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那尊最终被认定为伪塞内加的雕塑没有被辨认出来,假如不是在1813年出土了真正的塞内加雕塑,我们就会以为塞内加只是一个哲人,并且无法理解他作为权臣的第二个身份。
因为可能是某位哲学家或诗人的“伪塞内加”雕像太符合这位斯多葛哲人的身份,也太符合我们的想象了。瘦削的脸庞,苍劲的额头,坚挺的鼻梁,困苦又超拔于生存的眼神,仿佛刚从一场肆虐的海上暴风雨中活下来的水手疲惫但坚毅的头发——徒劳地覆盖着那颗高贵的头颅;更加令我们感到震撼的是作为整座雕像基调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铁黑色,那么黯淡——然而又泛着光芒,那么无处不在——然而又在边缘处戛然而止,如同他亲手截断的生命⋯⋯所有这些,都与那个给友人路利西奥写下无数信件、借以阐述他的斯多葛哲学观念的哲人无比契合,并且很难不令我们想到对替换铁灯为泥灯甘之若饴的爱比克泰德、看到舀水而喝的幼童就丢掉水杯的第欧根尼,以及谈笑间饮下毒芹汁的苏格拉底。
然而我们从中看到的却是假象,因为“伪塞内加”让我们无法想象并接受他的另一个身份:权臣,残暴荒淫的尼禄苍白的导师、无力的建议者和只剩最后一个选择的自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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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塞内加”提供了机会。一面是塞内加,背后是苏格拉底;也就是古代版的克伦威尔(权臣)和斯多葛化的苏格拉底(哲人)。
正面的塞内加更接近权臣的面相:雍容,富态,面如方田,丰颐广颡。但我们会注意到似乎失去瞳孔的眼睛和只在头颅两侧残存的头发,一个象征着于暴君唯命是从的盲目和无灵魂,一个象征着为此付出的显性代价。如果说雕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如雪之净的白色要么是雕塑者的谄媚,要么只能是一种反讽;前者是因为权力可以“现实地”实现它所要达到的任何目的,后者在于权力永远无法强行或甚至片刻染指“理念”“思想”这样高贵且唯有此地才彰显人的尊严的地带。
无法显露这一地带的权臣只好借助于我们看不到背面的苏格拉底展露自己的另一面。尽管只能看到那标志性的满头卷发,我们却可以补齐那总是被精灵所警告、最终死于雅典人之判决的哲人面容,此时他是塞内加另一个面相的代表。
他们的后脑彼此相连,这是一个惊人、深刻且无比真实的象征,仿佛塞内加一生之写照。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这种连接并不是雕塑者的臆想,相反,他精准给出了一个复杂、丰富又真实的塞内加;相比而言,“伪塞内加”是一个谎言和一厢情愿,并且同时证明了一个真理:假的永远变不成真的,或早或晚,时间会给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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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塞内加”和“真正的塞内加”的出现对我们是一件幸事。前者是消极的,用以迷惑我们的感观和心智;后者是积极的,用以颠覆我们的信以为真,并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真”。
我们愿意相信早已相信的东西——成年人尤其如此,老年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别有用心之徒——常常是权力——所利用的地方。例如⋯⋯如此等等。且不说这些无懈可击的真理没有提供什么反驳或质疑的空间——⋯⋯——我们只在思维成长的层面谈一点符合逻辑的东西,那就是进步的前提或许要求必须打破陈旧的、以为牢不可破的“相信”。
(“逻辑”是多么稀松平常!又是多么杳如黄鹤!吾之蜜糖,汝之砒霜。蜜糖和砒霜共存于一片沃土,而且人们对砒霜有多如获至宝,对蜜糖就有多弃若敝屣。此番对立堪称时代之奇迹,举国之盛宴,仅次于谴责乌克兰要对美国高油价负责的川普,但他从未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的轰炸和造成的死亡,与此同时,马斯克也赞同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我不否认川普和马斯克都是保守主义和美国难以替代的复兴者,但面对这种为侵略者庆生、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我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自己,正如泽连斯基会再次开始怀疑正义、公正的存在与否,吾国的伪爱国者和真爱国者同时都会开始怀疑“逻辑”之效力;或许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诡诈”之体现,仿佛历史仍旧遵循虽曲折却向上的轨道,但在我看来其中痛苦和悖谬的成分显然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或许在谴责纳粹、冷战、罗马的屠城这些历史之前,也实在有必要注意到自己“眼中梁木”的巨大程度,“你们谁自认没有罪,就用石头砸她”。)
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因为觉醒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不想主动寻求改变的人,你去点醒他,都是对牛弹琴,因为他无法承受信念崩塌的痛苦;真正醒过来的人,本身就在寻找答案,所以成年人的尊重之一,就是允许别人继续撞他的墙,绝不无偿去启蒙任何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是一个成年人最后的、不可让渡的底线与尊严。
至于我们,我们是宁愿承受痛苦,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也要寻求觉醒和改变的那类人——我相信既然你已经看到这里,你就一定是,而且你已经被赋予一种责任,寻找同类,像抱团过河的蚂蚁一样致力于某种共同愿景,远离异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墙要撞。
本书提供了一个契机,从“伪塞内加”走向“真正的塞内加”的过程就是一场练习,其特征常常表现为颠覆我们的直观与认识。正如我们希望美是恒久,幸福可以永恒,但昙花却总是昙花一现,仿佛要为幸福的无常和转瞬即逝提供一个证据;正如古人根据看到的天象,长久地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而地球无疑是宇宙的中心;以及,正如在狼群环伺的地方产下一头小象,后者如果不能在一小时内站立起来就会面临死亡,但不甘的母象也有可能冒着即使踢死一匹狼也无济于事的风险徒劳抗争,因为生命就是抗争,一落地的小象就必须开始学习,而代价就是死亡抑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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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道德书简》展现了一个纯粹斯多葛哲学家的观念,《哲人与权臣》则是现实与理念、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冲突和纠葛,它不是颠覆了塞内加哲人的身份及其理念——仿佛一个言行不一的代表跃然纸上,仿佛其中必定要有一个胜利者。它要提供的东西更多:
关于那个时代和当下这个时代——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这本书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其对于强权政治细致入微的研究,它还揭示了当软弱与腐败致使政权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时产生的不可避免恶果……在作者引人入胜的文笔下,一个理性哲思被搁置于旁,澎湃激情横行当道,良善之人畏缩于暴政之前,终究碌碌无为的时代被娓娓道来。”
关于那个“哲人与权臣”——
“他(作者)不断地试图表明塞内加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角色,他并非罪有应得,却也没有高尚到可以撇清所有加诸其身的指控。他也向罗马皇帝展现了自己不同的面目,同样也帮助诸位恺撒的女人登上她们受之无愧的权力巅峰……事实上,罗姆用这新奇而复杂的光线让这位斯多葛学派哲人跃然纸上,并且还展现了塞内加世人皆知却又难察真相的一面,这让我在阅读时获益良多。……”
关于高尚与否,我愿意借用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第十三章《西蒙》中所阐述的东西来传达相同的观念(这一观念伟大的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进行了逻辑的分析和阐明)。他说:
“我认为用文字描述传主的风格和习性,比起用雕塑表现他的容貌和体态,可以让他获得更大的荣耀,就像画家正在描绘一张美丽的面孔,虽然还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无须完全忽略不理,也不应该刻意突出,因为后者会使画像变得丑,前者损害到本人和画像相似之处。拿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要是一个人的生平都找不到任何瑕疵,这是极其困难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就表现卓越和优异之处据实以报,要能充分的表达不可故意疏忽。只要是出于人类的热情或政治的需要,发生任何过错和缺失,我们宁可认为这是特定德行的美中不足,而不是邪恶行为的必然后果。如果这种恻隐之心出于软弱的天性,不可能成功的造就人类的特质,在德行方面达到如此完美的境界,那就是能从混杂错乱之中出现纯真,开阔的心胸不会任意责难,因此我们抱着爱管闲事的态度,不将这些负面的报道写进传记里面。”
化用康德话说,我们看中的是德性之人身上的德性,盼望的是从中提升我们自己的德性;但仅仅揪住“甘地的行为一定有其政治目的”或者“马丁·路德·金也不是个完人”等类似的论调无助于我们的目的。因为当然不存在一个完人,这一结论并不妨碍我们撷取他人身上的闪光之叶片;因为上帝赐予人理性的目的,就是让人善加运用他的理性,而对理性的最佳应用之所就在于追求德性,或许这就是苏格拉底忽视自然哲学而转向“人的研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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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鲁塔克在第七篇《泰摩利昂》中写道:
“⋯⋯这些伟大人物的德行对我而言就像一面镜子,以人为鉴主要是指点我们的人生道路。实在说,我们只有在日常作息和亲朋交往方面,能与他们一较长短;因而对于这些功成名就的贵宾,我们检验的重点如同赞誉阿奇里斯的诗句,在于‘君子之风,山高水长’。为了叙述他们的言行举止和生平事迹,全都经过特别的挑选,不仅高贵而且值得流传广为人知。使读者打内心油然而起:‘当若是也!不亦悦乎?’况且,吾人必以风行草偃,日以精进为功。”
我相信《哲人与权臣》也有同样的效果,——或许更甚,因为塞内加追随了苏格拉底和小加图的死亡,而死亡常常是、永远是我们唯一愿意或不得不为之臣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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