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长征印记 I 毕毅：数字技术应成为助力长征文物保护利用提质升级的“破局之刃”

导 读

长征文物具有物质载体“广布、分散、易损”与历史信息“整体、复杂、重要”的结构性特征，这一特征长期导致认知层面叙事断裂、历史信息真实性保护难、现场展示缺乏场景感三大核心困境。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在破解三大困境方面较之传统技术手段的优势，并梳理了五种适用性数字技术及应用场景，并可望从单项应用向多项整合发展。在考虑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数字技术应成为助力长征文物保护利用提质升级的“破局之刃”。

内容来源：《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4期 专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 P61-67

毕 毅

清华同衡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一所 高级工程师

一、长征文物保护利用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时代机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广泛分布于全国15省份的大量长征主题不可移动文物（以下均称“长征文物”），是长征艰苦历程的实物见证、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长征文物的保护利用传承，通过多年的工作积累，长征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正向着更加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高品质展示利用和精细化管理的方向迈进。

政策完善、理念更新和技术进步，都是推动我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加速提升的重要动因。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2019年，中央作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战略部署，提出应协调推进实施五大重点工程，其中即包括“数字再现工程”，从顶层设计高度肯定了数字化路径的关键作用，长征文物保护利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迎来了新的机遇。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迈入深化完善期，有必要在对前一阶段建设工作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部署，推广有益做法、提升建设质效。针对长征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利用工作，即应从长征文物特点出发，深入思考现阶段面临的核心瓶颈与迫切需求，优选更能解决突出问题并收获显著效果的成熟技术及运用场景加以支持和推广，推动实现投入产出最大化，减少单纯“为技术而技术”导致的资源错配和浪费，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长征文物保护利用的“破局之刃”而非仅是“锦上之花”。

二、长征文物的突出特点及数字技术的核心切入点

长征文物是我国革命文物中极为特殊的巨型线性遗产，从物质载体看，呈现显著的“广布性、分散性和弱质性”特征：其一，长征文物在空间上跨越15省份，点多、线长、面广；其二，单体遗存多规模较小，分布零散，点与点之间通常距离较远；其三，长征文物多为形制简单、外观朴素的民居等建/构筑物，且往往是长征期间临时征用，使用时间短，因此不论是建/构筑物本身，还是长征时期的使用痕迹等，都更为易损且可读性、观赏性较弱。而从其承载的历史信息看，又呈现突出的“强整体性与叙事性、高复杂性与重要性”特点：长征是一次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各支队伍的每一次行军、会议、战斗都环环相扣，几路红军之间亦有相互配合，所有故事、人物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交织为一个线索复杂的“整体事件”，蕴含着历史、精神、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巨量重要信息。由此可见，长征文物存在“历史信息叙事性强且整体，而物质载体分散化且广布”“历史信息重要性高且复杂，而物质载体可读性低且易损”的错位矛盾。正因这种矛盾，导致了保护传承方面难以解决的几大困境：

首先是认知层面的叙事断裂困境——历史的整体性叙事在物理空间层面被切割为碎片，作为个体，不论是研究者、管理者还是参观者，很难获得一个跨时空的全景视角来辅助理解单体与整体的内在关联，将历史事件、人物行动与社会关系等复杂文字信息对应落位到载体的位置关系、动线序列、节点层级等空间结构中。再加上不同学科、不同部门的信息来源分散，常存在数据“孤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管中窥豹”的现象，使整体难以被完整地“看见”和解读，更遑论管理与展示。

其次是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保护困境——长征文物蕴含的历史信息极为重要且复杂，关键载体往往是一些位于建筑“表层”的使用痕迹、标语、弹孔，以及能够体现长征时期条件艰苦的朴素材质、简陋结构等，这些载体因其本身的脆弱易损，极易被改变甚至被抹除，因此特别需要能够准确记录和长久保存各载体丰富信息、辅助精细化保护和助力预防性保护的有效手段。

再者是现场展示缺乏场景感的困境——多数长征文物单体规模小且难以凭外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加之内部空间、陈设及周边环境的改变，参观者很难仅靠眼前所见物想象长征时期的历史场景、读出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使得长征文物的现场展示常存在沉浸感、体验性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战场遗址、纪念地等地表遗存较少、空间本身叙事能力较弱的文物，此类问题尤为突出。

以上困境之所以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传统技术手段局限，无法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支撑。比如要想获得对长征文物的整体性认知，需要进行多维度文献信息与多尺度空间信息的叠加拟合及拓扑关联分析，而传统的文字记录加静态地图对照等方式很难实现；又比如，对于重要历史痕迹、关键构件和部位的相关信息记录，往往分散在多个档案、方案中，不仅难与实物精准对应，还常因人事变动而遗失；再如，针对文物的现场展示，若采用实体建设类的手段营造场景，很可能对本体和历史环境造成不良扰动等等。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恰为这些困境带来了破局的利器，不论是多维度巨量信息的综合处理、跨时空多尺度嵌套叙事的可视化呈现，还是轻量化非接触式的场景营造等，均是数字技术的“长项”，因此，数字技术在长征文物保护利用中的运用，应重点聚焦上述困境，积极探索更多能够切实应对突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长征文物适用性数字技术及应用场景

结合目前在长征沿线已经开展的一些有益尝试，本文将重点介绍几种能够有效应对上述困境且相对成熟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及具体应用场景，以期为更多面临同类问题的地方提供借鉴。

（一）地理信息系统（GIS）及可视化技术辅助强化“整体性”

认知层面“叙事断裂”困境体现在管理层面的困难，是难以对巨量长征文物所蕴含的空间数据、环境数据以及历史信息等属性数据进行全面掌握及综合分析，进而影响自上而下决策的科学性。同样，对于参观者而言，要将区域性的历史事件与散在的多个文物点建立起认知关联、形成“整体感”，就需要自行获取并整合各类信息，这对大多数普通公众而言是有难度的，且很多长征文物在常用导航软件上甚至查询不到位置信息，进一步阻碍了文物的整体展示。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系统的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1]。依托这一技术构建统一的长征文物地理信息数据库并结合可视化技术进行深度开发，是能够有效应对上述问题，强化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整体性的一种辅助手段。

其应用场景之一是形成多信息整合的平台，赋能管理决策。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构建，使长征文物的空间位置、相关档案和史料、保护区划、保存状况、交通和生态环境数据等多维度信息能够全面整合，在此基础上即能形成“一张图”模式的管理平台，使曾经孤岛式存在的各类信息能够实现较为便捷的系统查询及区域性、网络式的交叉分析，进而辅助管理和行动决策（图1）。比如管理者可以方便地遴选出开放利用情况不佳的长征文物，再叠加查看其文物类型、交通可达性、所处环境用地性质和管控要求、周边资源分布情况和客流量，以及过往实施项目和资金投入等信息，即可快速掌握各因素与开放情况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为后续的问题分析、措施部署和资源配置等提供依据，在增强科学性的同时提升了工作效率。

图1 利用GIS完成的长征文物所在区域末端交通可达性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项目组供图）

此类地理信息数据平台还能为学术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提供支撑。例如四川省于2025年上线了“长征地图知识库及地理信息系统（四川段）”[2]，集成了包括长征时期图层、现代图层、地貌图层在内的32个基础图层，基于大量实地踏勘详尽考证累积的信息，实现了长征具体线路、地点的高精度落图与关联分析。该系统具有完备的兵棋推演功能，并与长征精神数据库资源对接，为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等提供了强大的辅助工具。

其应用场景之二则是面向公众形成长征文物“时空地图”，强化整体展示。202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互联网+长征”项目上线，其中的“长征文物地图”小程序即是基于长征文物地理信息数据库形成的导览与展示应用（图2）。该地图实现了长征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长征文物、重要纪念馆的位置信息可视化，以及分类搜索、查询和定位功能，并将长征文物与其所承载的重大事件关联起来，当使用者点击某一重大事件时，不仅能看到事件的简介，还能在地图上看到与之相关的文物点分布情况。此外，地图还设置了“长征历史上的今天”等版块，为使用者建立清晰的“文物—事件—时间—空间”全景式关联提供了便利条件。

图2 “长征文物地图”小程序部分界面（“互联网+长征”项目组供图）

（二）历史建筑信息模型（HBIM）技术辅助建立“史实—价值—本体”精准关联

历史信息真实性保护困境，其核心堵点之一便是“文献信息”与“具体实物”在微观维度的衔接断层：针对单体文物各构件、各部位与具体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等方面的复杂关联信息，缺乏精细化、长效化的记录与绑定手段，导致保护修缮环节容易忽略关键历史痕迹的保护要求。历史建筑信息模型（HBIM）技术则能够为这种关联的建立和记录提供重要支撑。

信息技术模型（BIM）是运用于建筑工程领域的一种技术工具，其核心特点是能够在三维模型中实现多类信息的集成和可视化显示，能够为参与工程的各方提供一个基于模型的信息共享和交换平台，辅助工程全过程管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协同性。而HBIM，是在BIM基础上增加了针对历史建筑特殊属性的相关考量。将这一技术运用于长征文物的保护，即通过创建一个包含了各部位、各构件几何信息、材料信息、关联历史事件、对应的价值以及历史上的变化情况、过往工程干预情况等综合信息的数字模型，精准记录“史实—价值—本体”的关联，一方面使文物拥有了一份涵盖全生命周期且便于管理的详细数字档案，另一方面使后续的修缮、展示等各类工程均可基于同一模型来开展设计，既能促使重要历史信息对应的载体得到良好保护，也有利于不同工序、不同工程协同开展。

当然，HBIM的应用目前还存在相对较高的落地门槛，例如持续的资金投入、多学科团队的深入研究与协作，模型建成后还需动态收集和更新数据，对管理使用单位的专业能力也有要求，短期内难以面向所有长征文物全面铺开，可以选取文物价值突出、历史信息富集的标志性对象开展试点工作。据悉，遵义会议会址即将结合保护工程推动该项技术的应用探索。

（三）智能监测检测+数字孪生技术助力高水平预防性保护

关于历史信息真实性的保护困境，其另一重待解痛点为偏远文物的动态风险预警缺位：长征文物普遍存在材质简陋，以及重要历史痕迹多依附于建筑“表层”、抗损能力弱的先天短板，且很多文物点区位偏远、人工巡检难以实现高频全覆盖，无法及时捕捉本体细微病害的演变趋势与周边环境的异动风险，由此导致大修频率增加，进一步损害历史信息的真实性。鉴于此，长征文物需要开展精细化、高水平的预防性保护，尽可能及时发现本体的微小残损，以便用低烈度、高频次的小修小补代替大修，最大程度保存其真实历史信息。

针对这类动态预防性保护需求，物联网+智能监测，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的组合，能够提供有效辅助。所谓智能监测，简言之即是依靠人工智能（AI）对现场监测设备所反馈的变化情况进行智能分析并自主判断是否预警，其可24小时持续监测和能够远程操作的特点，能够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和便捷性。当前市场已能提供多种实用且性价比较高的前端设备和平台系统，例如搭载AI高清摄像机和自动全站仪的可视化远程监测设备，能够通过对原始和实时影像的自动比对，快速分析出本体裂隙、形变、褪色等残损以及周边建成环境、植被等的变化幅度和速率，还能结合风雨传感、烟雾、热力传感等功能模块察觉周边隐患，并及时预警（图3）。

图3 AI智能监测仪器自动比对影像并分析数据变化（福建汇川物联网技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在此基础上，叠加数字孪生技术，为预防性保护提供更强大的工具。数字孪生是以数字化方式创建物理实体的虚拟模型，借助数据模拟物理实体在现实环境中的行为，通过虚实交互反馈、数据融合分析、决策迭代优化等手段，为物理实体增加或扩展新的能力[3]。数字孪生技术在古建筑、石窟寺等类型文物的研究和预防性保护中运用相对较多，近年来也逐步扩展到革命文物领域。例如，陕西杨家岭革命旧址利用数字孪生预防性保护系统，对墙体倾斜、建筑沉降、周边山体滑坡、降雨量和温湿度等多项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实践证明，结合数字孪生技术，能够进一步提升监测和分析的精度和全面性，还能利用孪生模型与实物高度吻合的特点，为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一个对文物本体而言零风险的“虚拟实验室”，人机协同分析遴选出最优方案，减少实操中的试错风险。

（四）增强现实（AR）+5G技术提升现场展示阐释效果

关于现场展示缺乏场景感的困境，体现最为突出的是长征文物中的战场遗址：由于长征途中战事频繁、情况急迫，红军很少有机会构筑坚固、复杂的战斗工事，因此长征沿线的战场遗址往往只存留了少量简陋且不易辨认的临时战壕或掩体，即使增加了展示说明牌，能够呈现的内容也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地方尝试过增设景观小品、局部模拟复原等方式试图营造历史场景感，但效果大多不理想，甚至会造成历史信息的混淆和对本体的不良扰动。

增强现实（AR）技术的出现，则为历史场景的重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现路径。增强现实是一种将虚拟信息实时、准确地叠加并融合到真实世界场景中的技术，通过手机、AR眼镜等设备的摄像头捕捉现实画面，并利用传感器和算法进行定位与跟踪，从而实现虚拟元素与真实环境的无缝融合。这就意味着，参观者只需要一部手机，即可在遗址现场通过屏幕目睹历史事件在真实地理空间中的“重现”，在此基础上还可加入虚拟讲解与互动，由此实现在完全不扰动文物本体的前提下增强场景感与体验性的目标。当下5G技术的发展和相关设施的普及，为高复杂模型云端高清渲染、低延时稳定交互等提供了进一步支撑，促使AR可以具备更好的沉浸感和终端应用的轻量化。

例如，结合“互联网+长征”项目开发的“强渡天险”APP，即是5G+AR技术与战场遗址展示相结合的一个示范案例（图4）。强渡大渡河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的光辉一页，团长杨得志率兵夜袭安顺场、营长孙继先和17位英雄孤舟强渡、神炮手赵章成炮轰碉堡等故事，一直广为传颂，但由于渡口环境变化较大，如今在大渡河畔已经很难想象彼时战斗的惊险场景。“强渡天险”APP结合实地条件选择了“神炮手赵章成炮轰碉堡”这一场景进行虚拟复原，观众使用手机对准大渡河边的遗址，即可360度观看虚拟的红军战士在真实的遗址现场发射迫击炮的影像，在完全不扰动遗址本体的前提下，有效增强了文物的现场展示效果。此外，该APP还包含了基于AR技术的“寻宝打卡”“拍照合影”“致敬先烈”等可交互内容，增强了参观的参与感、沉浸感和趣味性。

图4 “强渡天险”APP运用AR技术实现文物现场与虚拟场景的实时叠加展示（“互联网+长征”项目组供图）

（五）云端博物馆+VR大空间打破展示地域局限

除了现场展示场景感不足以外，长征文物展示还面临“在场可及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长征重大事件关联的文物点多跨区域分布，普通游客难以完成大范围串联参观；另一方面部分文物点地处险远，例如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坝红军长征遗迹”构成之一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墓址海拔4400余米，山势陡峭且气候多变，普通受众几乎不具备亲临条件，“叙事断裂”困境在受众端仍未彻底解决。互联网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VR）恰提供了打破物理地域藩篱的解决方案，使长征文物的展示和长征精神传播得以“无远弗届”。

图5 去往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的路途条件艰险（摄影：陈腾）

图6 《跟着走·长征》VR沉浸展，吸引大量青少年观众（摄影：杜凡丁）

图7 贵州“红飘带”沉浸式数字科技体验馆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营造场景（摄影：杜凡丁）

近年来，云端博物馆已被大众所熟知，江西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等长征主题展馆通过其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线了“云游”功能，极大地扩展了受众范围。相对云端博物馆，VR大空间兴起稍晚，但因其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感和强互动性，加之相关政策支持，近两年来发展迅速，尤其受青少年群体欢迎。例如2026年6月在北京启幕的《跟着走·长征》VR沉浸展，观众可在300平方米的空间内自由行走，通过穿戴式VR设备“亲历”翻雪山过草地、在泸定桥上与战友们并肩作战，使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征文物和90年前的场景得以鲜活呈现。再如贵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项目之一“红飘带”沉浸式数字科技体验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科技艺术馆），更综合运用了VR、全息投影、AI虚拟交互等多种技术手段，为观众带来震撼体验。未来随着更多长征文物完成精细化数字建模和深度历史信息挖掘，将为VR大空间展示提供更多优质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云端展陈、VR大空间等技术虽有效突破了物理空间壁垒，却始终无法替代实地参观的独特价值，具身性的感官体验、身处历史现场的情感共振，是虚拟技术难以完全复刻的。因此在推进虚拟展示的同时，应同步做好“引流”设计：例如可在VR体验结尾嵌入“实地打卡指引”，标注对应文物的交通路线、参观须知，补充虚拟场景中未充分呈现的实地细节；针对青少年群体，可将VR体验作为红色研学的“前置课”，先以虚拟场景激发探究兴趣等，引导有条件的人群前往实地踏访，形成“虚拟引趣、实地共情”的良性互动，避免技术应用弱化公众对文物本体的关注。

四、挑战与展望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博行业曾经面临的很多难题带来了多样化的高效解决手段，正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从物质载体保护向着历史信息的全面保存、文物价值的系统活化转变。主动拥抱时代变革、积极创新探索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长征文物保护亦当顺应这一方向，结合文物自身特点和特殊问题，善用适宜技术手段精准破局，但同时也应坚持守正创新、循序渐进，尤其要注意几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是须把握好历史严肃性与体验趣味性之间的平衡，避免对史实的臆测虚构，或因过度娱乐化的表达导致对教育意义的消解；二是要力戒形式大于内容造成“喧宾夺主”，甚至以“高大上”的技术粉饰内容的粗制滥造；三是要深入考虑可持续性，根据可投入资金等实际条件，精选切实有用且有能力长期运维的技术手段，防止一次性“炫技”后即被弃用，从而造成浪费。要用准、用好各类技术手段，使之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不仅需要所有参与方本着对历史、对文物负责的态度谨慎对待每一次尝试，也有赖于评估监管机制的建立、兼容性技术构架和相关标准规范的完善、对技术迭代的前瞻性把控，以及多学科专业人才的充实等，而这些都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关注和投入来推动实现。

从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正逐渐向着与各个行业深度融合并形成系统创新的阶段迈进，在长征文物保护利用方面的运用也越来越多地从单项应用向多项整合发展，未来有望为综合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成套的“系统工具箱”，收获“1+1>2”的效果。除了前文提到的若干成熟技术以外，还有很多新兴技术也值得关注和探索，特别是建议提前思考长征文物保护利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布局，例如系统归集现有数字化成果，逐步形成基于完整知识图谱的高质量数据集，支撑未来文博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建设，为病害分析诊断、修缮措施制定、教育课程开发等工作提供更强大的智能辅助；另外，还可结合区块链等技术探索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推动相关衍生产业的发展，让文物的社会价值得以更充分实现。

封面图/图片｜《中国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