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门外的目光 小说《茶山刘往事》连载中

陈江生的家在学校的家属区，五号楼二单元六层，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居室。

房子是学校二〇一三年分的，那时候他还是副教授，因为资历够，排上了一套大房子。后来评上教授，也没换。薛云说过几次想换一套带电梯的，他都说再说。六层没有电梯，他今年四十九岁，爬楼开始有点喘。

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两面墙的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法学的、哲学的、历史的，还有一些线装的书。最下面一格放着儿子的东西——篮球、拼图、一盒没拼完的乐高。

陈知远今年六岁，上小学一年级。他不爱说话，放学回来就钻进自己的房间。他跟他父亲的话不多。有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拉着薛云说，知远在写话本上写"我的爸爸很忙，他总是在书房里，我敲门他让我等一下，等很久"。

薛云把那篇作文收起来了，没给陈江生看。

薛云今年三十七岁。从和春县的农村出来的，父母是镇上的小学老师。二〇〇九年，她考进茶山刘政法学院读博士，导师填的是陈江生。

那年他三十九岁，刚评上教授，正是一个学者最有劲的时候。他讲课时神采飞扬，写文章一气呵成，对学生严格，但也真心带着往前走。薛云第一次进他的办公室，是因为一篇论文被他打了回来，批注写了满满一页。她站在桌前，被批得脸发烫，眼泪在眼眶里转。

"哭什么？"他当时说，"我给你改，是觉得你能改。"

那句话她记了很多年。

后来论文改好了，发表了。后来她帮他去外地开会,帮他整理书稿,帮他跑各种手续。后来他们一起出过一次差，在南下的火车上，他跟她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父亲早逝，讲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讲他考大学那年差一点没考上。

再后来，就是那些说不清楚的事。

二〇一一年，她和陈江生结婚。婚礼办得很小，就在学校旁边一家饭店，请了两桌人。院里来了几个领导，法学院来了十几个同事。来的人都说这是"师生恋的佳话"。

没有人提那个问题——为什么她读博第二年就转了导师。

薛云现在是法学院副教授，主讲《婚姻家庭法》。她的课上得不错，学生评价也好。她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起送儿子上学，去学院上课，中午在食堂吃，下午备课，晚上回家做饭，等陈江生回来或者不等。

陈江生这些年越来越忙。除了学校的课，他还有一堆外面的事——河上区政府法律顾问、区政协常委、几家单位的专家咨询委员、几个仲裁委的仲裁员。他还常年给报刊写评论，上电视做节目。有时候一个星期在家吃不了两顿饭。

薛云不问。她学会了不问。

一个女人，如果要知道的事情太多，又什么都不问，是很累的。薛云这些年越来越瘦，脸颊上的肉都收了进去，只剩下一条很清楚的线。她话很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也不弯。同事说她"冷"，学生说她"严"，她都不辩解。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是冷。她只是把很多东西压在了很深的地方。

她见过那些女孩。

不是见过具体的人，是见过那个"过程"——先是仰慕，后来是信任，后来是困惑；再后来，是那种不敢跟人说的沉默。她自己也走过那条路。从走进五一二那个下午开始，到二〇一一年那两桌酒席结束，中间隔了两年多。那两年多里发生的事，她跟谁都没说过。

她也想过说。想过很多次。但她能说什么？说自己是受害者吗？那现在她是什么？说他是坏人吗？那这十年她算什么？

所以她选择了不问。她以为不问就不会有结果。她没想到，不问本身就是一种默许。

那天晚上，陈江生回家晚。

薛云做了三个菜，一个汤。儿子吃完先回屋了。她一个人坐在饭桌前，等他。九点半，门锁响了，陈江生进来，脱下外套挂在门口，洗手，坐下。

"今天怎么这么晚？"薛云给他盛饭。

"区里开了个会。"他说，"马区长让我们出个意见，一个项目。"

"哪个项目？"

陈江生夹了一筷子菜，没答。他吃饭很快，一边吃一边看手机。

薛云也没有再问。她低头吃饭，碗里的饭只扒了两口。饭桌上只有筷子碰到碗的声音。

"对了，"陈江生忽然说，"周三晚上我有课，可能还得晚回来一次。"

"嗯。"

"知远的家长会你去吧。周四。"

"嗯。"

陈江生吃完，把碗一推，起身去了书房。书房门关上了，里面透出一线光。

薛云一个人在饭桌前坐了很久。她把桌上的菜一样一样地收进冰箱，用保鲜膜一个一个地封好。做完这些，她站在厨房的窗前，往外看。五号楼下面是一排老樟树，树影黑黑的，看不见底。

她想起下午在办公室走廊上碰见的那个女学生。浅灰色外套，双肩包，看着很老实的样子。她在楼梯口停下来的时候，愣了一下，好像在想什么。

薛云当时没多看，就上楼了。

可现在她坐在厨房的窗前，忽然很想再看见那个女孩一面。她想跟她说一句话。说什么呢？她也不知道。

她在厨房里站了很久，直到水龙头滴水的"嗒、嗒"声响得让她烦躁，她才关了灯，回了房。

那天晚上，老曲没睡。

老曲是法学院的教学楼门卫，今年六十二岁，在这栋楼里看了十一年门。

十一年是什么概念？十一年的时间，一个年轻人可以从进校读本科到博士毕业。十一年里，老曲记住了这栋楼里所有老师的作息，记住了哪个老师晚上几点走、哪个老师周末还来、哪个老师的办公室常年没人。

他也记住了很多学生。

有一年，大概是二〇一五年，一个女生在楼梯间里哭，哭得很凶，老曲上楼去看了，那女生看见他就把眼泪擦了，说"没事，我眼睛进东西了"。老曲没多问，把楼梯口的灯给她留着，回值班室了。

第二天，那个女生来找他，问他："师傅，你们这楼里，有没有一个意见箱？"

老曲愣了一下，说："有啊，一楼大厅。"

那女生"哦"了一声，走了。

三天以后，老曲打扫一楼大厅的时候，看见意见箱里多了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没有署名。他按照规定把信交给了学院办公室。

又过了两个星期，他看见那个女生在楼下等车，行李箱拖在身后，毕业了。

老曲没跟人说过这件事。他也不知道那封信后来怎么样了。

但他记得那封信的样子——白色的信封，信封的右下角画了一个小小的、很浅的记号，像是一朵花，又像是一个句号。画了两笔，很轻，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那封信，后来进了档案柜。

老曲那晚坐在值班室里，把手里的收音机拨了一圈，全是杂音。他关了收音机，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今天下午有两个女生跟他打招呼，"曲师傅好"。一个高一点的，一个矮一点的。矮的那个，背着一个旧书包，看起来像是从乡下来的。

老曲活了六十二岁，什么学生都见过。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有钱的，谁是没钱的；谁是来读书的，谁是来混的；谁的眼睛里有光，谁的眼睛里有别的什么。

那个矮个子女生，眼睛里有光。

老曲睁开眼，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四十。

他起身，把楼道的总闸关了，然后回了值班室后面的小屋。屋子里的灯很暗，一张床，一张桌，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校服的年轻女人，站在一个土院子前面，身后是几间瓦房。

那是老曲的女儿，二〇〇八年没的，二十岁。病。

老曲把照片擦了擦，放回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