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2年5月的四川江津，63岁的陈独秀靠在床上，守在床边的女人一声不响，两只手攥着他的手，那是潘兰珍，比他小整整三十岁的妻子，从他坐牢那年就跟着，如今头发也早早白了。
屋外廊下，医生邓仲纯刚把针管收进药箱，这已经是这几天第几针强心剂了，针扎进去，人能醒过来一阵；可醒过来，还是那副被几种病同时掏空的身子。
那是抗战正紧的年月，曾经站在时代最前头的这个人，被时代轻轻搁在了江津这座偏远山村，等一场躲不掉的结局。
半个月前的一个中午，陈独秀照旧在灶上坐了壶水，抓了一把蚕豆花丢进去泡。
他血压高，听乡邻说蚕豆花泡水能降压，就信了。
偏偏那批花采的时候赶下雨，晾了好几天才干，有的已经发了霉，他也没细看，端起来喝了小半杯，没多会儿，肚子就胀得难受。
第二天，老友包惠僧爬山来看他，老友之间久别重逢，陈独秀很是高兴，午饭桌上的四季豆烧肉多吃了几筷子，还陪着抿了两口酒。
到了夜里肚子翻江倒海，上吐下泻，他硬扛到天亮。
到了次日清晨，陈独秀在盥洗间一头栽倒，冷汗把单衣浸透，一个多钟头才缓过来；没过两小时，又昏死过去一回。
这之后，陈独秀昏厥了三次，全靠邓仲纯一针针强心剂，把他从鬼门关拽回来。
江津的报纸后来写死因："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其实就是几种病一起上，把一个早就空了的人压垮了，从那杯黑水到最后一口气，整十五天。
陈独秀有一个旧皮箱，底板底下压着两万元，这是一笔他到死都没碰的钱。
当年教育部约他编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先预支了稿费。
按常理，改个名，书就能印了，钱也能名正言顺拿到，可是陈独秀只回了一句："一字不能动。"
《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那一篇，他就再没往下写。人走了，书停在半途，书名一个字没改。
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些年穷到什么地步？
潘兰珍把陪嫁的首饰当了，把朋友送的那件皮袍也送进当铺换米，院里空地上开荒，种豆种菜。
学生何之瑜伺候他几年，自己贴了不少钱，还向农工银行借支。
陈独秀有时清醒，忽然睁开眼问："这几天用的，哪来的钱？"何之瑜照实说了。
他听完，眼睛慢慢合上，上头送来的钱，他也往外推。
蒋介石托人汇过款，他无动于衷；朱家骅送来五千元，退；改由张国焘转交，还是退；罗家伦、傅斯年送来的，照挡不误。
他拒绝的干脆，拿了谁的钱，嘴就得替谁张，那时候的他，两边都不待见，谁的话他都不想替说，索性一概不收。
5月25日，屋里只剩潘兰珍的时候，陈独秀把她叫到床前。
陈家后人记下了那几句话："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他给妻子的，是"两样带不走的"。
头一样，是五只旧瓷碗，那是在南京坐牢的时候，狱中朋友送的。
其中一只碗底刻着"显德四年"，那是五代后周的年号。
陈独秀一直把它当宝贝，从南京带到武汉，又一路带进四川，平时偶尔拿出来摸一摸，临终交到她手里。
后来潘兰珍回上海，想把碗卖了换钱，古董商看了一眼，说是赝品，劝她砸了免得害人，但是她一直没有舍得扔。
第二样，是陈独秀对学生何之瑜的托付：等自己的后事办完，稿费若有多余，分妻子一部分。
可是哪里来的现钱呢？好多人替潘兰珍委屈，觉得丈夫太绝情，可她偏偏不离不弃。
陈松年后来回忆，潘兰珍这个人，平时在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她是工人出身，父亲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家里上下都敬她，孙辈喊她"二奶奶"。
就这么一个沉默的女人，在陈独秀走后，回到了上海，在一家小学的食堂里给人做饭，一辈子没打过"陈独秀遗孀"的旗号，没借亡夫的名声换过一分钱。
约在1949年，她因病离世，走的时候，连棺材都是朋友凑的。
江津士绅邓蟾秋，把自己备用的上等香楠木棺让了出来；邓家叔侄捐了城外一片坡地做坟。
各方赙仪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办丧事花了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元零一分，超支五千，北大同学会补上。
1947年，三子陈松年雇船顺江而下，把灵柩运回安庆，与母亲合葬，怕坟被人刨，碑上刻的是他科举时的名字"陈乾生"。
一个办过《新青年》、建过党、坐过牢、流亡半生的老人，临了没能给妻子留一分钱，只留了五只旧碗和一句话。
可潘兰珍没有靠任何人，安静地过完了她平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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