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通缉犯跑到香港，买下一套二手印刷机，天天教朝廷怎么做事

老铁们，今天聊一个“用笔杆子造反”的狠人。

他叫王韬。江苏苏州人，十八岁中秀才，科举没中举。后来跑到上海给洋人传教士打工，翻译《圣经》。1862年，他干了一件差点把自己作死的事：化名给太平天国的将领写了一封信，建议太平军别打上海，集中兵力打清军。

信被清军截获了。朝廷一查：“黄畹”就是王韬。通缉令下来了。李鸿章亲自督办，要“立即拿办”。

王韬跑进了英国领事馆，躲了一百三十五天。然后坐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一个被大清判了“叛国”的人，跑到英国人的地盘上，后来干了一件大清最怕的事。

他办了份报纸，天天教朝廷怎么做

王韬到香港之后，靠给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打工糊口，帮他翻译《诗经》《易经》《礼记》。

1873年，理雅各回苏格兰了。王韬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又拉了几个华人股东，凑了个 “中华印务总局” 。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刊。

这份报纸最狠的地方，在所有权上。

在它之前，香港也有中文报纸。但那些报纸，要么是洋人办的，要么是洋人控股的。香港的中文报“真正能代表华人说话的”，是从《循环日报》开始的。

《循环日报》标榜八个字：“华人资本，华人操权” 。中国人出钱，中国人管事，中国人说话。

报名“循环”，取的是“天道循环，自强不息” 的意思。天道在转，你大清不变，就等着被转出去。

当时的报纸，靠什么活？靠商业新闻、船期信息、广告。言论？有，但不重要。

王韬反着来。

《循环日报》的新闻版面只占三分之一，最核心的、最值钱的、每天雷打不动放在最前面的，是“论说”——政论。前十年，几乎每天的论说都是王韬亲自写的。

他写什么？

他写“变法”。

1875年到1876年，王韬在《循环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变法》《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等系列政论，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喊出了“变法自强”这四个字。

比他早吗？ 郑观应写《盛世危言》，比他晚十八年。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变法，比他晚二十三年。

他是第一个把“变法”这两个字印在报纸上、卖给中国人看的人。

他在《循环日报》的创刊号上就说得清清楚楚：这份报纸不光是登消息的，它要“借彼事端发挥胸臆” ——借别人的事，说自己的话。说什么话？“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 ——让自己强起来，把外人挡出去；把远处的东西学过来，用来对付远处的人。

一份在香港注册的报纸，操的是整个大清的心。

王韬为什么敢这么写？

因为他在香港。

清廷通缉他，但抓不到他。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清廷的刀，伸不过罗湖桥。港英政府初期对办报“自由放任” ，办报人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

一个被母国判了“叛国”的人，在母国管不到的地方，对着母国的心脏，一天一篇文章，骂了十年。

而且他骂得有章法。

他不是瞎骂。他在欧洲待过将近三年，亲眼看过巴黎的博物馆、伦敦的工厂、欧洲的议会。他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清楚“西方”到底是什么。他写变法，不是“我觉得应该变” ，是 “我见过人家是怎么弄的，咱们也可以弄”。

《循环日报》的发行范围远到日本、西贡、旧金山。上海的《申报》经常转载它的评论。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它的读者。

一份在香港办的小报纸，成了整个东亚华人圈里，最敢说话的那张嘴。

王韬在《循环日报》当了十年主笔。十年里，他写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开创了中国报人 “文人论政” 的传统。

什么叫“文人论政”？

以前的读书人，要么做官，要么教书，要么写诗。王韬开辟了第四条路：用报纸议论政治。不当官，也能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

后来的梁启超，办《时务报》《新民丛报》，靠一支笔搅动天下，走的就是王韬蹚出来的这条路。林语堂称王韬为 “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罗斯威尔·布林顿说，王韬对中国报纸的贡献，“恰如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

但大清听了吗？

没听。

王韬在1875年喊“变法”。大清“变”了——变了二十三年，变到1898年，才有人真的试着“变”了一下。一百零三天，就被人按回去了。

王韬1897年去世。 他死的那一年，康有为还在写《孔子改制考》，梁启超还在办《时务报》。变法的声音，终于从一份香港小报的论说版，变成了北京城里的奏折。 但王韬没看到。

他看到了另一件事。1894年，他在上海见了孙中山，帮他写信给李鸿章的人，介绍他们见面。1895年，他见了康有为，鼓励他把主张变成行动。

一个被通缉的“叛徒”，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把接力棒交了出去∵

《循环日报》的印刷机，是二手的。股东是凑的。编辑部在香港一栋租来的小楼里。王韬自己住在“背靠山麓的小屋” 里，“终日握管” ，写到手酸。

没有朝廷拨款，没有官府支持，没有功名加持。

一个被通缉的秀才，带着几个凑钱的商人，用一套二手设备，办出了一份让整个大清官场和读书界都无法忽视的报纸。

它没有推翻清朝。它没有阻止战争。它没有让中国一夜之间变强。

但它做了一件事：它证明了，一个中国人，不靠朝廷的俸禄，不靠科举的功名，不靠洋人的庇护，也能靠一支笔，堂堂正正地议论国事，替这个国家想办法。

王韬死了。大清也死了。

但“文人论政”这四个字，从《循环日报》开始，一直活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