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关羽率军北伐,连克曹魏重镇,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彼时曹操已有迁都之念。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替曹操镇守合肥、打得孙权十万大军狼狈而退的张辽,曾经是吕布麾下的降将。
他归降曹操,距那一天已过去整整二十年。
这个细节值得多琢磨一下。
张辽最初被俘时,刘备曾替他开口求情,但后来留住他的是曹操。
曹操留住他的方式很简单,封官、给兵、打仗,论功再赏。
二十年后,这个当年的降将以五千兵马击退孙权十万大军,成了曹魏东线最稳固的一根钉子。
刘备那边的情形恰成对比。
关羽、张飞、赵云对刘备的忠诚,贯穿了刘备最潦倒的岁月。
刘备曾四十多岁还在寄人篱下,辗转依附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每次落魄,这几人始终没有散。
曹操曾赐关羽高官赤兔,关羽在打探到刘备消息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
这件事本身不需要额外诠释。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都有人为之死战,这才是真正值得拆开来看的地方。
曹操收人才,有一套相当务实的逻辑。
他在建安十五年连续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皆可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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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强调门第和道德的汉末是一件相当出格的事。
他手下的郭嘉,名士评语是行为放荡,不治行检,颍川名士圈里颇有微词,曹操不管这些,专门给郭嘉设了军师祭酒的职位,几乎把他当成贴身参谋。
郭嘉死时三十八岁,曹操在赤壁战败后说了一句话:若奉孝在,不至于此。
这句话是哭给旁人听的,还是真的如此感慨,外人无从知晓,但曹操在郭嘉死后将他的儿子郭奕纳入府中培养,这是实打实的后续动作。
曹操对人才的态度,有时候近乎固执。
官渡之战前,许攸连夜从袁绍营中叛逃投奔曹操。
曹操当时正在睡觉,听到消息后跣足出迎,连鞋都没穿。
许攸提供了袁绍粮仓乌巢的确切位置,曹操当夜就率轻骑奇袭,这是整个官渡之战的转折点。
问题在于,许攸并非什么忠义之士,他叛袁投曹的直接原因是家人犯法被袁绍追究。
这一点曹操不是不知道,但他用了这个人,而且用对了。
但曹操用人,有一条不成文的底线,就是不能让他觉得被轻视或被算计。
杨修之死,表面上是鸡肋事件泄露军机,深层是杨修屡次展示自己能猜透曹操心思,让曹操在公开场合显得被人看穿。
荀彧的死更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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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跟了曹操近二十年,是曹操谋士中资历最老的一个,但在曹操进位魏公一事上,荀彧公开表态反对,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君子爱人以德,不该行此僭越之事。
曹操随后给荀彧送去一个空食盒。
荀彧随即自尽。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七年,距两人相识已将近三十年。
刘备的路数不同。
他没有曹操那样的资源基础,早年连块稳定的地盘都没有,能给人的物质承诺非常有限。
所以他能拿出来的,基本上是态度。
三顾茅庐这件事,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其中的表演成分,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刘备当时已经四十七岁,诸葛亮二十七岁,刘备三次亲自登门,前两次都没见到人。
以刘备彼时的身份,这种耐性不是寻常人能做到的。
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语气里有一种真实的被郑重对待的感觉,不像是在做表面文章。
长坂坡那一幕,历史记载版本不一,但赵云抱着刘禅杀出重围是确切的事实。
刘备摔孩子这一幕,《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云别传》里有记载,具体细节已难完全确认,但这个动作在当时的传播效果是真实存在的,赵云此后对刘备的忠诚从未动摇。
刘备这种方式有一个代价,就是他建立的凝聚力高度依赖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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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死,张飞死,刘备的整个核心圈子开始垮塌。
更关键的是,他此后在情绪驱动下倾国伐吴,在夷陵被陆逊一把火烧掉了七百里连营。
这场败仗,不完全是军事失误,里面有很深的个人情感因素,但一个靠情感维系团队的领导者,往往也难以把情感和决策彻底隔开。
曹操死后,曹丕篡汉建魏,制度架构基本完整地传了下去。
但几十年后,同样熟悉利益优先、实用至上那套逻辑的司马懿,用同样的方式慢慢蚕食了曹魏的权力核心。
用利益和规则聚起来的班底,遇到另一个更善于操弄利益和规则的人,往往没有什么天然的抵御力。
两套路子,各有各的裂缝。
只是各自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
如果今天在一家公司里,你遇到了一个刘备式的上司,以及一个曹操式的上司,你会在哪一个手下干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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