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朱高煦被处死后，子嗣无一幸免。朱瞻基表面依旧镇定，退朝后却连日独坐武英殿。

宣德元年八月二十日，乐安城北的旷野上，明军的神机铳箭一排排钉入城头，声震如雷。

城门紧闭，城墙上的人影缩在垛口后面，没有人探身张望。

数万大军将这座山东小城围得水泄不通，而城里那位起兵刚满二十天的汉王，已经不再穿他的天子冠服了。

乐安州在济南以北，属武定州辖下，城墙不高，护城河也不深。

朱高煦就藩于此，是永乐十五年的事。

那一年他第三次拒绝了父亲为他选定的封地，云南不去，青州也不去，朱棣最终把他塞进了这座小城，同时削去了他麾下的护卫。

汉王府的旧人后来散在乐安的街巷里，偶尔提起当年天策卫的排场，话音压得很低。

朱高煦是朱棣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仁孝皇后徐氏。

靖难兵起时，朱高炽留守北平，朱高煦跟着父亲白沟河、东昌、浦子口一路打过来，几次在阵前替朱棣解围。

朱棣曾在马上对他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

这句话没有写在任何册封诏书里，但它像一根刺，扎在朱高煦心里二十余年。

永乐二年立太子，朱棣选的是长子朱高炽。

朱高煦封汉王，镇国云南。

他不肯去，说“我何罪，斥万里”。

此后他留在京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又增两护卫，招募军士三千余人，不隶兵部，私造兵器，僭用天子乘舆器物。

永乐十四年，朱棣查实其不法数十事，召至南京问罪，削去护卫，杀其左右亲信，几乎废为庶人。

太子朱高炽涕泣力救，朱棣才改了主意，将他徙封乐安州，勒令即日出行。

乐安不是云南，但也不是京师。

朱高煦到了乐安之后，私造兵器的动静没有停。

宣德元年正月，他还派人向新即位的侄儿献了元宵灯。

灯送到京师的时候，朱瞻基大概看不出这盏灯和半年后的反旗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朱高煦一直在等。

仁宗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崩逝，朱瞻基从南京奔丧北上，朱高煦曾谋伏兵于路邀击，仓促未果。

宣宗即位后，对这位叔父的赏赐比其它王府更厚，凡有奏请，多半曲意依从。

朱高煦以为这是软弱，日益放肆。

八月壬戌朔，朱高煦在乐安起兵。

他设立五军都督府，以护卫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恒后军，诸子各监一军，自将中军，世子朱瞻坦居守。

他派亲信枚青潜赴京师，联络旧功臣为内应。

英国公张辅拿到枚青，直接上报了朝廷。

朱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散弓刀旗帜于卫所，夺傍郡县马匹。

他给宣宗的上书里，把夏原吉等人指为奸臣，援引“靖难”旧例，要朝廷先把这些人交出来。

宣宗最初派阳武侯薛禄率兵前往。

大学士杨荣说，不如御驾亲征。

张辅自请率兵二万擒贼，宣宗没有答应，他说：“卿诚足擒贼，顾朕初即位，小人或怀二心，不亲行，不足安反侧。”

八月初十前后，车驾出京师。

过杨村时，宣宗在马上问从臣，高煦会怎么走。

有人说他会先取济南为巢穴，有人说他会引兵南下。

宣宗说都不对：济南不易攻，护卫军的家口都在乐安，高煦不敢远离。

他断定朱高煦外夸诈而内实怯，听说大军亲至，已经胆落。

大军抵达乐安城下，是八月二十日。

宣宗驻跸城北，分兵壁其四门。

城上守军发炮石，明军以神机铳箭还击。

诸将请求即刻攻城，宣宗不许。

他再写敕谕送入城中，朱高煦不答。

城中人开始动摇，有人密谋执朱高煦献城。

朱高煦怕了，派人在夜里到御营，说愿意今晚与妻子诀别，明早出城归罪。

宣宗准许了。

当夜，乐安城中火光冲天。

朱高煦把兵器、旗帜和与谋逆有关的书信全部烧毁。

第二天，他出城。

王斌等人拦住他，说宁可一战而死。

朱高煦没有听。

他出城之后，明军将他押赴御营。

从起兵到出降，前后二十余日。

九月，大军班师。

朱高煦父子家属被押抵京师。

工部在西安门内筑起馆室，宣宗命人将朱高煦夫妇安置其中，饮食衣服的供给仍照旧例，没有断绝。

这个地方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逍遥城。

宣宗亲撰《东征记》，把朱高煦的罪状和朝廷不得已用兵的缘由一一写入，颁示群臣。

对随从叛乱的人，处置来得干脆。

王斌、朱恒等首要人物伏诛。

天津、山东一带以预谋论死的六百四十余人，以故纵藏匿论罪戍边的一千五百余人，发配口外的七百二十七人。

长史李默因为曾经劝谏朱高煦不要谋反，免死，谪为口北百姓。

这些数字被记在《明实录》和《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里，每一个都对应着一条被勾掉的性命或一段被截断的流放路。

乐安城里的普通百姓没有受到追究。

宣宗在班师途中就已下令，大军经过的通州至武定州一带，凡田禾被军马践伤者，由监察御史核实，免除当年秋粮。

御史张谨回报，被践伤的军民田禾计一千五百三十五顷有奇，宣宗命行在户部全部蠲免。

乐安的赋税减免延续了数年。

汉王府的祠堂也没有被拆毁，祭祀照旧有人主持。

这些零零碎碎的诏令散落在《宣宗实录》的各卷之中，看上去像是新君登基后例行的宽恤，但它们和西安门内那座逍遥城同时存在。

真正微妙的是赵王朱高燧。

朱高燧是朱棣第三子，朱高煦的同母弟。

朱高煦起兵后，言官们很快把弹劾的矛头转向彰德，说赵王与汉王通谋。

宣宗最初没有理睬，但奏章一天比一天多。

他召见杨士奇，问怎么办。

杨士奇说，宗室之中赵王最亲，应当保全。

宣宗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皇考对赵王最友爱，如今我只有这一个叔叔，怎能不爱。

他没有把赵王召到京师问罪，而是把群臣弹劾的奏章封起来，派驸马都尉袁容和左都御史刘观送到彰德，让赵王自己看。

赵王看完，大喜，说“我有救了”，随即自动献出护卫，上表谢恩。

宣宗收回了赵王的护卫，但保留了赵王的爵位。

朱高燧在宣德六年正常薨逝，赵藩一直传到明末。

汉王这一支则到此为止。

《明史·诸王世表》记汉王世系，最后一行只有八个字：“宣德元年八月反，削爵锢西内，焚死。世子瞻坦先卒。韦妃及九子俱从死，除。”

“除”是宗室名册上的术语，意味着这个封号不再传承，这一页从玉牒中撤下。

朱高煦的十个儿子中，长子朱瞻壑早夭，次子朱瞻圻在此前已被废为庶人，世子朱瞻坦死于其父之前，其余八人——济阳王朱瞻垐、临淄王朱瞻域、昌乐王朱瞻垶、淄川王朱瞻墿、齐东王朱瞻坪、任城王朱瞻壔、海丰王朱瞻垹、新泰王朱瞻垽——在宣德元年之后相继被处死。

济阳、临淄、昌乐、淄川这些名号，从册封到削除，短的不过数年。

女眷没有被连坐，韦妃以下的妻妾未加诛戮，但男系在这一代断绝了。

朱高煦本人死于宣德四年。

此前他被锁在逍遥城中，某日宣宗前往探视，看了很久。

朱高煦趁宣宗不备，伸脚将他绊倒在地。

宣宗命力士抬来一口铜缸，将朱高煦扣在缸下。

铜缸重三百斤，朱高煦仗着力大，把缸顶了起来。

宣宗命人在缸上堆积木炭，点燃。

火炽铜熔，朱高煦死在缸中。

事后，他的儿子们也被处死。

宁王朱权曾在宣德四年上疏请求赦免朱高煦，宣宗不准。

武英殿在紫禁城西侧，文华殿的对面，是皇帝与大臣商议政务的便殿之一。

宣宗有时在武英殿单独召见杨士奇议事，谈的是政务，不是家事。

没有哪一份传世的官方文书记录过他在退朝之后独自坐在武英殿后暖阁里想些什么。

史官写的是他在案卷处置完毕之后，立刻召见杨士奇，谈如何安顿宗室。

他对杨士奇说过一句话：“汉王虽不义，然朕叔父也，姑容之。”

杨士奇应声：“陛下仁厚，天下幸甚。”

这段对话平静得像在分派一件日常差事，但说这话的时候，朱高煦已经在铜缸里烧成了灰，朱高煦的儿子们也已经从玉牒上被一笔勾销。

宣德年间的宽恤诏令是真实存在的。

宣德五年二月，宣宗颁行宽恤令，省灾伤，宽马政，免逋欠，招流民赐复一年，减官田旧科十之三，戒法司慎刑狱。

这些政策与仁宗洪熙一朝的施政连在一起，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

《明史·宣宗纪赞》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里把仁宣比作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这些评价针对的是一套可以被臣民感知的治理秩序：赋税有减免，刑狱有节制，宗室有安置，边疆有收缩。

在这套秩序的内部，朱高煦的名字被从宗室名册上抹去，他的儿子们被从世上清除，他的封号不再有人承袭。

乐安城头的铳箭声散尽之后，武定州的秋粮免了，逍遥城的炭火灭了，玉牒上汉王那一页空了出来。

宣德十年正月，朱瞻基崩于乾清宫，年三十八岁。

他留下的王朝有一个被后世反复称道的盛世之名，和一本翻过去就不再打开的宗室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