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3天时间，辗转两省，相亲4场，然后领证结婚。方某为这场"闪婚"付出的代价是18.3万元婚介服务费。而这段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双方便因感情不和闹起离婚纠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获悉，近日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此案，认定这笔费用中部分高额收费违背公序良俗，婚介公司和红娘应向方某返还12.8万元。
方某常年在外务工，2025年因家庭催促回老家相亲。2025年2月1日，他与阳新某婚恋公司签订《婚姻介绍协议》，约定公司提供婚姻信息并带他去外省相亲，服务期从2025年2月1日至2027年2月1日，为他推荐介绍合适的异性直到满意为止。签约时他支付定金3000元，按约定在当地领结婚证算成功，成功后当场支付尾款7000元；相亲期间的交通费、工作人员劳务费、吃饭住宿等费用由方某承担。
一个月后，这场"闪电相亲"开始了。2025年3月1日，阳新某婚恋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带方某到贵州省贵阳市，与贵州某婚恋公司接洽。3月2日凌晨，方某向阳新某婚恋公司工作人员支付定金2万元，收据由贵州某婚恋公司员工出具。当日，他与贵州某婚恋公司签订《婚姻介绍服务协议书》，又支付服务费7.5万元。
这家公司随即安排他与3位女嘉宾见面，均未成功。3月2日下午，两家公司员工带他前往广东继续相亲，并与红娘张某取得联络，方某向张某支付了8.5万元。当晚，他与第4名女嘉宾小琪（化名）见面。3月3日，方某向小琪及其父母共计支付14.8万元"彩礼"，当日双方在广东办理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
婚后不久，方某与小琪感情不和，引发离婚纠纷。方某向阳新县法院起诉上述两家公司与红娘张某，要求返还服务费18.3万元。阳新某婚恋公司提起反诉，要求方某支付尾款7000元。
法院对18.3万元费用逐一界定。阳新某婚恋公司与方某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公司在服务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双方感情基础，但考虑到提供婚姻信息、陪同对接等必然产生一定费用，约定1万元服务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数额尚属合理，应属有效，方某应支付尾款7000元。
贵州某婚恋公司约定的7.5万元服务费则远超行业正常标准，更与其实际付出严重不匹配。法官指出，阳新某婚恋公司从湖北到贵州再到广东服务费为1万元，贵州某婚恋公司却实际收取了9.5万元，如此超额收费是对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挑战，相关约定应属无效。但该公司具备相应经营资质，且实际提供了本地相亲服务，还一同赴广东促成领证，其间必然产生一定费用；方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盲目签约付款，自身也存在过错。
由于方某付给贵州某婚恋公司的2万元由阳新某婚恋公司收取，7000元尾款要从中扣减支付。法院酌定由贵州某婚恋公司返还服务费6.5万元，其中7000元扣减支付给阳新某婚恋公司。
对于红娘张某收取的8.5万元，法院认为张某并无婚介经营资质，仅作为女方红娘提供较短婚介服务，不应借此收取高额费用敛财，应予返还。考虑到她也提供了相应服务并促成相亲成功领证，结合方某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酌定张某返还7万元。
综上，阳新法院依法判决贵州某婚恋公司返还方某6.5万元，其中5.8万元支付给方某，7000元支付给阳新某婚恋公司；张某返还方某7万元。判决后张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醒，婚介服务的核心价值是提供信息撮合与沟通协助，其收费应当与服务内容、服务成本相匹配。若婚介经营者利用信息差和当事人的迫切心理，以提供"闪婚"服务为名借机收取远超合理范围的高额费用，本质上是对婚姻家庭领域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侵害，法律对此不予保护。2025年，最高法发布的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中即有此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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