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清代中期的皇帝和欧洲国家的国王有过非常频繁的交流，康熙帝就多次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通信，而乾隆也是路易十六的“笔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法国人白晋归国，带去了康熙赠送的书籍二十二种、四十五箱、三百一十二装订成册的经书典籍，如今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些书是康熙特地挑选的，也是当时“士人必读书目”，时至今日，估计已经没人能把它们读完了，这些书包括《诗经》《四书》《书经》《春秋》《易经》《礼记》《孝经》《孔子家语》《性理大全》《圣谕》《本草纲目》《资治通鉴纲目》《广舆记》《大清律》《武经》《算法统宗》《类经》《说文》《字汇》《字汇补》。
这些书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文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康熙出色的人文修养。在很多人印象中，清朝闭关锁国，皇帝必然也是守旧昏昧，至少康熙不是这样。康熙皇帝对西方新事物的接受，始于一次政治斗争——他与辅政大臣鳌拜在历法上的较量。西洋历法在预测日食上的精准，帮助他树立了权威，这让他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实用性”。
他重用南怀仁、汤若望等传教士，任命他们主持钦天监，采用西方计算方法编纂《康熙永年历法》，并制造了更为精密的观测仪器。这不仅是为了获取准确的天象知识，更是因为“颁历”是天子独有的权力，历法的精准直接关乎王朝的“天命”所归。
他支持南怀仁等人铸造轻便、射程更远的“红衣大炮”，并在平定三藩之乱及对抗沙俄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让人翻译西方《几何原本》，因为其中的数学原理是计算弹道、加固炮台所必需。
抛开皇帝身份，康熙本人是一位勤奋博学的“学霸”，他对西学的探索远超政治功利。他系统学习过欧几里得几何、代数、对数，并能熟练使用计算尺。在医学上，他命人翻译西方解剖学著作《钦定各体全录》，并亲自解剖熊以验证所学。他甚至下令用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了自己的疟疾，并推广此药。这表明他真心认可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
他主持并派遣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采用当时先进的三角测量法，历时十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全国地图，其精确度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此工程既满足了他对地理知识的渴求，也服务于帝国对疆域的有效管理。
不过，他乐于接受天文、数学、医学、地理、火器等“器物”层面的知识，但对于与儒家伦理相悖的教义，则始终保持警惕。在他看来，西方的“术”可以用来加固大清的房子，但房子的根绝不能动摇。
他个人对科学的推崇，未能阻止其后中国与西方科技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也注定了晚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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