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亲王和饶余王立下怎样的汗马功劳？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西郊畅春园清溪书屋外，侍卫们把廊下的铜火盆添了第三回炭。

屋里传出一声瓷器磕在砖地上的脆响，接着是内侍压着嗓子的传唤，说宣遗诏。

几位已经跪得腿脚发僵的宗室王公把身子往前倾了倾，额头几乎贴到冰凉的金砖地面上。

步军统领隆科多站在门内一侧，手里捧着一卷黄绫，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院子里起了北风，刮得廊柱上缠的素绸一下一下拍着木头，啪啪的，像谁在远处放小鞭子。

黄绫展开的时候，没有人抬头。

隆科多的声音不高，念到“雍亲王皇四子胤禛”那一句时，跪在最前面的几个人肩背同时绷紧了一瞬，随即又松下去。

遗诏继续往下走，语速平缓，讲新君人品贵重，讲克承大统，讲持服二十七日。

然后，隆科多顿了一顿，念出了一句话。

那句话很短，夹在传位安排之后、丧仪规制之前，如果不留神，几乎会被漏过去：

“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

屋里安静得只剩下火盆里炭块裂开的细响。

跪在人群里的礼亲王后人、饶余王后人，谁也没有动。

但这句话从这一刻起，像一根极细的针，扎进了在场每一个宗室成员的耳朵里。

它被写进了遗诏，被宣示于众人，被交给了新君，也被交给了所有听见的人。

那卷黄绫上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专门提这两个王，也没有说明“保全”到什么程度才算保全。

它只是把两个名字并排放着——礼亲王，饶余王——然后把它交了出去。

礼亲王是代善。

饶余王是阿巴泰。

他们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的兄弟，顺治的伯父和叔父。

到康熙驾崩的这一年，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半个多世纪。

代善死在顺治五年，阿巴泰死在顺治三年。

他们的坟头树都长了几茬，他们的子孙有的袭了爵，有的降了等，有的在朝堂上站着，有的在宗人府的名册里躺着。

康熙为什么要在自己最后的诏书里，把这两个早就入了土的人并排提上一笔？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头看这两条人命是怎么走过来的。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比皇太极大三岁。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把麾下人马编成八旗，代善是正红旗的旗主，和堂弟阿敏、五弟莽古尔泰、八弟皇太极并称“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理机务。

天命元年努尔哈赤称汗，代善受封“古英巴图鲁”，满语里“古英”是“刀锋上的钢”，整个清朝得了这个号的人只有他一个。

在战场上他是先锋，在汗帐里他是仅次于父亲的大贝勒。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在叆鸡堡咽气，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安排。

四大贝勒里阿敏是侄子，莽古尔泰有杀母邀宠的污点，皇太极有才干但排行靠后，代善论资历、论军功、论旗分，都站在最前面。

但他没有伸手去拿。

《清史稿·太宗本纪》记了当时的情形：代善和他的长子岳讬、第三子萨哈廉商议之后，由岳讬和萨哈廉出面，向诸贝勒提出“皇太极才德冠世，应当继位”。

代善本人点了头，诸贝勒“皆喜曰善”，事情就这样定了。

这就是代善的第一次让位。

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推辞”，而是一个手里有兵、有旗、有资历的大贝勒，主动把汗位让给了弟弟。

作为交换，皇太极即位后，代善继续以兄长之尊参与朝政，四大贝勒共坐的制度又维持了几年，直到天聪六年皇太极南面独坐，代善才退到臣子的位置上。

但代善没有从权力场上消失。

他仍然是正红旗的旗主，仍然领兵出征，仍然在关键的时候说话。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列诸王之首。

这个“礼”字，既是封号，也是一道界线：你是兄长，你受尊崇，但你不是皇帝。

第二次让位发生在崇德八年八月初九。

皇太极在盛京后宫突然去世，同样没有留下遗言。

这时候的局面比十七年前凶险得多。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已经成年，手里有正蓝旗和两黄旗大臣的支持；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是正白旗旗主，军功赫赫，身后站着两白旗；两红旗在代善手里；镶蓝旗在郑亲王济尔哈朗手里。

几股力量顶在一起，盛京的宫殿里连空气都拧得出水来。

据《清史稿》和当时参与会议的宗室记述，在崇政殿的立嗣会议上，代善先开口，说豪格是“帝之长子，当承大统”。

济尔哈朗附议。

豪格却推辞了，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退出了会场。

豪格的退让让两黄旗大臣乱了阵脚，他们转而要求“立先帝之子”，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就行。

多尔衮抓住这个缝隙，提出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由他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代善支持了这个折中方案。

会议就这样散了。

但事情没有到此为止。

代善的次子硕讬和孙子阿达礼并不甘心。

他们私下活动，打算拥立多尔衮，甚至商议要强行把福临从皇位上拉下来。

代善得知之后，做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决定：他亲自出面，同意处死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硕讬和阿达礼被以“谋逆”的罪名处决，代善用两条骨肉的血，把福临的皇位焊死了。

顺治元年，小皇帝福临在北京登基，代善上朝不拜，赐座。

这是摄政王多尔衮给的礼遇，也是代善用两次让位换来的位置。

顺治五年十月，代善在北京病逝，年六十六岁，谥号“烈”。

礼亲王的爵位由第七子满达海承袭。

代善这一生，两次站在皇位跟前，两次没有伸手。

第一次让给了弟弟，第二次让给了侄子。

他换回来的是礼亲王一系在清朝宗室里的头一份地位，是正红旗和镶红旗的旗主传承，是“古英巴图鲁”的号，是死后谥“烈”的碑。

但这份交换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合同。

它靠的是代善活着的时候镇得住，靠的是他的子孙争气，也靠的是坐在皇位上的人认这笔账。

康熙遗诏里那句话，就是把这笔账又认了一次。

阿巴泰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是努尔哈赤的第七子，母亲是侧妃伊尔根觉罗氏。

在讲究嫡庶的宗室里，这个出身像一道矮檐，走到哪里都得低着头。

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封阿巴泰为贝勒，但他觉得自己“叙功可为和硕贝勒”，把这话跟额驸扬古利和达尔汉说了。

皇太极知道后没有发火，只是让众人去劝他。

天聪元年十二月，皇太极在沈阳八角殿设大宴，召诸贝勒陪席，阿巴泰不去，借口是“没有像样的皮裘可穿，皇上原先赐的皮裘已改制成两件，给儿子们穿了”。

皇太极命代善当面斥责他，罚了银子和马鞍，事情才算了结。

这些零碎的别扭，在皇太极在位的十八年里反复出现。

据清人记述，阿巴泰因各种过失受到的处罚不少于十次，罚银、罚马、罚物，有时一次罚银上千两。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汗称帝，大封群臣，阿巴泰只封了多罗饶余贝勒，比他的侄子豪格、弟弟多铎还低两级。

“饶余”这个封号，满语里是“富足、有余”的意思，放在阿巴泰身上，像一个带着客气劲儿的提醒：你有功，但别多想。

可是在战场上，阿巴泰从来不含糊。

天聪十年，他和阿济格率兵征明，深入内地，连破昌平、定兴等十二城，大小五十八战，掠获人畜十八万。

崇德七年十月，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统军征明，从黄崖口入长城，六十天里纵贯直隶、山东，攻克城镇九十四座，俘虏三十六万人，掠获黄金十二万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

第二年六月回师盛京，皇太极派济尔哈朗、多尔衮出城三十里迎接，赏白银万两。

功是功，爵是爵。

终皇太极一朝，阿巴泰没有拿到和硕亲王的封号。

直到顺治元年四月，清军入关，多尔衮才把他晋封为多罗饶余郡王。

顺治三年三月，阿巴泰病逝，年五十八岁。

康熙元年，他的儿子岳乐袭爵后改封号“安”，阿巴泰被追封为和硕饶余亲王，谥“敏”。

阿巴泰的一生，是一个有战功但始终被按在某个高度以下的人。

他发过牢骚，闹过别扭，受过罚，也受过赏。

他没有代善那样两次让位的资本，所以他的“让”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被规矩和出身一点一点按下去的。

皇太极对他的压制，说到底是因为他“构不成威胁”——一个偏房出身、有勇无谋、小错不断的兄长，罚他没有人会替他出头，赏他也不会动摇权力格局。

但皇太极始终没有夺他的兵权，始终让他领兵，始终给他留了体面。

因为阿巴泰的用处，恰恰在于他能打仗，而且打完了不争。

康熙遗诏把“礼亲王、饶余王”并排放着，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类人。

恰恰相反，他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

代善代表的是宗室里“让”的那一面：你有实力，但你选择了退，所以你的子孙应该被保全。

阿巴泰代表的是“被让”的那一面：你没有拿到最高的位置，但你认了这个位置，你在自己的位置上出了力，所以你的子孙也不该被丢下。

这句话对新君是一道约束。

它说的是：你可以坐这张椅子，但你不能把椅子周围站着的人一个个都踢下去。

宗室诸王是太祖的子孙，是国家的藩翰，你保全他们，你的皇位才稳。

它同时也是对诸王的暗示：代善的路是让，让了就有活路；阿巴泰的路是认，认了也有活路。

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出口——只要你不在皇位跟前伸手，遗诏里那句话就罩着你。

但遗诏不是铁券。

它是一句写在黄绫上的话，能不能兑现，要看坐在皇位上的人怎么算账。

雍正元年十二月，刚刚登基不到一年的雍正帝发了一道谕旨，把已经死了三十多年的安亲王岳乐从坟里拎了出来。

岳乐是阿巴泰的儿子，顺治十四年袭亲王爵，康熙朝掌宗人府，三藩之乱时率兵入江西、福建，打过耿精忠，立过大功。

雍正的谕旨说他“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又说“其诸子全不知感，倾轧营求，妄冀封爵”，下令安亲王爵位停止承袭。

阿巴泰一系的亲王爵，到雍正元年冬天就断了。

虽然乾隆四十三年又念在阿巴泰和岳乐有功，让岳乐的玄孙奇昆以辅国公爵位恢复了世袭，但安亲王这个封号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礼亲王那边呢？

代善的孙子杰书在康熙朝袭了康亲王，平耿精忠、收台湾，是康熙晚年最信得过的宗室大将之一。

康熙遗诏里那句“协心保全”，雍正在礼亲王一系身上确实执行了。

杰书一支稳稳当当地传下去，乾隆四十三年恢复礼亲王原封号，一直传到清朝末年。

而代善另一个儿子满达海，顺治十六年被追论侵占多尔衮财物、在吏部畏惧谭泰不敢纠劾，削了谥号，降了爵位。

顺治当年追责满达海的时候，也没有把礼亲王世系彻底掐断，而是从代善的孙子辈里另择杰书来接。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账可以算，但线不能断。

阿巴泰一系的遭遇和代善一系的保全放在一起，遗诏那句话的斤两就显出来了。

它不是一份自动执行的契约，而是一份需要每一代皇帝重新确认的政治承诺。

康熙把它写下来，交给雍正，等于把确认的担子也交了出去。

雍正确认了礼亲王，没有确认饶余王。

乾隆四十三年又补了一次饶余王，但补的是辅国公，不是亲王。

同样的句式，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分量可以差出好几等。

但遗诏的作用并不在于它能不能被一字不差地执行。

它的作用在于，从那一天起，宗室诸王手里有了一句可以拿出来说的话。

礼亲王的后人可以在朝堂上提太祖皇帝，提代善让位，提“古英巴图鲁”的号。

饶余王的后人虽然爵位断了，但阿巴泰的军功、岳乐的战绩写在《八旗通志》和《宗室王公功绩表传》里，乾隆朝恢复世袭的时候，这些记录就是依据。

遗诏那句话给了他们一个名分上的根，让后来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能假装这两个人不存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那个下午，隆科多念完遗诏之后，屋里的人磕了头，站起来，各自散了。

新君在灵前即位，第二年改元雍正。

代善和阿巴泰的子孙们走出畅春园的时候，北风还在刮，素绸还在拍着廊柱。

没有人知道自己这一支将来会被“保全”到什么份上，也没有人知道下一道谕旨落下来的时候，是赏还是罚。

但遗诏里那句话已经写在那里了，黄绫收进了内阁的档房，后来又被抄进《清圣祖实录》。

它不会自己走路，但它会在每一代皇帝翻开实录的时候，重新被看见一次。

乾隆四十三年的春天，阿巴泰的玄孙奇昆从辅国公的位上接回了世袭的册书。

同一年，礼亲王一系的封号也恢复了旧称。

两家的后人站在北京西城各自的王府门前，看着工匠把门匾摘下来，换上去。

锤子敲在木钉上，笃笃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