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首席观点 | 刘锋：保供为先，机制为纲——能源转型的次序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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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的前三季度宏观与能源数据，勾勒出我国能源经济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的转型图景。宏观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锂电等绿色新动能保持高增，能源链价格回暖；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快速抬升，风光装机规模大幅增长，但装机与发电量之间的显著落差，凸显系统消纳短板。叠加全社会投资总量收缩、内部结构分化，保供、转型、稳投资三重目标交织，一系列深层矛盾随之显现。能源转型瓶颈已经不再单纯是电源建设，而是集中在电网配套、市场机制、利益协调等系统侧环节。与此同时，AI 算力带来的新型用电需求、我国绿色产业出海从产品输出向体系输出升级，又为能源转型打开新场景、提出新命题。转型表面看是投资选择问题，本质上是机制重塑问题，需要厘清目标次序、引导资金流向短板，依靠持续的制度改革兼顾短期安全与长期低碳发展。

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1071亿元，同比增长4.6%，三季度增长4.5%，经济延续总体平稳态势。在能源领域，这组数据的映射同样清晰：今年前三季度，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快于全部规上工业5.3%的增速；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3%；9月PPI同比上涨5.0%，煤炭、油气开采加工等能源链行业是主要上拉项。供给端的稳、需求端的新、价格端的变，勾勒出能源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深层切换。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揭示了这场切换的难度。据国家能源局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建设月度调度会数据，2026年1—8月，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96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8%，新增装机1.59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1.6%；发电量2.77万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1.6%。其中，风光累计装机19.92亿千瓦（风电6.93亿千瓦，光伏发电12.97亿千瓦，不含光热发电），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48.5%，发电量合计1.71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3.8%。

装机与电量之间的落差，加上投资总量的收缩与结构的分化，需要回答几个根本性的问题：能源转型的瓶颈究竟在哪里？保供、转型、稳投资三重目标应当如何排序？投资的倾向性又应当由什么来引导？

这些问题，表面上是投资问题，深层是机制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谈谈看法。

一、三重功能的次序不能并列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能源领域同时承担着保供、转型、稳投资三重功能。三重功能都真实存在，但次序应当明确，不能并列。

保供是第一位的。能源稳定供应是经济运行的前提，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第二是结构优化，持续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第三才是投资规模本身。从前三季度的执行情况看，方向大体清晰，但在不少地方，恰恰是在产出效率上出了问题——投资下去了，效率没有跟上。

政策重心应当向结构优化倾斜，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同时要为总量托底保留必要的冗余。能源转型是长周期过程，极端天气、地缘扰动随时可能打破供需平衡，保供的兜底能力不能在转型中削弱。需要强调的是，冗余的实现方式很重要：要靠容量电价、储备体系这样的机制来保障，而不是重新回到行政性扩张的老路。用机制的办法留冗余，既保住了安全，也不牺牲效率。

二、瓶颈在系统侧，不在电源侧

装机与电量之间的落差，是当前能源转型最真实的一张“体检表”。它说明瓶颈已经不在电源侧，而在系统侧。优先要突破的是三个环节。

一是消纳与电网。跨区输电通道、配电网改造、灵活性调节能力——包括储能、抽水蓄能和需求响应——跟不上装机的扩张速度，发出来的电上不了网、稳定不了，规模再大也是账面数字。二是市场机制。电力现货市场与容量电价尚不完善，辅助服务缺乏合理定价，调峰、备用这些灵活性资源没有回报，投资的激励就是扭曲的。三是技术与效率。风电、太阳能之外，还需要发展新的能源形式；提高转化效率、解决并网与电网稳定问题，仍需要大量投入。投资的倾向性因此十分重要——要把增量资金引向系统侧的短板，而不是继续在电源侧简单堆规模。

除技术与机制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阻力，就是地方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平衡问题。新能源大规模上网，势必要对传统能源形成替代；传统能源部门和在传统能源上投入很大的地方，在替代过程中是有顾虑、有阻力的。这种利益调整，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硬推，要靠机制设计来疏导。笔者近期实地考察过的零碳园区，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思路：在园区内建一套可以自动切换绿电与传统电力的系统，运行效果非常好。它缓解了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正面冲突，为利益的渐进消化提供了缓冲空间。应当看到，“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提高到50%，这个距离不小，转型需要节奏、需要过渡。零碳园区这样的经验要认真总结、尽快推广——它告诉我们，结构转换的阻力，往往可以在更精细的微观设计中被化解。

归结起来，前半程的关键是以机制建设疏通系统瓶颈，让要素流向效率最高的环节。

三、投资收缩之下，结构分化是必然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基础设施投资下降4.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0.2%。总量收缩、结构分化，既有主动调整的成分，也有需求变化的映射：传统基建的收缩，与地方债务约束和回报率下行有关；高技术产业投资特别是信息服务业投资的高增长，则说明资金正在寻找新的方向。

能源基建正在经历一个从“电源扩张”转向“系统配套”的变化。电网、储能、充电设施，以及数据中心带动的算电协同项目，正在成为新的投资重点。在总量收缩的背景下，这不是坏事——它迫使投资讲求倾向性和效率，把有限的增量投向安全边际和回报率最高的环节。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资金往哪里去，应当主要由市场和价格信号来引导，而不是靠行政分配。投资效率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

四、AI 与绿电的匹配，是需求侧最大的变量

三季度能源领域对增长的贡献，正在从“保底的供给”转向“领跑的需求”。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3%，数据中心与新能源汽车带来的新增用电，已经成为电力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

还要看到，需求侧正在出现一个量级更大的变量——人工智能。除了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最大的新增用电来自AI。美国正在推进的所谓“超级智能”路线，需要海量算力支撑，而算力的背后就是电力；可以说，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受制约的最大因素就是电力供给。在这一点上，中国布局较早，战略上比较主动，但也不能轻视。未来的关键，是把电力供给——尤其是新能源、绿色电力与AI用电需求的方式和结构进行很好的匹配：AI算力负荷集中、波动大、对供电稳定性要求高，绿电则存在间歇性与波动性，两者的匹配本身就是一道系统课题，涉及算力布局、绿电直供、储能配套与市场机制。把这个匹配做好，既为人工智能发展解除了最大的约束，也为绿色电力打开了最大的消纳场景。

就四季度的发力点而言，三个方向都有价值，但要分清轻重缓急。投资端最实——电网与储能投资既补系统短板，又直接稳投资，是见效最快的一手。消费端有空间——充换电设施与新能源汽车在下沉市场仍有较大余地，配合以旧换新等政策可以继续释放。价格机制端是“慢功夫”——容量电价与现货市场的完善，短期弹性有限，但它决定整个系统的长期效率，越早推进越好。三者并不矛盾：投资端管当下，价格端管长远。若只能排一个优先级，当是投资端的电网与储能，同时把价格机制改革的排期明确下来。

五、出海：从“卖产品”到“立体系”

前三季度电动汽车出口增长72.3%、锂电池出口增长36.4%、各类蓄电池出口增长34.8%，绿色出口远高于整体出口增速。从产品输出转向产能存在与系统方案输出，是应对贸易壁垒的必然选择，也符合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战略——新能源汽车、电池与能源装备出口的快速增长，本身就是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优化产业结构这一战略在产出端的体现。

中国制造的升级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在北美，中央热泵空调系统这项业务，美的、格力对当地市场的冲击非常大，一是质量好，二是价格有竞争力。但能源体系的出海，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之后的东西：后期的维护与维修服务、在当地取得各类牌照、与当地标准的对接。坦率地说，这是我们目前比较明显的短板。要对当地的规则体系有深入了解，研究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和客户需求的层次与要求，把服务质量提上来，与当地规则标准体系对接好——这一块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从投资的角度看，现在的问题也不是量的不足，而是结构的问题。要不断完善投资的结构：不是把资金集中在制造端、生产端，而是在整个供应链的全链条上做平衡——绿色化与可持续性、技术研发、海外服务体系建设，都要有相应投入。企业的竞争力，最终要在市场机制中锤炼出来；政府的职责，是把机制的土壤培育好——推动标准与规则的对接，完善绿色金融与海外权益保护，维护国内公平竞争秩序、防止内卷式竞争侵蚀产业根基。只有把全链条能力补齐，出海才能从“卖产品”真正升级为“立体系”，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行稳致远。

结语：机制建设是慢功夫

前三季度的数据确认了两件事：能源经济的结构优化是真实发生的，装机与电量、总量与结构的落差也是真实存在的。前者的动力与后者的约束，指向同一个答案——机制。

保供靠机制留冗余，消纳靠机制疏利益，投资靠机制提效率，出海靠机制补短板。转型表面上是投资问题，深层是机制问题；机制建设是慢功夫，但唯有把功夫下在机制上，“十五五”能源转型的三重目标才能在正确的次序上依次实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2026年前三季度数据；能源装机与电量数据为国家能源局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建设月度调度会，2026年1—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