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10日，南京外城附近一个村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奉命搜集粮食。炮声从城外压过来，村民四散躲避，留下的只有空屋、牲口，以及几户来不及逃走的妇女和孩子。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征粮”。日军辎重供应不足，部队便把掠夺村庄当成补给手段。士兵带着枪和刺刀进入民宅，翻箱倒柜，寻找每一把稻谷。对他们而言，这是军令；对百姓而言，却是活命的口粮。
东史郎后来在日记中记下，日军进入一户较大的农家时，发现屋内有一张朱红色大床。床柱雕饰精细，蚊帐还挂着流苏，与周围破败的房屋格格不入。战争来临后，再值钱的家具也无法换来安全，只能孤零零地留在空屋里。
墙角还有一个红漆木桶。士兵以为那是盛水或储物的器具，便用它烧饭。连续炮击之后，十多个士兵早已饥肠辘辘，饭一煮好，便围上来狼吞虎咽。
吃了几口，东史郎察觉味道不对。他凑近木桶闻了闻，脸色立即变了：“这桶恐怕不是用来装水的。”
士兵们停下动作，彼此望着，又有人俯身闻了一遍。很快，他们明白这个红桶原本是农家盛放排泄物的器具。有人当场把饭盒摔在地上，木桶也被砸得四分五裂。饥饿没有消失，粮食反而白白糟蹋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细节并不能被简单看成一场荒唐闹剧。它暴露出侵略军对当地生活习俗的陌生，也说明部队补给已经紧张到何种程度。士兵被推向村庄，村民的存粮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军需。
东史郎继续搜寻，在一处晒谷场看见十多个妇女和孩子。她们挤在一起，怀里的幼儿还在睡觉，旁边却站着持枪的士兵。女人们把仅剩的粮食交了出来，有些粮食原本藏在破旧杂物下面，是全家度过寒冬的依靠。
一名士兵打了妇女一耳光，逼问粮食藏在哪里。有人恶狠狠地说：“别怪我们，去怪你们的当局。”
这句话既是推卸，也是威胁。侵略军把掠夺说成命令，把恐惧说成秩序，把百姓的反抗说成罪过。孩子的哭声响起来后，士兵并没有停手，直到能找到的粮食全部被搜走。
刺刀一度被举了起来。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士兵们因为没有吃饱，也没有继续杀人的必要，最后放过了这些妇女和孩子。但所谓“放过”，只是没有当场下手。她们失去粮食后能否活下去，根本无人负责。
更让东史郎难以忘记的，是另一间空屋里的藤条箱。箱子通常用来存放贵重物品，他原以为里面或许藏着粮食，打开后却发现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婴儿裹在鲜红的绸缎里，皮肤尚未褪去初生的红色。他没有大声哭喊，只是微微张着嘴，像是在寻找母乳。屋里没有母亲，也没有其他家人。战争把这个孩子留在了箱子里，连哭泣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试想一下，一个尚不能站立的孩子，面对的不是摇篮，而是一只阴暗的藤箱；包裹他的不是安稳生活，而是一块可能成为裹尸布的绸缎。东史郎很清楚，村民自身都在逃命，谁也无法保证有人会回来带走他。
他没有抱起婴儿，也没有留下食物，只找到约两升米，背着米袋离开。这个动作看起来冷漠，却正是战争机器下普通士兵的真实状态：看见惨状，短暂迟疑，然后仍然按照命令完成任务。个人良知在军纪、饥饿和暴力面前，常常只剩下一点无力的记录。
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东史郎的阵中日记。日记的价值，不在于替任何人洗脱责任，而在于留下了侵略战争如何落到普通人身上的细节：被踢打的牲口，被抢走的口粮，受惊的妇女，还有那个躺在箱子里等待死亡的婴儿。
日本投降后，东史郎持续反思自己在华经历，并公开整理、出版相关记录。遗憾的是，能够留下反省文字的士兵只是少数，更多受害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那只藤条箱和箱中的孩子，也没有等来所谓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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