贴”，只求衙役一路上别为难，甚至能多照顾，小心防着那些“见色起意”的人。一些比较有钱的家庭，干脆直接给女儿或妻子安排了马车，甚至雇了仆妇同行，好让她们不至于一路风吹日晒。

这些，对衙役来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比如，原本流放的是穷苦男犯，一行人只能风餐露宿，晚上躲在树下避雨。换成有家底的女囚，对方家里可能在每个县城提前安排好客栈，衙役到了地方，只需报上姓名，就有人结账。吃饭不再是冷馍咸菜，而是堂堂正正地坐进酒楼；住店不再是打地铺，而是有人备好被褥、热水。押解本金不变，待遇却翻了几倍。

你站在衙役的角度想想：在衙门里被骂来骂去，出去一趟押女囚，路上有人叫你“官爷”，吃穿用度比在家还好，到了流放地只要办完手续就能领差旅费用回县里，这样的差事，怎么不抢？

不过，别以为这些衙役个个都是纯粹的恶人。古代社会虽然等级森严，却也不是所有人都心黑手辣。有的衙役之所以主动申请押女囚，也是因为相对温和的环境，而不愿再去押那种一不留神就出人命的男囚。特别是那些有家庭，有老婆孩子要养的人，他们并不想在某个深山里跟犯人、强盗拼命。

但这种“较安全”的差事，与“有油水”“有机会占便宜”往往绑在一起，让整个押解系统在本就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上，又多出了一丝灰暗。

更讽刺的是，这些被流放的女囚中，有不少压根不是“十恶不赦”之徒。

在重男轻女、宗法严密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本就缺乏独立行动的空间。她们很少有机会去犯某些“重罪”，很多流放判决，其实是“连坐”的结果：家中有男性犯了事，全家老小被牵连；或者被人诬告，自己辩不明白；再或者是卷入宗族纠纷，被当成“替罪羊”。

比如，有些女人因为丈夫参与叛乱、结党，被判“从坐”，连同夫家一起发配；有些则因为夫家出事，被婆家丢出来“顶罪”。在文献记录中，类似“妻子、女儿因夫、父获罪被徙某地”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些人很多出身中产甚至士绅家庭。别看她们成了囚犯，家里还可能有一定财力。于是，她们一边被押往远方，一边靠家里的银钱维持在路上的体面；而押解的衙役，也就在这种“求你办事”的氛围里，尝到了一把“翻身”的感觉——哪怕只是短暂的、局限在这一段路途上的“翻身”。

平时在县衙里，他们连站在堂中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在家乡街上，别人喊他们“衙差”“皂隶”，语气里也少不了轻视。但在流放队伍里，每个犯人都得仰头看他们一眼。尤其是女囚及其家属，在他们面前连声“劳烦官爷”，多少能满足一些长期被压抑的心理。

于是，一趟流放路，便成了很多衙役既怕又爱的差事：怕的是命丢在外面，爱的是这一路的权力感、收入，以及上头暂时“看不见”的自由。

当然，并不是所有押解路都这么“舒坦”。

像清代的宁古塔，那可是著名的“人间地狱”。冬天零下三四十度，野兽出没，土地贫瘠。很多被发配到那里的官员、犯人，活着能扛过三年就算命大。押解这种长途流放，衙役们自己也得冒着同样的风险。途中若患病，连医馆都找不到，要是倒在雪地里，多半是尸骨不存。

岭南等地也好不到哪儿去。唐宋以前，岭南被视为“瘴疠之地”，气候闷热，山林密布，毒虫蛇蚁成群。很多被发配到那里的犯人，还没见到新住处，先染上疟疾、中毒身亡。押解的衙役若是体质差一点，可能走到半路就倒下了。

也就是说，押女囚的好处再多，本质上还是套在这套严酷制度里的一个小缝隙，是基层办差人凭本事、凭胆子捞的一点边角料。真正左右他们命运的，还是那纸冰冷的判决书，是那条一旦踏上去就决定一生的流放路。

从更大的图景来看，女囚被发配和衙役抢着押送这件事，折射出的是古代整个社会的多个矛盾叠加：

上面有层层官僚，通过制定刑罚、发布判决，维持着名义上的秩序；

中间有这些衙役，既是制度的执行者，又是权力落地时“暗箱操作”的关键人物；

下面则是那些被判罪的人——尤其是女性，她们在父权、官权、法权多重夹击下，连被如何送往流放地的权利都握不住，只能在家属的哭喊中，走上那条也许再也回不来的路。

衙役们为何抢着押送女囚？一句话讲不完。

有安全考量——押女囚比押男囚命更保得住；
有现实诱惑——一路上吃穿用度、好处费远比普通差事丰厚；
有心理满足——在平日受压久了的人心中，这是一段可以短暂扮演“老爷”的旅程；
也有制度漏洞——在缺乏监督的漫长旅程中，人性最阴暗的一面更容易被放大。

表面上看，是几个衙役抢个差事；往深处想，其实是整套流放制度下，一群人试图在缝隙里求生、谋利，而软弱的人被推到最前线承受代价。

等到队伍终于走到流放地，官府盖章、交割完毕，衙役领着文书原路返回，那些被送来的女囚则开始了另一段不知道何时结束的“外乡人生”。她们中的多数，果然如同当时人所说，最终死在他乡，连一抔故土都带不走。

历史书很少详细谈这些人的后半生，只留下寥寥几句“徙某地”“卒于某处”的冷冰冰记录。倒是那几句“押解衙役某某”的匆匆一笔，隐约告诉我们：在那条看不见尽头的流放路上，并不只有犯人在受罪。

至于问一句，那些抢着押送女囚的衙役，到底算不算坏人？恐怕没有一个简单答案。

有人是彻头彻尾的恶棍，有人只是顺着制度的缝隙活着，有人只是想避开比这更危险的差事。可无论出发点如何，他们与那一队踉踉跄跄的女囚，一同把这条流放之路，写进了我们今天读来仍觉得发凉的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