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和女同学在柴房躲雨，浑身湿透，她转过身，背对着我

83年，我和女同学在柴房躲雨，浑身湿透，她转过身，背对着我

楔子

“陈建国，你倒是说话啊。”

林小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点发抖的尾音，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柴房外面，雨砸在瓦片上像有人撒了一把碎石子。陈建国攥着自己湿透的衣角，指节发白。他能感觉到她的后背就在两步之外，只要转过去，就能看见她那条乌黑的辫子梢还在往下滴水。

可他没有转身。她也没有。

整整两年同班，他们从没有像此刻这样，单独待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听着彼此不太平稳的呼吸，谁也不敢先开口。

第一章 柴房雨夜

柴房里光线暗得厉害，只有那扇破了半面玻璃的窗子透进来一点灰白的天光。陈建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重得像有人拿拳头捶他的胸口。他盯着墙角那堆散发着霉味的旧扫帚，强迫自己去数上面缠了几道铁丝，可数到第三道就乱了。

雨没有要停的意思。

他又往旁边挪了半步，脚下踩到一根木柴，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在这安静里显得格外刺耳。身后传来林小满轻轻吸气的声音，像被吓了一跳。

“你别动。”她忽然说。

陈建国的脚顿时钉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有只蜘蛛。”林小满的声音比刚才稳了些，“刚才在你脚边，现在爬走了。”

“哦。”他应了一声，嗓子有些发紧。

又是沉默。雨声灌满了整个屋子，从头顶的瓦缝里渗下来的水珠滴在泥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陈建国感到后背一阵凉意，湿透的衬衫贴在脊梁上，风从破窗灌进来，他打了个寒噤。他听见身后林小满又在打喷嚏，这回连着两个，很轻，但压不住。

陈建国终于转过身。他没敢直接看她，目光只落在她肩头——那件浅蓝色碎花衬衫全湿透了，颜色洇成了深蓝，贴在她单薄的肩胛骨上。辫子梢还在滴水，一滴滴落在她脚边的干柴上，洇开小小的深色圆点。

他二话没说，把自己那件半干的灰布外衣从身上扒下来，团了团，伸手递过去。

“穿上。”

林小满没接。她微微侧过脸，陈建国只能看见她半边发白的嘴唇和湿漉漉的鬓角。她摇了摇头。

“你自己穿着吧。”她说，声音低，却清楚，“你比我还瘦。”

陈建国的手僵在半空。

这句话落进耳朵里，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从小到大，从没有人这样说过他。母亲总说他“瘦得跟竹竿一样”，那语气里是心疼，带着农家人不擅表达的窘迫。可林小满这句话不一样。她说完就转回了身，把后背对着他，肩膀微微缩着，像是自己也被这句话弄得不好意思了。

陈建国攥着外衣站了一会儿，最终没有穿回去。他把衣服搭在胳膊上，退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重新面对那个墙角。心跳还是快，但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像一扇推不开的窗户，被人从外面轻轻敲了一下。

“你待会儿怎么回去？”他问。声音压得很低，怕惊着什么似的。

“走回去。”林小满说，“雨小了再走。”

“你家那边路不好走，供销社后面那条巷子，一下雨全是泥。”

“你记得我家在哪？”林小满的声音里有一丝意外。

陈建国后悔自己多嘴了。他抿住嘴，没再说话。可林小满好像没打算放过他，她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家住供销社后面？”

“林老师说的。”陈建国搬出班主任当挡箭牌，“班里填家庭住址，我看见过。”

这是实话。高三下学期开学，班主任让所有人重新填一份家庭情况表，陈建国收齐了交给林小满登记。他确实翻过几眼，当时只是想看看班上同学都住在哪，翻到林小满那张时，他多停了几秒。这事他谁也没告诉。

“哦。”林小满应了一声，尾音拖得很轻。

雨势终于弱了些，从砸瓦片变成了细密的沙沙声。柴房东墙外传来几声鸡叫，是附近人家养的，被雨困了一下午，这会儿急得扑腾翅膀。陈建国把外衣重新披上，扣子一颗颗系好，湿布料贴在身上又冷又沉，但他顾不上了。

“我先走了。”他说，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迈。

“陈建国。”

他停住脚步。她没有叫他的姓，直接叫了全名，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盖住。

“明天早自习，物理卷子最后一道大题，你会不会？”

陈建国愣了一下。“会。”

“那你明天别急着交，等我十分钟。”她说，“我最后一步卡住了。”

这话说得坦荡，像在讨论一道再寻常不过的题目。可陈建国知道，林小满的物理成绩在班里排前十，最后一道大题她不会做的时候少。他没有戳破，只是点了点头。点了头才想起来自己背对着她，她看不见。

“行。”他补了一个字。

陈建国推开柴房那扇歪斜的木门，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雨丝斜斜地飘着，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他迈步走进雨里，没有回头。走了十几步远，快到校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时，身后传来柴房门重新合上的吱呀声，很轻，像谁的手指不小心碰了一下。

他忍不住侧了侧头，眼角余光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蓝影子从柴房门口一闪，就淹没在灰色的雨幕和暮色里。陈建国加快了脚步，雨水沿着他的下巴滴进衣领，他下意识抬手去擦，发现自己嘴唇抿得太紧，腮帮子都酸了。

回到家时天已经全黑。母亲李秀兰正蹲在灶前烧火，见他进来，抬头看了一眼他湿透的样子，皱起眉头。

“怎么搞的？路上没找个地方躲躲？”

“躲了。”陈建国把书包放在桌上，从缸里舀了瓢冷水灌了两口，“雨太大，等停了才回来的。”

李秀兰没有追问，只是往灶膛里又塞了把柴，火光映着她的侧脸，皱纹一道一道的，很深。“锅里有玉米糊糊，趁热吃。你妹一直等你回来才肯做作业。”

陈建国应了一声，拿起碗盛糊糊的时候，手忽然停在半空。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灰布外衣袖口那粒扣子少了一颗，是刚才在柴房里不知什么时候蹭掉的。

他沿着来路回去找了一趟。雨中什么也没看见，泥地上全是水洼。那颗扣子不知滚到了哪个缝隙里。陈建国站在校门口的老槐树底下，雨已经彻底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清冷冷地照着空荡荡的操场。他朝学校后面那片黑黢黢的屋影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回家，步子比来时慢了许多。

第二天早上陈建国到教室时，天刚蒙蒙亮。他从书包里掏出物理卷子，摊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题，盯着那道关于斜面加速度的力学题看了半天，手中的铅笔始终没有落下去。教室里陆续有人进来，桌椅响成一片。他听见身后隔两排的地方，林小满放下书包的声音，拉椅子的声音，翻开课本的声音。

他没有回头。

但到了交卷的时间，他把卷子从同桌那里传过去时，最后一道大题的位置，空着。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是他昨晚临睡前加上的：解到第三步卡住了，求教。

那行字很小，小到只有凑近了才看得清。卷子往前传的时候，陈建国假装低头翻书，余光看见林小满接过那一沓卷子，翻开第一张，停顿了片刻。

然后她抬起头，朝他这边看了一眼。很短，不到一秒钟。陈建国立刻把视线收回到课本上，书页上的字没有一个进得了脑子。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和昨晚在柴房里下雨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更响。

第二章 五里路

第二天一整天，陈建国都没和林小满说上话。不是没机会，是不知道说什么。那道物理大题他回家后翻了课本例题，自己解出来了，可那道题旁边的“求教”两个字还留在卷子上，他后悔了一整夜。

上午第二节物理课，赵老师讲完新课后把上次的卷子发下来。陈建国拿到自己的，最后一道大题旁边用红笔批了两个字：“正解。”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铅笔字，是林小满的字迹——“你的思路比我演算的少两步。”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把卷子端端正正折好，夹进物理课本里。

直到下午第三节课前，他回座位时发现课桌抽屉里多了一个东西。是一本软皮笔记本，蓝色封面，边角有些卷起。他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化学方程和实验步骤，字迹清秀工整，正是林小满的笔迹。第二页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四个字：“化学你弱。”

陈建国扭头朝后面看。林小满正低头翻着历史课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前排的男生在打闹，粉笔灰在斜照进来的阳光里浮游，一切都和平常一样。

他坐回座位，把笔记本从头翻了一遍。林小满的化学笔记做得极细，每一个反应式后面都标了课本页码和易错点。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发现笔记本后面还空着十几张白页。

第二天化学课听写方程式，陈建国写完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交上去，而是多看了两遍自己的本子。等课代表把作业收走后，他从练习本上撕下一张纸，把昨天那道物理题另一种解法的关键步骤抄在上面前前后后看了三遍，确认每一个符号都写得清楚，然后趁课间操教室没人，快步走到林小满的座位旁，把纸条夹进她摊在桌上的英语课本里。

做完这些，他手心全是汗。

接下来几天，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陈建国课桌里会隔三差五多出几张活页纸，有时是历史大事年表，有时是英语固定搭配的整理，林小满会把重点用红笔圈出来。而林小满的物理课本里，也时不时多出陈建国手抄的公式推导和习题精选，那些纸片叠得方方正正，像一个小方块，塞在书页之间刚刚好。

他们依然很少当面说话。但在课堂上，当老师的目光扫过来时，他们偶尔会交换一个短暂的眼神，像两个在同一个阵营里交换情报的哨兵。

唯一的问题是，陈建国家在柳河村，林小满家在镇上，两人回家走的是相反方向。这条固定的路线已经走了两年多，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这些天，陈建国开始觉得放学后的那段路有些太短了。

周三下午，他收拾书包的动作比平时慢了半拍。果然，林小满今天值日，正拿着黑板擦踮起脚擦黑板。最高的那一行板书她够不着，跳了一下，粉笔灰簌簌落了她一头。

陈建国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黑板擦，没说话，抬手把最上面那行字擦了。林小满怔了一下，然后退后半步，从讲台上拿起板擦递给他，两块板擦一起，很快就把黑板擦干净了。整个过程两人只说了两句话。陈建国说“我来”，林小满说“谢谢”。

但第二天早上，陈建国发现自己桌上多了一颗水果糖，用糖纸包着，端端正正放在物理课本上面。

他开始绕路了。

柳河村到学校走大路是五里，从镇子西头的一条土路斜插过去，要多走一里多地。这条路能从供销社后头过，正对着林小满家的方向。陈建国对自己说，绕路是因为可以少经过村东那个大水塘，那边路滑。这个理由连他自己都不太信。

第一次绕路的那天，他远远看见林小满从供销社旁边的小巷口走出来，扎着的马尾辫一甩一甩，手里提着个布袋，大概是帮她母亲买菜。陈建国立刻加快脚步，钻进路边的杂货铺假装看货架上的火柴。等林小满走远了，他才出来。

第二次，他走在那条土路上，听见身后有自行车铃响。是林小满骑着家里那辆旧二八车经过，车后座夹着一摞作业本。她没有看见他，因为陈建国在铃声响起的瞬间就侧身站到了路边的一棵树后面。树叶挡住他半个身子，车轮碾过泥路的声音从面前过去，他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肥皂味，是林小满头发上常有的。

他没有出声叫她。

第三次是周五。陈建国从学校后门出来，绕到镇上那条土路。夕阳低低地挂在供销社的红砖屋顶后面，把路面照得一片金黄。他走了大约一百步，看见林小满正站在前面的岔路口，自行车靠在路边的杨树上，人靠着车座，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

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你也走这条路？”她问。语气很平常，像在问今天怎么没下雨。

陈建国喉咙发紧，点点头。“嗯，这边路好走些。”

林小满合上书，是英语课本。“其实我知道你绕路。”她说得很直接，眼睛看着他，但看不出是生气还是别的什么。

陈建国觉得耳朵发烫，脑子里一片空白，找不到任何话说。

林小满没有追问，而是从书包侧兜里掏出一个纸包，油纸裹着，打开来是两个烤红薯，还冒着热气。“供销社后面老刘头刚烤好的。”她递过来一个，“你帮我讲一下物理最后那道大题，我请你吃。”

陈建国接过红薯，烫得左手倒右手。他一手举着红薯，一手从书包里抽出那张一直随身带着的物理卷子，在路边的石头上摊开。林小满蹲下来，下巴搁在膝盖上，认真看他用铅笔在题目旁边画受力分析图。夕阳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投在土路上。

“这里，斜面上的摩擦力方向要反过来看。”陈建国用铅笔尖点了点图上的一条线，“你之前把它和重力分量弄混了。”

林小满“嗯”了一声，拿过他的铅笔，在草稿纸边上自己重新画了一遍。她画图的时候睫毛垂着，偶尔眨一下。陈建国移开视线，咬了一口红薯，很甜，烤得刚好，皮上沁出糖汁。

“我爸说今年高考报名的人比去年还多。”林小满画完图，把铅笔还给他，语气忽然低了一些，“他说我们这一届赶上恢复高考后人数最多的一年。”

陈建国接过铅笔，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你爸在供销社听到的消息应该准。”

“我怕考不上。”林小满说。这是她第一次在陈建国面前说这样的话。

陈建国想了想，说：“你文科好，语文英语都比别人强。再说，还有两个月。”

“你也怕吧。”

“怕。”陈建国承认了。在任何人面前他都没说过这个字，包括他母亲。但面对林小满，他说得很自然。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远处供销社的广播喇叭开始播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有雨。林小满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把剩下的半个红薯用油纸重新包好，塞进他手里。“你带回去给你妹妹吃。”

陈建国想说不用，但林小满已经推起自行车，一脚踩上脚踏板。她回头看了他一眼，风吹动她额头前的碎发。

“五里路也不远，”她说，声音不大，但在傍晚的风里每个字都很清晰，“以后你路过镇上，就来找我。”

说完她骑车走了，车铃在巷子拐弯处响了一声，清脆的，像在泥地上弹了一颗小石子。

陈建国站在路口，右手还握着那半个温热的红薯，左手是那张写满铅笔字的草稿纸。他低头看了看纸上林小满画的受力图，线条比自己画的还利落干净。

他把草稿纸小心折好放进上衣口袋，转身朝柳河村的方向走。天边最后一抹红正在暗下去，蝙蝠从头顶飞过，翅膀扑棱棱的。走了没多远，他忽然停下来，回头朝林小满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

岔路口的杨树叶子在晚风里哗啦啦响，路灯还没有亮起来，远处渐渐模糊的供销社屋顶像一艘沉在暮色里的船。他把红薯揣好，步子比来时轻了些。

当晚陈建国在油灯下给林小满写了一封信。信纸是从妹妹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写了三行字，说今天那道题还有一种解法，明天课间操的时候夹在她物理书里。写完他把信折好放进书包，想了想，又拿出来，在最后加了一句：路确实不远。

他吹灭油灯躺下，听见隔壁屋里母亲翻身的动静和妹妹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的月亮很圆，照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树影落在墙上，像一扇关不上的门。

第三章 母亲的病

陈建国是三天没去学校后，才真正意识到母亲病得不轻。

头两天他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李秀兰发着烧还硬撑着去菜地摘了两筐青菜，让他背到镇上卖。他劝不住，只能跟在后头把筐子接过来。第三天早上，母亲没能下床。她额头烫得吓人，嘴唇干裂起皮，咳起来整个肩膀都在抖，胸口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响。

陈建国跑去村卫生所，赤脚医生老赵来了一趟，听了听前胸后背，皱着眉头说肺上有炎症，先吃退烧药看看。老赵从药箱里拿了三片安乃近和一小包甘草片，叮嘱多喝水，要是两天不退烧就得往镇上送。陈建国攥着那几片药，知道镇上的医院意味着什么——他口袋里只剩下四块七毛钱。

接下来的两天，陈建国白天干活，夜里守人。家里三亩菜地不能荒，那是下半年他和妹妹的学费。天不亮他去地里浇完水，回来熬一锅稀粥，喂母亲喝下半碗，再给妹妹小梅准备好午饭的米。小梅在镇上的初中读初二，每天走读，中午回来自己热饭。陈建国让她这几天别管家里的事，专心上课。

退烧药吃完了，烧没退。李秀兰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迷迷糊糊说胡话，叫的还是陈建国父亲的名字。陈建国蹲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柴，火苗舔着锅底，映得他脸上发烫，背上又全是冷汗。他父亲走的那年他十三岁，肺癌，从发现到人没，不到半年。现在母亲也咳得厉害，他不敢往下想。

第四天早上，小梅说：“哥，你回学校吧，我在家看着妈。”

陈建国摇摇头。小梅才十四岁，瘦得像根豆芽菜，让她一个人照顾母亲，他怎么放得下心。但他心里清楚，高考还剩不到两个月，他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课本就摊在堂屋的方桌上，翻到物理的那一页，电场强度的公式旁边，林小满的字迹工工整整地标注着推导步骤。那本笔记他已经翻了很多遍，每次看都觉得她比自己细心得多。

日头升起来又偏西，陈建国在院子里劈柴火，一斧子下去，干裂的木柴应声裂开，崩到墙根。他机械地弯腰、捡柴、抡斧子，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如果母亲好不了，他就不考了。去砖瓦厂，去码头，哪里能挣钱就去哪里。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好，也换不来一张药方。

正劈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陈建国以为是邻居来串门，一抬头，愣住了。

林小满站在篱笆外面，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下摆沾了些泥点，肩上挎着一个布包。她显然走了不短的路，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碎发贴在脸颊上。五里路，从镇上到柳河村，她是走着来的。

“我在村口碰见你妹妹了，”林小满的声音有些发紧，“她说你三天没去学校，阿姨病了。”

陈建国把斧子插在木墩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她推开院门走进来，目光往屋里扫了一眼，低矮的土坯房只有三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堂屋门开着，能看见方桌上摊开的课本和一张矮凳上放着药碗。“阿姨怎么样了？”

“还烧着。”陈建国说，嗓子有些哑，“卫生所开了药，不管用。”

林小满没再说话，径直走进堂屋。她站在李秀兰的床边，看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老人的额头，缩回来时眉头拧在一起。“这烧太高了，得去镇上打针。我认识卫生院的张护士，她以前是我妈的学生。”

陈建国站在门口，手指攥着门框。“我知道。钱不够。”

林小满转过身来，打开肩上的布包。她先从里面拿出一个手帕包着的东西，打开，是几张纸币和一卷粮票。她把东西往陈建国手里塞：“我攒的，十斤粮票，还有五块钱。你先拿去用。”

陈建国往后退了一步。“我不能要你的钱。”

“是借你的，又不是送你的。”林小满的语气很平静，但手指有些抖。“等你有钱了还我就是。”

“你家里也不宽裕。”陈建国别过头去，“你爸那边还有两个弟弟要养，你自己上学也要用钱。”

“陈建国。”林小满叫了他的全名，声音不大，但稳。“你不收，我就天天来。走五里路也不远，你自己说的。”

陈建国想起那天傍晚在岔路口，她骑车离去时的背影和那句“路也不远”。他低头看着林小满摊开的手掌，五块钱对1983年的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他太清楚了。他母亲给人缝补一件衣裳挣两毛钱，这五块钱要缝二十五件。

“粮票我收下，”他终于开口，“钱你拿回去。”

“都拿着。”

“粮票可以买药，钱你带走。”陈建国声音放轻了些，“你要是天天来，我真受不了。”

这句话让林小满的动作顿住了。她抬眼看他，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下巴绷得很紧。她见过他做不出题时咬笔杆的样子，见过他在操场上跑步时咬牙坚持的样子，但没见过他这样，像一根被压弯到极限的扁担，再多加一根草就要断。

林小满收回手，把那五块钱重新包好放回布包，粮票留在陈建国手里。“行，粮票你收着。但今天我在这儿帮你。”

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转身就去灶台烧水。陈建国看着她熟练地舀水、点火、往锅里添柴，显然在家没少做这些事。灶膛里的火映亮了她半边脸，额前的碎发被热气吹得轻轻晃动。

水开了，林小满找了块干净的布，浸了热水拧干，端进卧室给李秀兰擦额头和手心。陈小梅从学校回来了，看到林小满，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姐姐”。林小满朝她笑了笑，说：“你哥这几天累坏了，你帮着照看阿姨，我去做饭。”

她从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和一小包咸菜，又打了两颗鸡蛋。灶台上油壶几乎见底，她没舍得放太多油，但炒出来的蛋还是黄澄澄的。陈建国蹲在灶前烧火，看着林小满在灶台上忙活，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油星溅开的滋滋声，让这个沉寂了几天的家忽然有了动静。

“你回去吧。”陈建国说，“天快黑了。”

“饭吃了再走。”林小满头也不回。

饭菜端上桌，陈小梅喂母亲喝了几口粥，又吃了半个馒头。李秀兰意识模糊，但吃了点东西总比不吃强。陈建国坐在灶台前，面前摆着一碗蛋炒饭，米饭粒粒分明，蛋花嫩黄。他在学校食堂见过林小满带的饭盒，知道她自己的伙食比这差得多。

“谢谢你。”他说。

厨房里烟熏火燎，但这两个字很轻，落在三间土坯房里却像砸在心上。林小满正在洗碗的手停了停，没回头，耳朵尖慢慢红了。

“谢什么，”她说，声音被水声盖住一半，“到时候你考上大学，请我去省城玩。”

陈建国没有接话。他低头扒饭，饭粒在嘴里嚼着，忽然尝出了咸味。他用力咽下去，喉结上下滚了滚。

天黑了。林小满要走，陈小梅拉住她的手不让。陈建国拿起手电筒：“我送你到镇上。”

“不用。”

“五里路，你一个人走夜路不行。”

林小满看了看他，没再争。她跟陈小梅道了别，又回卧室在李秀兰床头放了一杯温水。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院门，夜色铺下来，柳河村的土路坑坑洼洼，手电筒的光圈在前面晃来晃去。青蛙在稻田里呱呱地叫，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走到岔路口的杨树下，林小满停下来。“就送到这儿。”她说，“你回去吧。”

手电筒的光照着树干的半边，陈建国看见杨树皮上新刻了几道痕，像是什么人随手留下的。他忽然说：“我可能不考了。”

林小满猛地转头看他，眼睛在夜色里亮得发紧。“你说什么？”

“我妈这个病……”陈建国把话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看病要钱，药也要钱。我要是去砖瓦厂，一个月能挣三十。”

“你疯了。”林小满的声音有些颤，“你物理那么好，王老师说你是有希望冲重点的。”

“大学可以以后再考。妈只有一个。”

林小满沉默了很久。杨树叶子哗哗地响，风从稻田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泥土和稻禾的湿气。她把手插进布包里，摸到了那五块钱卷起来的边角，但她没有拿出来。她知道陈建国的脾气，她如果再提钱，他会掉头就走，连同之前收下的粮票也要还回来。

“你先别做决定。”林小满终于说，“阿姨的病会好的。明天我再去卫生院问张护士，看有没有便宜点的药。”

“小满——”

“我说了，你先别做决定。”她打断他，声音里有一种少见的笃定，“等阿姨退烧了，你再想这件事。你现在想的都不是真的，你是在害怕。”

陈建国没说话。手电筒的光渐渐暗了，电池快耗完。林小满往镇上方向走了一步，又回头。“回去路上当心。”她说，“明天我再来。”

她转身走进夜色里，布鞋踩在土路上发出轻轻的闷响。陈建国站在原地，手电筒的光彻底暗下去，只剩下远处镇上的几点灯火，隔着五里地的田野，微弱地亮着。

他转身往回走，脚步比来的时候慢了很多。走到自家院门口，他没有立刻进去，在枣树下站了一会儿。抬头看，月亮被云遮了一半，院子里的泥地上，母亲白天晒的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褂子还搭在晾衣绳上，被风吹得轻轻摆动。

堂屋里传来小梅给母亲喂水的声音。陈建国推门进去，看见方桌上那本摊开的物理书，林小满的笔记在灯光下密密麻麻。他把粮票从口袋里摸出来，放在书页上面。十斤粮票，够买小半斤猪肉，够买好几副中药。

他忽然想起林小满刚才离开时说的那句话。你是在害怕。她说得对。他怕母亲像父亲一样走掉，怕自己考不上白白浪费一年，怕这个家在他手里散了。但害怕不该是放弃的理由。

陈建国翻开物理书，把粮票夹进书页里。他坐下来，拿起铅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一行字：等妈退烧。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手在抖。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第四章 砖瓦厂

砖瓦厂在镇子西头，紧挨着那条通往县城的砂石路。陈建国是经村东头的赵木匠介绍去的，赵木匠说王德贵那儿缺个搬砖坯的短工，工钱按天算，一天九毛，管一顿晌午饭。

那天是母亲退烧后的第五天。早上天还没亮透，陈建国从灶上拿了两个杂面馒头揣在怀里，跟小梅交代了一声“哥去镇上找点活干”，就沿着五里路往镇上走。麦子正在灌浆，路两边的田里浮着一层薄薄的晨雾，布鞋被露水打湿了半截。走到砖瓦厂门口，烟囱正冒着灰白的烟，空气里有一股煤渣和湿泥混在一起的味道。

王德贵站在窑口前面，手里捏着半截烟，正跟一个拉板车的汉子说话。他四十来岁，肩膀宽厚，脸被窑火烤得黑红，嗓门很大，离着老远就能听见。赵木匠上去递了根烟，指着陈建国说了几句。王德贵转过头，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多大了？”

“十九。”

“十九？”王德贵把烟从嘴里拔出来，眯着眼又看了一遍，“你这身板，扛得动砖坯？一垛五十斤，一天少说搬两百垛。”

陈建国说：“扛得动。”

王德贵嗤了一声，没再多说，手一挥：“跟老李去后场，先装车。丑话说前头，干不动趁早走，别搁这儿磨洋工。”

后场是一大片露天晾坯场，一排排砖坯码成半人高的长垛，等着装板车推进窑里。带他的老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话不多，指了个位置就开始往板车上码砖坯。陈建国学着他的样子，弯腰，双手抄起四块砖坯，转身码到车上。湿砖坯比看上去沉得多，一抄起来手指头就陷进泥里，凉丝丝的。第一车装完，他的腰就开始发酸。

一上午装了十几车。到晌午吃饭的时候，陈建国蹲在窑棚底下，手抖得连筷子都捏不稳。饭是大锅熬的白菜粉条汤，一人两个杂面卷子。他把卷子泡在汤里，埋头吃完，靠墙闭了一会儿眼，起来接着干。

下午出窑。砖窑里刚熄火不久，余温还没散尽，人在里面走一圈，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王德贵也进来了，光着膀子，脊背上全是汗珠子，他瞄了陈建国一眼，见他搬砖的动作又慢又笨，就走过来，用脚踢了踢地上的砖垛。

“你这样使蛮力，半天手就废了。”他蹲下去，做了个示范，“看——腰别弯那么狠，膝盖打弯，用大腿的劲儿。手别抠砖缝，抓两边，这么翻腕子。”

陈建国照着试了两回，果然省了不少力气。王德贵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读书人，手上没茧子，硬扛扛不了三天。”

陈建国没吭声，继续搬砖。王德贵也不走，在旁边站着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听说你是柳河村的？在镇上念高中？”

“嗯。”

“高三？”

“复读。”

王德贵点了点头，从裤兜里摸出烟盒，发现空了，又塞回去。“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供我念书。”他靠着窑壁坐下来，眼睛看着窑门外亮晃晃的天，“我姑父，在县城教书，说我是个念书的料子，把我从村里接去，供了两年。后来姑父没了，姑母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我就回来了。那年我十六。”

陈建国搬砖的手慢了一下。

“回来就进了砖厂，一干二十多年。”王德贵自嘲地笑了笑，拍了拍窑壁上的灰，“你说这窑，烧砖烧瓦，烧来烧去都是泥巴。人也是，一窑出来，有的成砖，有的成渣。我年轻时候要是咬咬牙……”

他没往下说，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忽然转头盯着陈建国：“你有书念，为啥不念？”

陈建国把手里两块砖码好，直起腰，看着窑门外那一片灰蒙蒙的天。他想说母亲病了，想说小梅还要上学，想说家里就他一个男劳力。但话到嘴边，变成一句很轻的：“家里有点事。”

王德贵看了他几秒钟，没再追问，只“嗯”了一声，往外走。走到窑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手磨破了别沾生水，棚子里有红药水，自己抹。”

两天下来，陈建国的手掌磨出了四五个血泡，最大的那个在虎口旁边，破了又磨，一碰就钻心地疼。他用破布条缠了缠，接着干。第三天早上出门前，他数了数口袋里的钱——一块八，第一天九毛，第二天九毛。再干三天，就能给母亲抓一副像样的药。

第三天中午，他正在后场码砖坯，听见厂门口有人喊他名字。他直起腰，远远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身影站在大铁门外面，手里提着一个布袋。是林小满。

她没有进来，就站在门口那棵老槐树的阴影里。陈建国擦了把脸上的汗，拖着步子走过去。走近了才看见，她额角有细密的汗，布鞋上沾了一层土——五里路走过来的。

“你来干啥？”陈建国问。

“路过。”林小满把布袋往他手里一塞，“小梅让我带的，说你的换洗褂子忘家里了。”

陈建国知道她在说谎。小梅根本不知道他在这儿做工。但他没有拆穿，接过布袋，捏了捏，里面软软的，不像只有一件褂子。

“你的手。”林小满忽然说。

陈建国把手往身后一缩。林小满没再追问，只是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他瘦了，颧骨上晒脱了皮，嘴角干得起皮。她什么都没说，往后退了一步。

“我回去了。”她转身就走，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你晚上回去记得把手洗了。红药水抹一下。”

陈建国站在槐树下，看着她沿着砂石路往镇上去，蓝布衫的衣角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他打开布袋——里面有一件洗得发白的干净褂子，还有一沓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拆开报纸，是林小满的复习笔记。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工工整整地重新抄了一遍，比之前那几本还要全。有几页的页脚还画了小图，怕他看不懂。

他蹲在槐树底下，把那些笔记一页一页翻过去。字迹娟秀规整，每一行都像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翻到最后一页，背面写了一行小字，铅笔写的，很淡：“我没进去找你，是怕你难为情。”

陈建国的鼻子一酸，把笔记合上，塞进怀里。汗水浸透的粗布褂子贴着胸口，那沓纸很快就洇湿了一片。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回砖垛前，弯腰，发力，把四块砖坯稳稳地抄起来，码到板车上。虎口上的血泡又破了，他没停手。

王德贵站在窑口那堆废砖后面，把这一幕看了个清清楚楚。他吐掉嘴里的烟屁股，没说话，转身进了窑棚。

那天傍晚收工，王德贵把陈建国叫到磅房。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票子，拍在陈建国手里——是两块钱。

“今天的。”王德贵说。

“说好九毛。”

“今天多搬了五十垛，多出来的。”王德贵板着脸，把账本往桌上一摔，“拿着，少废话。”

陈建国攥着那两块钱，手指头碰到那些磨破的地方，火辣辣地疼。他看着王德贵转身往外走的背影，那个被窑火烤了二十多年的背微微驼着，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跛——后来他才知道，是早年被倒塌的砖垛压的。

“王叔。”陈建国叫了一声。

王德贵停下来，没回头。

“明天我还来。”

王德贵摆摆手，大步往外走，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来就来，别迟到。”

陈建国把钱叠好，贴身放进口袋。走出砖瓦厂大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西边的云彩烧成一片暗红。他顺着五里路往回走，路过镇中学后面那段路时，脚步慢下来。学校后面的柴房黑黢黢地蹲在那里，屋顶上的草被前段时间的大风掀走了一角，还来不及修补。

他在柴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风从田野里吹过来，带着稻花的清甜。他摸了摸怀里那沓复习笔记，纸张被汗水浸得发潮，但字迹没有洇开。他仿佛能看见灯光下林小满一笔一划抄书的样子，看见她写完最后一个字，在背面用铅笔轻轻写下那行字时的犹豫。

陈建国深吸了一口气，沿着五里路继续往柳河村走。月亮升起来了，照着他脚下的砂石路，坑坑洼洼的，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

第五章 物理竞赛

陈建国把王德贵给的两块钱塞进贴身口袋，摸了摸怀里那沓笔记，往家走。走到柳河村口时，远远看见自家灶房的烟囱还冒着烟。推开门，妹妹陈小梅正蹲在灶膛前往里添柴，见他回来，站起来说：“哥，妈下午又烧起来了，卫生所刘大夫来看过，说是炎症没全消，让接着吃药。”

陈建国放下书包就往堂屋走。李秀兰躺在竹榻上，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薄被，脸色蜡黄，颧骨上两团病态的红。听见脚步声，她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又去砖厂了？”

“去了。”陈建国在榻边坐下，探了探她的额头，烫手。

“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要去了。”李秀兰的声音虚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你手是用来拿笔的，不是搬砖的。”

“我搬得动。”陈建国说，“妈，你别操这个心。”

李秀兰叹了口气，没再争。她了解这个儿子，话不多，但认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她咳嗽了一阵，陈小梅端了碗热水进来，她喝了两口，又躺下了。

第二天是周一。陈建国天不亮起来，把母亲的药熬好放在灶上温着，嘱咐了陈小梅几句，才往镇上走。五里路走到一半，迎面碰见了班主任赵老师。赵老师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看见陈建国就跳下来，说：“正好，我正要上你家去。”

“老师，什么事？”

“好事。地区要办物理竞赛，咱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赵老师从车筐里掏出一张通知，“我推荐了你。”

陈建国接过通知看了看，竞赛在县城，两天时间，后天就报到。

“这是个机会，”赵老师说，“你要是能拿奖，高考录取的时候能加分。去年咱们县一中有人拿了奖，后来考上了南大。”

陈建国把通知折好，没说话。赵老师看了他一眼，问：“有什么难处？”

“我妈病着，我走了没人照顾。”陈建国说，“还有，来回车费加食宿，得六七块钱。”

赵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车费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你妈的病——我去你家一趟，跟你妈说说。”

当天傍晚，赵老师真的骑车到了柳河村。陈建国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老师来了，放下斧头。赵老师径直进了堂屋，在竹榻边坐下，把竞赛的事跟李秀兰讲了。

“嫂子，建国这个成绩，不冲一冲太可惜了。咱们学校去年物理最高分就是他，这次竞赛要是拿奖，高考等于多了一道保险。”

李秀兰半靠在床头，咳嗽了两声，看着站在门口的儿子。她的目光从他满是茧子的手上移到他晒黑的脸，那张脸跟他死去的爹年轻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老师，”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死不了。让他去。”

赵老师站起来，点了点头。

陈建国送老师出门的时候天已经暗了。赵老师推着车往外走，临了从兜里摸出一沓零碎票子，塞到他手里：“拿着，学校补助困难学生的。”

“老师，我——”

“学校的名义，你别多想。”赵老师跨上车，“后天一早走，在镇上搭去县城的班车，别迟到。”

陈建国攥着那把钱，目送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他把钱摊开数了数——六块四毛，有零有整，不少票子还带着折痕，像是攒了很久的。他哪知道，这钱是林小满交给赵老师的。

那天中午林小满去了赵老师办公室，把自己的车费钱——攒了两个月的——放在桌上，说：“老师，你给陈建国说是学校补助的，千万别提我。”赵老师问她为什么，她抿着嘴想了一会儿，说：“他要是知道是我的钱，肯定不要。”

竞赛前一晚，陈建国在教室里复习到很晚。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一盏煤油灯搁在桌角，火苗被穿堂风吹得忽明忽暗。他在做一道电磁场综合题，草稿纸有些不够用了，正翻书包找，忽然听见身后有轻轻的脚步声。

林小满端着一盏煤油灯走进来，在他前排的座位上坐下，把自己的灯放在两张桌子中间。两盏灯的光合在一起，教室亮了不少。

“这么晚还不回去？”陈建国问。

“你也不是一样。”林小满从书包里掏出一沓白纸推给他，“我看你的草稿纸都用满了。”

两个人隔着两张课桌，各做各的题。教室里很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偶尔有灯花爆裂的细响。陈建国做完那道电磁场题后，抬头揉了揉眼睛，发现林小满正对着课本发呆。

“想什么呢？”

“我在想，”林小满用铅笔在纸上随手画了一个圈，“以后做什么。”

陈建国把笔放下：“我想学建筑。村里那些土坯房，一到雨季就漏，后墙开裂的不少。我查过，省城有个工学院，建筑系教盖房子——教怎么把房子盖结实了。”

林小满看着他，煤油灯的光映在她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想当老师，”她说，“回镇上教。我小时候在镇上小学，那时候老师少，一个班四十多个孩子，老师连名字都记不全。我不想那样。”

“那你就教得过来？”

“我教语文，一个班三四十个，每个人的作文我都当面批。”

陈建国笑了一下，那是他很久以来头一回笑。林小满也笑了，低头把那个随手画的圈涂成一个小小的太阳，又觉得幼稚，拿橡皮去擦。

“别擦了。”陈建国说。

林小满停住手，两个人都没再说话。风从破了一半的窗户纸里灌进来，两盏灯的火苗一齐往一边歪，教室里两人的影子在墙上叠在一起，又很快分开。过了一会儿，林小满站起来：“我该回去了，我妈要担心了。”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回头，说：“陈建国，你明天好好考。”

“嗯。”

“你一定能考上。”

她走了。陈建国看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把那张画了太阳的纸折好，夹进物理课本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已经快半夜，陈小梅趴在桌上睡着了，灶上温的粥还热着。他吃了两碗，又把明天要走的东西收拾好——一支钢笔，三支铅笔，一块橡皮，两件换洗的汗衫。

出发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陈建国走到镇上汽车站，赵老师已经在那儿等着了，递给他一个油纸包：“你师母早上蒸的，路上吃。”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粮票，“到县城找个饭馆，别省。”

班车摇摇晃晃开了两个多小时。陈建国靠在车窗上，看着路边的杨树一排排往后退。他摸了摸胸口，那沓复习笔记还揣着，硬硬的一摞。

竞赛考了整整一天。上午笔试，下午实验操作。实验操作考的是用伏安法测电阻，陈建国在学校实验室做过很多遍，手稳得很。做完交卷的时候，监考老师多看了他两眼，大概是因为他穿的衣服最旧，手最粗。

第二天下午成绩出来，陈建国得了二等奖——全地区第七名。赵老师接到电话的时候在办公室，放下听筒就跑去教务处，说：“拿了，二等奖。”

陈建国是坐末班车回镇的。到镇上时天已经黑了，赵老师在站台等他，见了他就说：“好样的。二等奖，高考加十分。”

陈建国站在镇中学门口的路灯下，把获奖证书从书包里拿出来看了看。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印着红章。他想起母亲说他手是用来拿笔的，想起林小满放在他课桌里的笔记本，想起王德贵拍在桌上的两块钱。

“老师，”他忽然问，“车费到底是谁的？”

赵老师愣了一下。

“我问了，学校这学期没有补助经费。”

赵老师沉默了一阵，叹了口气：“小满不让我说。”

陈建国把证书和那沓复习笔记一起揣进怀里，抬头看了看镇中学后面的方向。柴房在夜色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窗户黑洞洞的。他仿佛看见那天傍晚，大雨里，林小满转过身背对着他，肩膀一抽一抽的样子。

“明天我去学校。”他说。

“竞赛刚回来，歇一天吧。”

“不歇。还有两个月，能多上一个晚自习就多上一个。”

他沿着五里路往柳河村走。月亮又升起来了，照着路两边的稻田，稻苗已经抽穗，风吹过去绿浪翻涌。他的步子很稳，一步一步踩在砂石路上，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楚——他得考上，他得走出去，然后他得回来。

走到村口时他停了一下，从怀里摸出那张折好的草稿纸，就着月光看了看那个小小的太阳。他把纸重新折好，放回课本里。

第六章 雨夜之后

周一的课间操，学校开了个简短的表彰会。赵老师把陈建国叫到升旗台前，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念了地区物理竞赛的获奖名单。念到“二等奖，陈建国”的时候，底下嗡了一声，有人回头往高三（二）班的队列里看。陈建国站在台上，低着头，手心全是汗。校长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里面装着十块钱奖金和一张加盖了公章的奖状。校长拍他肩膀说：“再接再厉，为学校争光。”

下台的时候，他听见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建国”，是王德贵的声音——他今天恰好到学校送砖，赶上了。王德贵站在操场外围，咧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陈建国冲他点了一下头。

回到座位上，同桌张红兵用胳膊肘捅他：“行啊你，闷不吭声拿了个地区第七。”前桌的刘建军也转过头来：“建国，物理笔记借我看看呗，你平时都怎么学的。”周围几个同学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他竞赛题目难不难。陈建国不太习惯被人围着，只是简短地说“还行”。以前他在班里像半个隐形人，成绩中上但很少主动说话，这下突然被大家看见了。有人羡慕，也有人酸溜溜地说“才二等奖嘛”。但不管怎样，从那天起，课间有人主动找他说话了，有不会的物理题也愿意来问他了。

可他心里最在意的那个反应，却迟迟没来。

林小满坐在靠窗第三排。表彰会那天她也在队列里，陈建国下台时从她面前经过，她的目光和他碰了一下，很快就转向了别处。课间几个女生围着她说话时，她也只是笑，没有凑过来看他手里的奖状。之后几天，陈建国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她每天早上会提前把物理笔记本放在他课桌抽屉里，现在不放了。以前她出黑板报需要画图，会回头喊他“建国，帮我看看这个角度对不对”，现在她宁可问宣传委员。

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或许她忙，或许高三了大家都专心念书。可到了周四下午，事情明显起来。那天放学后下了一场小雨，陈建国做完值日往校外走，看见林小满走在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撑着一把黑布伞。他加快了步子想赶上去，刚走到并排的距离，林小满像被什么惊了一下，偏过头看了他一眼，脚步反而更快了。

“林小满。”他喊了一声。

她停下来，却没有转身，只是侧着半边脸，雨水从伞沿往下滴。

“你有事？”

“你最近是不是在躲我？”

伞下的肩膀僵了一下。沉默了好几秒，她才说：“没有啊，你想多了。”

“那笔记本呢？”

“我自己要用。”声音很轻，轻得像是被雨压住了。

陈建国站在雨里，没再说话。林小满等了一会儿，低声说了句“我先走了”，伞往下一压，快步拐进了通往镇上的巷子。陈建国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雨帘里，站了很久才往柳河村的方向走。五里路，他走了一个多小时。雨早就停了，西边的云裂开一道缝，夕阳红得发烫。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第二天是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陈建国做完了物理试卷，抬头看了一眼林小满的座位。她正低着头写东西，好像感觉到了他的视线，把头埋得更低了。

放学铃一响，同学们一窝蜂往外走。陈建国没动，坐在座位上假装收拾书包。等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林小满起身要走的时候，他站起来，几步跨到她面前。

“你等一下。”

教室里还剩三四个同学，都扭头看他们。林小满的脸一下子红了，小声说：“出去说。”

两人走到教学楼后面的梧桐树下。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林小满抱着书包挡在胸前，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陈建国使劲让自己平静下来，开口问：“你直说，到底怎么回事。”

林小满咬着下嘴唇，过了好一阵子，才抬头看着他，眼眶有些红：“我妈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自行车后座经常带我去镇上。上个月期中考完，我回家，我妈问我物理成绩怎么上去的。我说你帮我补的。后来她去开家长会，跟赵老师聊了几句，又问了隔壁张红兵的妈妈。张红兵他妈说，学校里都在传咱俩走得近。”

她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小：“我妈说，人家陈建国是要考大学的，你自己也要考。你现在分心，对不起我跟你爸，也耽误人家。她说，镇上就这么大，人言可畏。让我跟你保持距离。”

陈建国攥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他看着林小满泛红的眼睛，心里翻腾得厉害，可嘴上只说出一句：“你妈说得对。”

林小满猛地抬头看他。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把视线挪开，看向远处操场上那排单杠，“还有两个月。你考上师范，我考上工学院，谁都对得起。”

林小满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软面笔记本，淡绿色的封面，飞快地塞进他手里。转身要走的时候，陈建国下意识翻开第一页，上面用蓝黑墨水写了一行字：考场上见。

他抬头，林小满已经跑远了。书包在她背后一颠一颠的，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在夕阳里晃了一下，拐过教学楼就不见了。

陈建国把笔记本合上，揣进怀里。那天晚上回到家，他点着煤油灯把那个本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全是空白的，只在最后一页的右下角，画了一个小小的太阳。和上次草稿纸上一模一样。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个图案，然后把本子收进书包最里层。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两人真的不再单独来往了。课间碰见，点头示意而已。林小满会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把一摞抄好的历史笔记放在他课桌抽屉的角落里，用一张白纸盖着。陈建国会把自己整理的物理错题集放在她每天必经的窗台上，旁边压一块小石头。两人默契地错开时间，不碰面，不打招呼。

五月的天越来越热，教室里像蒸笼。陈建国的物理越做越熟，赵老师说他有希望冲击满分。林小满的政治和历史也背得越来越扎实，最后一次模拟考拿了全班第三。王德贵偶尔傍晚收工回村，路过学校围墙外，看见教室里亮着灯两个埋头复习的身影，其中一个瘦高的是陈建国，另一个坐得略远，梳着两条辫子。他不识字，也看不懂黑板上写的什么，只是摇摇头，自言自语：“这俩娃，魔怔了。”

六月初的一个晚上，陈建国做完题从学校出来，月光把五里路照得清清楚楚。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时，他停住脚步，从书包里摸出那个淡绿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他看着那个小小的太阳，忽然想起躲雨那天林小满背对着他的背影，肩膀微微发抖，头发上全是雨水。那天她没有回头。可第二天早上，她的笔记本就出现在他的课桌里。

他把本子合上，深吸一口气。

回村的路走了一半，远远看见自家土坯房的窗户亮着昏黄的灯光。母亲的身影在窗前晃了一下，大概是在给他热饭。他加快了步子。路过隔壁王德贵家的时候，王德贵正蹲在门口劈柴，抬头喊了一声：“建国，你妈今天咳得厉害，早点回去看看。”

陈建国心一沉，脚步更快了。他推开自家院门的时候，听见母亲在灶屋里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都咳出来。他站在灶屋门口，看见母亲背对着他，佝偻着腰往灶膛里添柴，肩膀一耸一耸地颤动。

“妈。”

李秀兰赶紧用袖子擦了擦嘴，转过身来，脸上挤出一个笑：“回来了？饿了吧，饭在锅里温着。”

陈建国走过去，把母亲扶到凳子上。灶膛的火光映着李秀兰的脸，蜡黄蜡黄的，额头上一层细汗。他伸手在她额头上一探——烫得吓人。

第七章 高考前夜

七月初的苏北，热得人喘不过气来。

陈建国每天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是给母亲熬药。李秀兰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起初连翻身都费劲，后来能坐起来喝粥，再后来扶着墙能走到灶屋门口，倚着门框看陈建国在院子里劈柴。药是镇上卫生院开的，钱是陈建国在砖瓦厂搬了两周砖坯换来的。王德贵给他结工钱那天，多塞了两块钱，说“给你妈买斤红糖”。陈建国不要，王德贵眼一瞪：“拿着，老子又不是白给你的，等你考上大学，请我喝酒。”

母亲能下床走动，是七月初的事。那天陈建国从学校回来，远远看见灶屋的烟囱冒烟，心里咯噔一下，跑进去一看，李秀兰正弯着腰往锅里下面条，额头上还是有一层薄汗，但脸色比前些天好了许多。她回头看见儿子，笑了笑：“今天觉着身上有劲了，给你做顿热乎的。”

陈建国没说话，接过母亲手里的筷子，把她扶到凳子上坐着。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面条翻上来又沉下去。他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映在脸上，眼眶有点热。

“妈，你歇着，我来。”

李秀兰坐在旁边看他下面条，手指头闲不住，又去够旁边的针线筐。陈建国把针线筐拿远了。李秀兰笑了：“你这孩子。”

这天是七月五号。距离高考还有两天。

陈小梅放了暑假，每天在家帮母亲熬药、做饭、洗衣服。她比陈建国小三岁，在镇上读初二，成绩也不错，尤其是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念。她知道哥哥要高考，这些天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生怕弄出动静。

七月六号早上，陈建国照例五点多就醒了。天刚蒙蒙亮，他在院子里背了半个小时政治，又默了一遍物理公式。回屋的时候，陈小梅已经起来了，在堂屋的桌上摆弄一个布包。

“哥，你来看。”

陈建国走过去。桌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三支铅笔、两块橡皮、一把小刀，还有一块旧手表。手表是父亲的遗物，上海牌，表带换过好几回了。陈建国拿起来上了上弦，秒针咔嗒咔嗒地走，声音细微而清晰。

“铅笔我昨晚削好了，”陈小梅说，“橡皮是学校门口小卖部新进的，我拿攒的零花钱买的。哥，你明天考试用。”

陈建国把东西一样一样放回手帕里，包好。那三支铅笔削得齐整，笔尖不尖不钝，刚好是答题卡涂写的角度。他看着妹妹，十五岁的姑娘，扎着两根短辫，脸晒得黑了些，但眼睛亮亮的。

“小梅，这些天辛苦你了。”

陈小梅脸一红，别过头去：“说这个干什么，你好好考。”

十点多的时候，陈建国出了门。他跟母亲说去学校看看，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教室早就封了做考场，桌椅都按要求摆好了。他顺着五里路往镇上走，路上没几个人，太阳晒得路边的白杨树叶子都打了卷。

走到学校门口，他停住了。大门上贴着红纸，写着考场规则和考试时间。他隔着铁栅栏往里面看了一眼，操场上空荡荡的，教室的窗户都关着。他没有进去，转身绕到了学校后面。

柴房还在。

那是学校后面围墙根下的一间土坯小屋，原本是堆杂物的，后来杂物搬走了，就剩下些破桌椅和旧黑板靠在墙边。门没锁，半掩着。陈建国推门进去时闻到了干燥的尘土味，墙角的蜘蛛网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他的目光落在靠窗的那块墙面上。

去年躲雨那天，他们就是站在这里。雨从屋檐的缝隙里漏下来，地上汪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洼。林小满背对着他，湿透的蓝布褂子贴在肩胛骨上，两条辫子滴着水，肩膀轻轻抖着。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转身。

陈建国走到那面墙前，伸手摸了摸墙面上的浮土。就在这时他看见了。

靠窗的墙面上，离地面大概一尺来高的地方，刻着两个小小的字。字是用石头尖划的，笔画浅浅的，有些歪，但能认出来——“加油”。两个字下面，还歪歪扭扭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柴房角落那块他那天坐过的半截砖。

刻字的痕迹不算新，但也绝不是去年留下的。大概是五月末，或者六月初。她什么时候来的？一个人吗？陈建国蹲下来，手指顺着那个箭头的方向摸过去，指尖触到粗糙的墙面，砂土簌簌往下掉。刻痕的边缘已经有些发圆了，被风化了。

他蹲在那里很久，直到双腿发麻。外面的阳光从门缝里挤进来，照在“加油”两个字上，那道浅浅的刻痕里积着细小的灰尘，在光里亮晶晶的。

陈建国想起赵老师说过的话。六月初的物理模拟考他拿了全年级第一，赵老师在班上念他的分数时，全班都看着他。他低着头，余光扫到前排的林小满，她也在回头看他，眼睛碰上的那一瞬，她飞快地转了回去。那天放学，他的课桌抽屉里多了一个叠成四方块的纸包，里面是一小袋茶叶。没有留名字，但纸包外面沾了一点蓝墨水——林小满的钢笔漏墨，全班都知道。

从柴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陈建国沿着原路往回走，路过镇上供销社时，他看见林小满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瓶墨水和一捆白纸。她也看见了他。两个人隔着十几步远，站在七月的太阳底下。

林小满先开了口：“你来镇上了？”

“嗯，看看考场。”

“我在给我爸买墨水。”她晃了晃手里的网兜，好像想再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明天好好考。”

陈建国点点头：“你也是。”

林小满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了一眼。陈建国还站在原地。她很快拐进了供销社后面的巷子，辫子一甩就不见了。

陈建国回到家是傍晚。陈小梅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他回来，小跑过来，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

“哥，下午有人来找你。是个女的，短头发，我不认识。她说……”陈小梅想了想，“她说她是林小满的邻居，就在镇上住。她把这个给我，让我给你。”

陈建国接过布包，打开。里面是四个鸡蛋，用草纸一个个包着，码得整整齐齐。鸡蛋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毛边。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不大，但写得很用力——“明天别紧张，考场上见。”

他认得那个字迹。林小满的字，起笔轻，收笔重，一撇一捺都利落。那张纸条的边角上，淡蓝的墨水洇了一个小点，还是那个漏墨的钢笔。

陈建国把纸条叠好，想了想，折成很小的一个方块，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他把四个鸡蛋交给母亲，说是一个同学送的。李秀兰没多问，只是当晚煮了两个，陈建国一个，陈小梅一个。

剩下的两个鸡蛋，李秀兰放进了灶台上的竹篮里，说留着明天给他吃。

那天晚上，陈建国坐在自己屋里，桌上摊着语文课本和物理笔记。窗外的月光很好，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他翻了翻书，又合上了。该看的都看过无数遍了，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去，又好像什么都装得进去。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纸条，展开，又看了一遍。每一个字都看得很仔细，像是要把那些笔画刻进脑子里。然后把纸条重新叠好，放回口袋，又用手在外面按了按，确认它就在那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隔壁屋里，李秀兰的咳嗽声断断续续，比一个月前轻了许多。再隔壁是陈小梅翻身的动静。院子外面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远处有青蛙在稻田里鼓噪。

陈建国躺在木板床上，眼睛睁着。屋顶的房梁在月光里显出模糊的轮廓，他盯着那道房梁，脑子里闪过很多东西——柴房墙上那两个字，那个歪歪的箭头，供销社门口林小满回头的那一眼，纸条上带墨点的字迹。他翻了个身，手按在上衣口袋上，那里鼓鼓的，一小块。

明天就是七月七号。

他闭上眼睛。他知道自己应该睡，明天要有精神。可脑子里十二分的清醒，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跳着，一下一下的，不急不躁，像是那天把手表贴在耳朵上听到的秒针走动的声音。

不是因为焦虑。

他想着那两个字旁边画着的那个箭头。箭头指向柴房里他坐过的那半截砖。那天她背对着他，肩膀发抖。而一个月后，她一个人摸进那间柴房，用石头尖在墙上刻下了那两个字，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他的位置。

窗外的月光移了移，落在桌面的课本上。封面上用钢笔写着他的名字，陈建国。那是开学时林小满帮他写的——他的钢笔坏了，她说自己的笔好使，顺手就给他写了一个。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又摸了一下那张纸条。纸的边缘有点毛糙，蹭着指尖，带着体温。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但没有翻来覆去。他只是安静地躺着，听着母亲的呼吸、妹妹的翻身、远处稻田里的蛙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和手表的走动。

像是在听战斗前的号角。

第八章 三天考场

七月七号早上，陈建国是被院子里的鸡叫醒的。其实他整夜没睡实，鸡叫头遍的时候就醒了，只是闭着眼没动。等天蒙蒙亮，他翻身坐起来，把枕边的塑料口袋拿过来又检查了一遍。两支削好的铅笔，一块橡皮，准考证，还有一支钢笔——那支笔是他上学期从学校小卖部买的，笔杆上有一道细裂纹，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

李秀兰比他起得还早。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煮着两个鸡蛋，热气从锅盖缝里冒出来，带着柴火的味道。陈小梅蹲在灶前添柴，看见他出来，仰着脸问：“哥，你紧张不？”

“不紧张。”陈建国揉了揉她的头发。

李秀兰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白面馒头，是昨天特意托人从镇上买回来的。“吃了再去。考试费脑子。”她声音还带着些病后的虚，但眼神比前些日子亮了许多。

陈建国吃完馒头和鸡蛋，把准考证和文具装好，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院门。这是一辆从邻居家借来的旧车，链条有些松，蹬起来哗啦哗啦响。他跨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和妹妹站在院门口，一高一矮，像两棵树。

从柳河村到镇中学的五里路，他骑了不到二十分钟。路两边的稻田绿得发亮，早稻已经抽穗了，风吹过去是一片哗哗的响声。路上陆续出现了和他一样赶考的学生，有的走路，有的骑车，有的坐在家长自行车后座上。没有人说话，都埋着头往同一个方向赶。

镇中学门口已经站满了人。陈建国把车停在校门外那排梧桐树下，锁好，挎着布袋往校门口走。人群里他看见几个同班的，互相点个头，谁也没多说什么。倒是看见林小满的时候，两人的目光隔着十几步远碰了一下。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用一根素色发带扎在脑后，正和她母亲周慧站在校门东侧的墙根下。周慧在低声说着什么，林小满微微低着头听。

陈建国收回目光，往西侧走。他没有回头去看她是不是也在看他。他只是在经过校门那棵老梧桐的时候，往东边扫了一眼——她还在那里，背对着他，被周慧拉着袖子说什么。

就这样。他心里想。就这样，各自考各自的。

第一场考语文。

考场设在镇中学最里面那排平房，陈建国被分在初三（二）班的教室。桌椅很旧，桌面上坑坑洼洼，写字的时侯能感觉到笔尖陷进木纹里。监考的是两个外校来的老师，一男一女，表情严肃，一前一后站着，目光扫来扫去。

试卷发下来的时候，陈建国的手心微微发潮。他先在试卷上写好名字和准考证号，然后深吸一口气，翻到第一页。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盯着范文正公这句话看了十几秒，脑子里忽然闪过母亲佝偻着腰在菜地里浇水的背影，闪过砖瓦厂窑膛里通红的火光，闪过王德贵那张被煤灰糊得只剩眼白和牙花子的脸。

他落笔写了起来。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像雨点落在梧桐叶上。

考完语文出来，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七月的太阳毒辣得很，晒得柏油路面发软。陈建国走出考场，在走廊下找了片阴凉站了一会儿。汗水把衬衫后背洇湿了一大块。他远远看见林小满从东边那排教室走出来，周慧在门口等着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母女俩说了几句话，周慧用蒲扇给女儿扇了几下风。

林小满忽然抬起头，视线穿过人群，落在陈建国这里。隔着大半个操场，陈建国看见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笑。然后她就跟着母亲往校门口走了。

陈建国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去树荫下取自行车。

中午他没回家，在镇上买了两个包子，就着凉水吃了。车上还挂着早上从家里带的一壶水，已经温吞吞的，不过总比没有好。下午考的是地理，第二天上午是数学。

数学是他最有把握的一科。

七月八号，第二天的太阳比前一天还毒。陈建国走进考场的时候状态不错，上午的数学是他等着的。前面选择填空一路做下来很顺，他估摸着到第三道大题的时候，时间刚过一半。最后一道大题是解析几何，十二分。他一看题型就认出来了，是复习时做过类似思路的。他按部就班往下推，每一步都验算两遍，不敢马虎。

可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手表。还剩五分钟。他还有最后一步的计算没完成，答案就在笔尖底下，只要再给三分钟——但铃声已经响了。

监考老师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停笔。全体停笔。”

陈建国的手还悬在试卷上方，指关节发白。他盯着那道没写完的题，第十二分行下面，空着两行。他咬了咬牙，把笔放下，看着老师把试卷收走。走出考场的时候，他感觉两条腿像灌了铅。

操场上到处是交头接耳的声音。有人在讨论那道解析几何，说“三分钟根本算不完”，说“听说出题人就是故意的”，还有人大骂这题缺德。陈建国什么也没说，走到梧桐树下，背靠着树干慢慢蹲下来。他觉得胸口闷得厉害，像是有块石头压着。那道题的十二分，加上前面可能扣的，数学这科可能到不了他平时的水平。

他想起李秀兰早上在灶台前给他装水壶的样子，想起她手上被缝衣针扎出的那些细密血点，想起前天晚上她把面票换成白面馒头时脸上那种舍不得又坚定的表情。

“陈建国。”

他抬起头。林小满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他面前，正低头看他。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落下来，在她脸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她手里捏着一根冰棍，纸已经剥了，奶油味的，冒着白气。

“我请你吃冰棍。”她说。

陈建国看着她。她什么也没问。没有问考得怎么样，没有问最后那道题做没做完。她只是把手里的冰棍递过来，又扬了扬另一只手里那根还没拆的，说：“我自己还有一根。”

陈建国接过冰棍。手指碰到她的指尖，热热的。冰棍的凉意顺着喉咙下去，把胸腔里那股闷气慢慢化开了。

“你的手在抖。”林小满在他旁边的树干上靠着，吃着另一根冰棍，语气很平常。

陈建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果然还在微微发抖，是刚才握笔太用力了。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碰到了那张纸条的边角。纸已经有些软了，被汗浸的。

七月九号，最后两科。陈建国调整了一夜，第二天没有再去想那道没做完的题。上午的物理是他最拿手的，做完整张试卷还剩了十几分钟，他把前面的答案又验算了一遍，改了两道填空。下午考完最后一科，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整个考场里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收卷老师把试卷清点完毕，说了一声“可以走了”，桌椅板凳立刻响成一片，像炸了锅一样。有人在走廊里大喊大叫，有人把草稿纸揉成团往天上扔。陈建国把文具一件件收进布袋里，不紧不慢地走出教室。

阳光照在脸上，刺得他眯了眯眼。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看见林小满站在大门东侧那棵梧桐树下。周慧不在。她背对着校门站着，手里捏着一根冰棍纸，已经吃完了。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来。

“考完了。”她说。

“嗯，考完了。”

两人面对面站着。梧桐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横过整条路面。蝉叫得震天响，像要把这七月的空气都撕碎。校门口的人潮渐渐散了，只剩下几辆自行车和最后几个往家走的考生。

“不管考得怎样，”林小满低下头，把冰棍纸叠了又叠，声音很轻，“这个夏天你欠我一支冰棍。”

陈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笑，脸上的肌肉都有些不习惯，但由不得他不笑。他先皱了一下鼻子，嘴角就咧开了，露出牙齿。那个笑容很简单，干净，没有负担。

“好。”他说，“我记着。”

林小满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也笑了。然后她转身往东边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五里路。”她说，“明天一起走回去。”

陈建国点点头。站在梧桐树下，看着她走远了，拐进供销社后面那片平房之间。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他的脚边。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握过笔、搬过砖坯、扶过母亲的手，现在微微发热，掌心还留着冰棍棍的凉意。口袋里那张纸条贴在心口的位置，安稳得像一粒种子埋进土里。

第二天就要开始等待了。他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此刻站在七月傍晚的梧桐树下，他觉得身上充满了力气。

第九章 等待放榜

七月十号一早，陈建国就去了砖瓦厂。

王德贵正蹲在窑口边上抽烟，看见他走过来，烟头在指间停了一下。“考完了？”

“考完了。”

“那不在家歇两天？”

陈建国把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细瘦但结实的胳膊。“在家也是闲着，还有活儿吗？”

王德贵上下打量他两眼，没再多问，朝堆坯场那边扬了扬下巴：“去那边码坯子，今天不用你进窑。”进窑是把烧好的砖往外搬，窑里温度高，灰大，往常都是壮劳力干的活。码坯子虽然也累，但至少在露天，日头虽毒，好歹透得过气。陈建国看了王德贵一眼，想说点什么，王德贵已经背过身去，冲其他人吆喝起来。

码坯子按垛算钱。陈建国手快，一个上午码了六垛，比平时多出两垛来。汗从额头淌下来，滴在刚脱好的砖坯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他直起腰来擦汗的时候，瞥见砖厂大门外那排水渠边上，有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影。

是林小满。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推着家里那辆二六的飞鸽。车后架上绑着一个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大概是帮她母亲去粮站买了米。陈建国放下手里的砖坯，在水渠里洗了两把手，走过去。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帮我妈买米，路过。”林小满往砖厂里张望了一眼，浓浓的烟尘从窑顶升起来，在天空中散成灰蒙蒙的一片，“你在这儿做了多少天了？”

“断断续续，有一个多月了吧。”陈建国把手在裤子上蹭干，才发现手背上被砖坯磨出了两道红印。

林小满看见了，没有说什么，从车后架的口袋里摸出一个报纸包来，递给他。“我妈昨天蒸了菜包子，多了几个，你拿着。”

陈建国没有立刻接。他想起上次在梧桐树下，她说“你欠我一支冰棍”，那是轻松的话。现在她推着自行车跑了几里路，专门绕到砖厂来，就为了送几个包子，这份量不一样。

“拿着呀。”林小满把纸包往他手里一塞，“又不是专门给你的，我妈蒸多了，坏了也是浪费。”

陈建国接过来，纸包还带着一点余温，面香透过油纸漫出来。他沉默了片刻，问：“你爸那边，有没有听说什么消息？”

“昨天吃饭的时候，我爸说今年考生比去年多，录取比例更低。”林小满低下头，用脚尖踢了踢水渠边的碎石，“他说他们单位有个同事的儿子，去年差三分没走成，今年又复读了一年，压力大得整宿睡不着。”

陈建国把纸包攥紧了些。“我今年要是不行——”

“你物理竞赛拿了奖，老师说这个能加分的。”林小满抬起头，语气比平时急了一点，“你不要老往坏处想。”

陈建国看着她。七月的太阳把水渠里的水面照得发白，她的额角上沁着一层薄汗，嘴唇抿着。她平常说话都是温温吞吞的，刚才那句话却像抢着说出来似的，说完她自己也有点不自在，别过头去看水渠。

“你快回去吧，”陈建国说，“日头毒。”

林小满嗯了一声，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她没有回头，声音不大，但顺着水渠传过来，很清楚：“我后天还得来买面。”

陈建国站在水渠边上，看着她的背影拐过镇口的石桥，才慢慢走回坯场。报纸包打开来，五个白胖的菜包子，还带着点余温。他吃了一个，剩下的四个包好，放进工具棚里自己的布袋中，打算晚上带回去给陈小梅。

那天下午他码了八垛坯子，天黑前王德贵来数数的时候，盯着垛子看了两眼。

“你小子疯了？”王德贵叼着烟，眯眼算账，“平常一天五垛顶天了，你今天八垛。”

陈建国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明天要下雨，今天多码点。”

王德贵哼了一声，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数了数递过来。陈建国接钱的时候，王德贵忽然问了一句：“考完了，心里没底？”

陈建国愣了一下，摇了摇头。“没底。”

“考不上咋整？”

“接着干。明年再考。”

王德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踩灭。“你这种人就该去念书。砖厂不缺你一个，念书的地方缺。”说完就走了，步子很大，溅起一路灰尘。

晚上回到工棚，陈建国铺开自己的草席，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已经揉得发软的草稿纸。那是他自己回忆着抄下来的各科答案，高考完当天凭记忆默出来的。他找同考场的同学对过语文和物理，选择题基本一致，大题也差不多。但数学那道理科大题，他到最后也没想明白自己做得对不对。

他把分数加了又加。语文估七十，数学估六十出头，物理能上八十五，化学估七十，政治和生物也都按中等偏上估。加来加去，最低的一个数是三百九十，最高的是四百三十。他不知道今年的分数线会划到哪里。前年理科本科线大约三百八，去年涨到四百出头，今年谁心里也没底。

工棚里其他人都睡着了，有人打着沉闷的呼噜，有人翻身把草席压得吱吱响。陈建国睁着眼睛看顶棚的油毡布，月光从那几个破洞里漏进来，白晃晃的几点。他翻了个身，把草稿纸折好塞回枕头下面。

外面起了风，吹得工棚的木门咯吱咯吱地晃。王德贵在隔壁的工头房里喊了一声：“把门拴上，要变天了！”

陈建国起身去拴门。从门缝里往外看，远处的天边有闪电在闪，一明一灭的。他想起来，那天在柴房里，也是这样的雷雨。林小满背对着他站着，肩膀在微微发抖。

后天她还要来买面。

他回到草席上躺下，闭上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估算的分数，像有人拿算盘在他脑子里拨珠子，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他数着数着，数到三百九十几的时候，风把门吹得哐当响了一声，他又醒透了。

七月底的这几天，陈建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在砖瓦厂干活干到脱力，晚上回来还是睡不着。王德贵看出来了，有一天傍晚收工时把他叫住，丢过来一包烟。

“不会抽。”陈建国说。

“拿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点一根，比干瞪眼强。”

陈建国把烟揣进口袋，到底没有点。他躺在工棚里的时候，反反复复想的是林小满那句话——“你不要老往坏处想”。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草席的缝隙里，闻着干草和泥土的气味，强迫自己什么都不想。

可越是不想想，越是睡不着。他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从胸腔里传到耳朵里，盖过了外面的一切声响。夜长得没有尽头，窗外的月亮从破洞里一点一点挪过去，又一点一点挪回来。

最后一天的凌晨，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梦里他又回到了柴房，外面下着大雨，他浑身湿透。林小满站在他面前，背对着他。他伸手想叫她，但发不出声。

一道闪电劈开了天幕，把整个工棚照得雪亮。陈建国猛地睁开眼。

外面，天快亮了。

第十章 通知书

八月一号那天，陈建国正在砖瓦厂的窑口出砖。天气热得发闷，窑洞里更是像蒸笼，他把砖一块块码到板车上，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落在滚烫的砖面上，滋的一声就没了。

王德贵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建国！建国！公社邮递员来了，说有你的挂号信！”

陈建国直起腰，手里还攥着两块砖，愣了一下。他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分数还没下来呢。八三年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是挂号信寄到公社，再由公社往村里送，可这连八月十号都没到，怎么会有挂号信？

他把砖扔到车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往外走。王德贵跟在他后面，搓着手说：“你快去，邮递员在村口等着，说是省城来的。”

陈建国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省城？省城的信只有一种可能。

他撒腿就往村口跑。从砖瓦厂到柳河村口差不多一里地，他跑得飞快，布鞋底踩在煤渣路上啪啪响。远远地就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停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邮递员正靠着树干喝水。

“陈建国是吧？”邮递员从挎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省城工学院，挂号信。签个字。”

陈建国接过信封，手在发抖。信封上印着红色的铅字——“省城工学院招生办公室”。他用手指头沿着封口摸了一遍，没舍得拆。

“拆啊！”邮递员催他，“我还等着回公社呢。”

他撕开封口，抽出里面一张硬纸对折的卡片。卡片正面印着“录取通知书”四个红字，下面一行黑字清清楚楚：陈建国同学，经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我校建筑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请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来校报到。

他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看了三遍。

邮递员笑了：“恭喜啊！你们村今年就你一个吧？”

陈建国点点头，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他把通知书重新装回信封，两只手捏着信封的角，捏得紧紧的，像怕它飞了。

他往家跑。三间土坯房在村子最东头，门口那棵歪枣树底下，母亲李秀兰正端着一盆水准备喂鸡。她看见儿子从远处跑来，跑得满头大汗，脸色通红，第一反应就是放下盆迎上去。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陈建国把信封递过去：“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李秀兰不识字。她把信封翻过来翻过去，手指头摸着那个硬纸卡片，嘴里问：“真的？你没骗妈？”

“真的。九月十号报到。”

李秀兰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五十岁不到的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她坐在门口的土坎上，手里攥着那张通知书，眼泪一滴一滴掉在牛皮纸信封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子。

“你爸要是活着……”她开口说了一半，说不下去了。

陈建国蹲下来，把母亲的手和信封一起握在自己手里。母亲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他什么也没说，就蹲在那里。院子里的鸡扑腾着翅膀，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晒得人后脖子发烫。

陈小梅从屋里跑出来，看见这个场景，愣了一秒，随即反应过来，尖叫了一声：“哥考上了——”

她撒腿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我哥考上大学了！我哥考上省城的大学了！”声音从村子东头传到西头，又从西头传回来。

陈建国听见邻居家的狗在叫，听见有人从屋里走出来问“真的假的”，听见小梅的嗓门一声比一声高。他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那棵枣树底下，仰头看天。天蓝得透亮，一丝云也没有。

他想去告诉林小满。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村口了。从柳河村到镇上五里路，他走了一半才意识到自己走得有多快——布鞋底都磨得发烫。他在路边的水渠里洗了把脸，把头发捋了捋，又用手掌把衣服上的灰拍了拍。

可走到镇口，他的脚步慢下来了。

供销社后面的两间平房，他知道是哪一间。院墙不高，趴在墙头上能看见里面的晾衣绳，上面挂着林小满的碎花衬衫和一条蓝布裤子。他站在巷口，离那扇门还有二十来步，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他考上了——可然后呢？省城工学院，一年学杂费加伙食费少说也要一百多块。他家拿不出这个钱。他已经在砖瓦厂做了两个月，攒了三十几块，还差得远。

他站在那里，太阳把他的影子缩成短短的一截，贴在脚底下。巷子里有小孩跑过去，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陈建国攥了攥手里的信封，脚底下像生了根。

这时候，那扇门开了。

林小满端着一个搪瓷盆出来倒水。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刚洗过，搭在肩上，湿漉漉的。她抬头，看见了站在巷口的陈建国。

两个人隔着二十来步远，对看了一眼。

林小满先把搪瓷盆放在门边的石墩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朝他走过来。她走到他面前五六步的地方停下来，脸上带着笑，那种笑是压了很多天终于可以露出来的笑。

“我考上了。”她说，“地区师范专科，语文专业。”

陈建国看着她。她脸上还有刚洗完头的水汽，眼睛亮亮的，嘴角往上翘着，带着一点藏不住的得意。他想起来两个月前在柴房里，她背对着他，肩膀在发抖的样子。现在的她，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也考上了。”他说，把信封递过去，“省城工学院。”

林小满接过信封，看了一眼那张卡片，轻轻地“呀”了一声。她把信封还给他，笑着说：“省城工学院，是本科吧？”

“嗯。建筑工程系。”

“那挺好的。”

她的笑容就在这时候收住了。不是突然消失，而是一点一点地、像潮水退去那样收回去。嘴角先平下来，然后眼睛里的光也暗了。她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大拇指搓着食指的关节。

陈建国注意到了。他没有说话，等着。

林小满抬起头，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声音压得很低：“建国，我昨天……我妈跟我说了。”

“说什么？”

“她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她跟我爸说，你爸不在了，你妈身体不好，还有个妹妹要念书。她说……她说我们俩的事，她不同意。”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声音更小了，“她说考上大学也不代表什么，你家负担太重了，我跟着你要吃苦。”

巷子里很安静。远处供销社门口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清脆的叮叮声在墙壁之间撞来撞去。陈建国听着那铃声，觉得像隔了一层水。

他没有追问“我们俩是什么时候的事”，也没有问“你怎么回答的”。他只是把信封重新折好，塞进口袋里。

“先去念书。”他说。

林小满抬起眼来看他。她的眼眶有点红，但没有哭。她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两个人站在巷口，隔着一步的距离。太阳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钉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林小满低声说：“什么时候走？”

“九月十号报到。我想提前几天去，省城工地多，看看能不能找点活干。”

“你这么早去，住在哪？”

“王德贵有个表哥在省城干建筑，我托他帮我问问。”

林小满咬了咬嘴唇，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转身往家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说了一句：“到了省城，给我写信。”

“好。”

她端起搪瓷盆进了门。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陈建国站在巷口，看着那条门缝，站了很久。

他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往西偏了。五里路，他走得很慢。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学校放暑假了，大门锁着，里面空荡荡的。他绕到后面，柴房的门虚掩着，他推开看了一眼。

里面还是老样子，堆着破课桌和旧扫帚，一股霉味。屋顶的瓦片缺了几块，从那里能看见一块长方形的天空，蓝得晃眼。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拉上门，走了。

走到村口的时候，天边起了晚霞，红彤彤地烧了一大片。陈建国远远地看见自家房子后面，母亲正在菜地里浇水，小梅蹲在旁边拔草。他站在田埂上看了几秒，然后快步走过去，从母亲手里接过水瓢。

“妈，我来。”

李秀兰看着他，忽然笑了。她今天哭过，可这会儿脸上只有笑。“早上走的时候连饭都没吃，饿不饿？锅里给你留了粥。”

“不饿。妈，明天我去趟镇上，王德贵说帮我找个省城的活。”

李秀兰嗯了一声，没再多问。她把手上的泥在水桶里涮了涮，转身回家做饭去了。陈建国站在菜地里，一瓢一瓢地浇水，水渗进干裂的泥土里，发出细细的滋滋声。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西边的天烧得通红。他想，明天该去找王德贵了。

第十一章 两封信

八月二十八号，陈建国一大早就出了门。

天还没亮透，东边的云彩刚泛出一点鱼肚白，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口袋里揣着这一个月在砖瓦厂攒下的工钱记录——一张折了又折的香烟盒纸，上面用铅笔记着每天的工时。母亲在堂屋里给他装了几个煮鸡蛋，用粗布包着，塞进他怀里。

“早点回来。”李秀兰站在门口说。

他嗯了一声，沿着田埂往镇上走。路边的稻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就沙沙响。走到砖瓦厂的时候，太阳刚好爬到厂房屋顶那么高。

王德贵正在窑口那边跟人说话，脖子上搭着一条黑乎乎的毛巾，满身都是砖灰。看见陈建国过来，他招了招手。

“来了？走，去办公室。”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砖瓦厂角落里一间用砖坯垒的小屋子，一张缺了腿的桌子用几块石头垫着，墙上挂着个铁夹子，夹着一沓工票。王德贵拉开抽屉，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往桌上一拍。

“你数数。”

陈建国拿起来，抽出里面的票子，数了两遍。二十四块八。跟他自己记的差了几毛，他刚想开口，王德贵又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拍在桌上。

“这个也拿着。”

“王叔，这……”

“厂里给的，奖励。”王德贵点了根烟，眯着眼看他，“你小子干活实在，这一个月没偷过懒。我跟厂长说了，给个奖励。”

陈建国没动。他在砖瓦厂干了一个月，知道厂里从没发过什么奖励。这钱是王德贵自己掏的，他心里清楚。王德贵妻子走得早，一个人过日子，在砖瓦厂挣的也是辛苦钱。

“王叔，我挣的是我该得的。这钱我不能要。”

“你这娃怎么这么犟？”王德贵把烟从嘴里拔出来，在桌子边上磕了磕烟灰，“拿着，到了省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你那个学校，听说是住宿舍要交钱，吃饭要交钱，哪一样不要钱？”

陈建国看着他，嘴唇动了动。王德贵那张被窑火烤得黝黑发红的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平常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可陈建国知道，这五块钱对他来说，是好几天的工钱。

“拿着。”王德贵又说了一遍，语气不容商量。

陈建国伸手把那五块钱拿起来，手指有点抖。他把钱和工钱一起仔细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往后退了一步，站直了，对着王德贵深深鞠了一躬。

腰弯下去，头快碰到膝盖。他停了两秒才直起身。

王德贵愣了一下，然后摆摆手，脸上有点不自在：“干什么这是，我又不是你爹。行了行了，走吧。到了省城好好念书，别丢了咱柳河村的脸。”

陈建国点了点头，喉咙发紧，没说出话来。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王德贵在后面又说了一句：“你那个表哥的地址记好了，到了省城先去找他。我跟他说好了，能给你安排个落脚的地方。”

“知道了，王叔。”

陈建国走出砖瓦厂大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他把手插进口袋，摸着那几张票子，心里沉甸甸的。回家的路上经过镇上，他在供销社门口看了一眼，没有进去。他知道林小满家在供销社后面的平房里，这个点她可能在家里收拾东西，也可能不在。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去敲门。

九月十号报到，他打算九月初就走。从柳河村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路上要倒好几趟车，得花大半天。他还没出过这么远的门。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一直在给他准备东西。两身换洗衣裳，一双新布鞋，一床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的薄被子，还有一罐子腌萝卜干。李秀兰把家里攒的布票和粮票翻出来，数了又数，最后给他换了二十斤粮票和五尺布票。

“到了学校，该花就花，别省着。”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在补一双袜子。陈小梅蹲在旁边，看着哥哥的行李包，眼圈红红的。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年就回来。”

“那还有好久。”

陈建国揉了揉妹妹的头，没说话。

九月三号，天刚蒙蒙亮，陈建国背着行李出了门。母亲和妹妹送到村口，李秀兰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看着儿子越走越远，没有喊，也没有哭。陈小梅喊了一声“哥”，声音被风吹散了。

走到镇上长途汽车站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买了票，上了车，把自己的行李包塞到头顶的架子上，找了靠窗的位子坐下来。车里人不多，几个赶早去县城的农民，还有两个提着大包小包走亲戚的妇女。发动机突突突地响起来，车身颠簸着驶出了车站。

陈建国靠着车窗，看着镇子一点点往后退。供销社的屋顶，粮站的白墙，中学的操场，都从眼前掠过去。他往学校的方向多看了两眼，五里路外的柳河村早就看不见了，可学校后面的那间柴房，他的目光好像能穿过那么多房子和树，一直看到它。

车上了公路，速度快起来。两边是收割过的麦田，一茬一茬的麦秆戳在地里，远处有牛在慢慢地走。陈建国看了一会儿窗外，然后把行李包从架子上取下来，想找本书路上看。他手伸进包里，摸到了换洗衣服和那罐腌萝卜，再往下摸，指尖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他掏出来，是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小纸包，扁扁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他打开，里面有一张折了两折的纸条，还有五块钱。

纸条上就一行字，字迹娟秀，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到了学校写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可那五个字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看过林小满出的黑板报，看过她帮他整理的物理笔记，那个“学”字的弯钩总是写得特别圆。

陈建国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五块钱是新的，连折痕都没有，像是特意去银行换的。他把纸条和钱重新包好，放进贴身的衬衫口袋里。衬衫口袋靠近心口，薄薄的一层布，能感觉到纸包轻轻顶着胸口。

汽车颠了一下，他抬起头。窗外的景色已经变了，不再是熟悉的田野和村庄，路两边出现了两三层高的楼房，墙上刷着白底红字的标语。县城到了。

从县城到省城的长途汽车上，陈建国一直没再打开那个纸包。他靠着车窗，看着公路一点点变宽，房子一点点变高。省城比他想象中大得多，楼多，车多，人也多，到处是电线杆子和自行车。他按照王德贵给的地址找到了表哥，表哥在城郊的建筑工地上干活，把他安顿在工棚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去学校报到。省城工学院的大门很气派，两根水泥柱子架着一块铁牌子，上面几个大字。校园里到处是拎着行李的新生和送行的家长，吵吵嚷嚷的。陈建国自己提着行李包，照着流程办了入学手续，被分到男生宿舍楼三楼的一间屋子。六个人一间，上下铺，他分到一个靠窗的上铺。

铺好床，把东西归置好，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纸包。纸条他看了好几遍，边角都起毛了。五块钱他没有花，压在箱子最底下，和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

当天下午，他坐在宿舍楼前面的石凳上，拿出纸和笔。先给母亲写了一封，报平安，说学校很好，吃得饱，让家里不要挂念。又把王德贵表哥那边的地址写上，说以后有急事可以写信到那个地址转交。写到一半，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小梅好好念书。”

给母亲的信写完，他另起一页。笔尖悬在纸上，停了好一会儿。他想起那张纸条上的五个字，于是写道：

“林小满同学，我到学校了。昨天报到，今天开始上课。学校很大，图书馆有好多书……”

写到这里他觉得太生硬，把纸揉了。重新写，又觉得太热络，不合适。第三遍，他放下那些客套，就老老实实地写自己在火车上看到什么，省城什么样，学校宿舍几个人，食堂的饭菜多少钱一份。最后写了一句：“你那边怎么样？学校离得远吗？”

写完地址，贴上八分钱的邮票，投进了学校门口的邮筒。两封信，一封寄往柳河村，一封寄往地区师范专科学校。

陈建国没想到回信来得那么快。四天以后，传达室的大爷在楼下喊他的名字。他跑下去，拿到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贴着八分的邮票，邮戳是地区师范的。拆开，里面是两页信纸，写得密密麻麻。

林小满说，师范学校不大，但老师很好，同学们来自各个县，口音都不一样。她说她分到了中文班，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还有一门书法课。她说学校的食堂比中学的好，菜里油水多些。她说她住在上铺，对面床的女生是东台县的，两个人挺谈得来。

信的最后，她写道：“你上铺还是下铺？晚上睡得着吗？”

陈建国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拿出纸和笔回信。他没有再犹豫，写道：“上铺。挺好，靠着窗，晚上能看见月亮。”

从那以后，两个人开始每月通一封信。月初寄出，月中收到，月底回信，日子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拉扯着，规律得让人安心。陈建国在信里写省城的秋天，校园的梧桐叶子落了满地，写建筑制图课上第一次用鸭嘴笔画线，手抖得画了三条才画直。林小满在信里写师范学校的走廊里挂满了毛笔字，写她的书法作业被老师贴到墙上展览，还写学校旁边有个旧书店，她花五毛钱买了一本《诗经》。

信里从来不提林小满的父母。有一次，陈建国在结尾试探着问了一句“你家里都好吧”，林小满的回信里只说了一句“都好，我妈问起过你的学习”。就这一句，陈建国看了很久，然后折好信纸，收进床头的小木箱里。

那半句没说完的话，两封信之间的沉默，和每月准时到来的白色信封，就这么撑起了他在省城的第一个秋冬。每次去传达室拿信，他都走得很快。拿到信，回到宿舍，坐到床上，拆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同宿舍的人都笑他，说他家信真多。他只是笑笑，不解释。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省城下了第一场雪。陈建国坐在靠窗的床铺上，拆开刚收到的信。这封信比往常厚，他抽出来，里面夹着一片枯黄的银杏叶，叶脉清晰，压得平平整整的。

信上就一句话：“我们学校门口那棵银杏，叶子黄得好看，给你留了一片。”

陈建国把银杏叶举到窗前，雪光映着枯黄的叶片，脉络在光里透出来，像一张细密的网。他翻过信封，距离放寒假还有二十多天。他把叶子夹进课本里，然后从枕头下面摸出信纸，开始写回信。

写到一半，他想起来一件事。上个月他在学校图书馆的旧书架上翻到一本《诗经》，是前人留下的，封底内侧空白处，有人用钢笔写了半句诗，墨迹都洇了。他当时没在意，这时候却突然想起来了。

他在信纸的最后写道：“图书馆有本《诗经》，有人写了两句，我觉得像你写的。”

写完他愣了一下，然后把这句话划掉了，重新写了一行：“寒假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大概腊月二十到镇上。”

信寄出去了。窗外雪还在下，簌簌地落在梧桐枝上，落在宿舍楼下的自行车棚上，白茫茫地铺了一地。陈建国把装信的木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来封信，按时间排好。他数了数，从九月到十二月，四个月，九封。每一封都带着同一个邮戳，同一个字迹。

他关上箱子，把它放在枕头旁边。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

第十二章 工地上的夏天

暑假第一天，陈建国就去了城南的工地。

同宿舍的周志明是省城本地人，他父亲在建筑公司当施工员，介绍陈建国去工地做小工。周志明说，你学建筑的，去工地不亏，又能挣钱又能长见识。陈建国算了算，一个暑假两个月，除去吃饭，能攒下大半年的学费。

工地在新开发区，一片刚推平的黄土地上竖着几栋未完工的框架楼。陈建国领了一顶安全帽，手套，被分到钢筋班。工头姓赵，四十来岁，黑脸膛，话不多，上下打量他一眼说，学生娃，来体验生活的吧。陈建国没接话，弯腰抄起一捆扎丝跟着人走了。

第一天下来，两只手磨出四个水泡。晚上回工棚，他用针挑了，抹上红霉素软膏，拿纱布缠好。第二天接着干。钢筋班的人渐渐就不拿他当学生娃看了，歇工时有人递烟，他摇头说不会，对方也不勉强，自己点上，眯着眼说，你这小子，能吃苦。

工地上的活和砖瓦厂不一样。砖瓦厂拼的是力气，搬、扛、码，简单重复。工地上的活讲门道——绑钢筋要看图纸，留保护层，搭接长度有讲究。陈建国在学校刚学完《建筑构造》，看图不算吃力，工头让他试着绑一根梁的箍筋，他蹲在那儿看了半天图纸，又问了老师傅几个尺寸问题，绑完一检查，一根没松，间距还匀。工头没夸他，但第二天把他从搬钢筋调到了绑扎组。

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工地，晚上回工棚看带去的课本。工棚里八张上下铺，住着十几个工人，打牌的打牌，喝酒的喝酒，他就着床头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翻书。有人笑他，说大学生还看什么书。他说，开学要考试。那人又说，考什么试，大学不是铁饭碗吗。陈建国不知道怎么解释，笑了笑，继续看。

给林小满写信是每隔十来天一封。工地上没有邮筒，他收工后走两站路去邮局。省城的街灯刚亮，梧桐树影铺在人行道上，他踩着影子走到绿色邮筒跟前，把信投进去，再走回工地。

信里写工地上的人和事。他写赵工头，说这人看着凶，其实心细，有一回浇筑混凝土赶工，半夜两点赵工头挨个工棚敲门送包子，猪肉大葱馅的，他一口气吃了四个。他写绑钢筋的李师傅，五十多岁，干了二十多年，闭着眼都能算出梁筋下料长度。他写自己第一次看懂结构图时的高兴劲儿，说图纸上的线条在脑子里立起来了，变成了有重量的东西。

林小满的回信总是隔个七八天到。工棚没有信箱，信件统一放在工地门口的小卖部，老板用橡皮筋扎着，谁来了谁翻。陈建国每天傍晚去翻一回，多数时候空手，偶尔翻到自己的，就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看完再走。

林小满写她在镇上小学帮忙代课。教三年级语文，那些孩子皮得很，上课铃响了还在院子里追蜻蜓。她写有个叫二柱的男孩，衣服袖子短了一截，露着手腕，但字写得好，一笔一划，像刻上去的。她写每天放学前，她让全班同学练十五分钟毛笔字，教室里安静得只听见研墨的声音。

信越写越长，从一张纸到两张纸，再到三张。陈建国发现自己的信也开始事无巨细，连今天工地上运来几车水泥都想写进去。有一回写到一半，他突然停下了，看着信纸上密密麻麻的字，问自己，写这些到底想说什么。他想说的其实很简单——他想告诉她，他挣的钱够下学期用了，他学的东西在工地上能用上了，他在往前走，走得很稳。但他写不出来，笔落到纸上就变成了“今天钢筋班提前收工了”。

林小满回信里也不提那些要紧的。她说学校操场边上那排梧桐长得好，树荫底下凉快，暑假期间她值了几天班，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批作业，窗外的蝉叫得震天响。

就是不说以后怎么办。

陈建国不敢问。他怕问了，那每月准时来的白色信封就断了。他也知道林小满在等，可她也不问。两个人像约好了一样，聊天气，聊工地，聊学生，聊学校门口那棵银杏树，就是绕开那个问题。问题在信纸背面，在字与字的空隙里，在他每次投信之前把信封口对着灯光照一照——生怕漏了什么，又生怕多装了什么。

七月下旬的一天，陈建国在绑扎二层楼面钢筋时出了事。一根从上面落下的钢筋擦过他左小臂，划开一道口子，血当时就涌出来了。李师傅第一个跑过来，撕了块干净毛巾给他缠上，工头骑自行车带他去了附近的卫生所。缝了三针，打了破伤风。医生嘱咐别沾水，休息一周。他第二天就回了工地，左手吊着绷带，右手接着干些递工具、看图纸的轻活。那阵子工头不让他搬东西，他就在工棚里帮人算料单，算得又快又准，李师傅说你干脆改行当预算员算了。

这事他没跟任何人说。给林小满的信里，他只字未提受伤的事，只说最近下雨多，工期慢了，他跟着赵工头学看钢筋翻样图，很有意思。

王德贵托人捎话是七月底的事。那天中午工地门口来了个蹬三轮的老乡，柳河村隔壁李家洼的，叫李二柱，在省城跑运输。他找到陈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条，说王德贵让带的。

纸条上是王德贵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建国，砖瓦厂要扩建，缺人。你学建筑的，懂行。毕业了要愿意回来，给你留个位置。王德贵。”

陈建国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李二柱在旁边说，王德贵现在升副厂长了，管生产，说话算数。陈建国把纸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说，知道了，谢谢你跑一趟。李二柱摆摆手骑上三轮走了。

那天晚上陈建国没去邮局。他坐在工棚外面的砖堆上，背后是正在浇筑混凝土的工地，搅拌机轰轰响，塔吊上的灯把影子拉得老长。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砖瓦厂扩建，副厂长，专业对口。省城工地上的活他干得越来越顺手，赵工头前几天还说，毕了业想留建筑公司的话，他可以帮忙说话。

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省城，一条故乡。他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他等的是林小满一句话。

第二天他还是去了邮局，把王德贵的事写进了信里，写得很简单：“王德贵现在是砖瓦厂副厂长了，说厂里扩建，缺懂技术的，问我毕业要不要回去。”

信寄出去之后他有点后悔。这话写得太直了，像在逼她做决定。他又写了一封，想补上一句“我只是随口说说”，带着信走到邮局门口，踌躇了半天，最后还是把第二封信撕了。撕碎的纸片被风吹进下水道，几片落在邮筒顶上，白白的，像几粒米。

八月初，林小满的回信来了。比往常厚，信封摸上去硬邦邦的，像夹着什么。

陈建国坐在小卖部门口拆开信。信纸第一页上，林小满的字还是那样，一笔一划，整齐得像印上去的。她写代课结束前，班上的孩子每人给她写了一封信，有个孩子写“林老师像姐姐”，她看了好几遍。写镇上的小学缺老师，校长问她毕业愿不愿意来。

翻到第二页，开头没有称呼，直接写了一句话：

“你想回来就回来。”

后面空了两行，才又接着写：“镇上中学也在招老师。我爸妈的意思是，离家近些好。”

陈建国把这句话看了很多遍。又翻到第一页，翻到第二页，翻来覆去，确认没有别的话了。小卖部老板探出头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事了，看你脸色不对。他摇头，把信折好，塞进口袋深处，起身往工地走。

走到半路他停住了，站在路边一棵大槐树下。夏天的日头很毒，树影缩成小小一片。他把信又掏出来，找到那句“你想回来就回来”，看一遍，折好，放回去。走了几步，又掏出来看一遍。

回到工棚，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信纸和钢笔，在膝盖上铺开，写道：“小满，我——”

写了三个字，笔停了。他盯着“我”字后面那一片空白，感觉有千言万语堵在那里，一个字也出不来。其实他想说的话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可这两个字太重，他现在还担不起。他还没有毕业，还没有工作，还没有一个能让她父母放心的将来。

他把那张信纸撕了，重新写：“收到信了。代课的事你比我做得好，我这辈子怕是当不了老师。工地最近在浇混凝土，我跟着赵工头学翻样，他答应下学期带我去看一个住宅楼的完整图纸。你开学前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帮我看看班主任杨老师还在不在，上回他给我写信我还没回，不好意思。”

写完了，他又在末尾加了一句：“砖瓦厂的事我会考虑的。你代课的时候注意嗓子，粉笔灰大，多喝水。”

信寄出去了。他站在邮局门口，看着绿色邮筒，忽然想起去年冬天从学校传达室拿到第一封白色信封时的样子。那时候信很短，只写“我在师范一切都好”。如今信长了，话多了，可最关键的那两个字，藏在信纸背面，藏在字与字的空隙里，两个人都看得见，谁也没说出口。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柳河村的土路，五里长，从镇上中学一直通到村口。路两边是刚抽穗的麦田，风一吹，绿浪滚滚。他走在路上，前面有个背影，穿着浅色碎花衬衫，梳着两条辫子，走得不紧不慢。他加快了脚步，可怎么追都差着几步。那背影忽然转过身来——是林小满，她笑了一下，说，你走快点呀。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工棚里鼾声此起彼伏。他摸到枕边的信，压在枕头底下，还带着体温。外面塔吊的灯还亮着，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只不眠的眼。

陈建国翻了个身，把信贴在胸口，又闭上了眼睛。五里路，不算长，也不算短。他得一步一步走。

第十三章 周慧来访

省城的冬天比柳河村冷得多，那种冷往骨头缝里钻。陈建国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从图书馆出来时天已经擦黑，北风卷着碎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他缩着脖子往宿舍走，远远看见宿舍楼下站着一个穿深灰呢子外套的女人，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是两个玻璃瓶罐头和一包用油纸裹着的点心。

他脚步顿了一下。那身形他认得，去年去林小满家送笔记时远远见过一回。

周慧也看见了他，没有挥手，也没有笑，就那么站着，等他走近。

“建国。”她开口，声音比电话里听起来更稳，“我来省城开会，顺便看看你。”

陈建国叫了声“周姨”，伸手要接她手里的网兜。周慧没让，说：“找个能说话的地方吧，站这儿怪冷的。”

学校门口有一家小面馆，这个点没什么人。陈建国要了两碗阳春面，周慧没动筷子，把网兜放在桌上，摘下围巾搭在膝头。面馆里就他们两人，灶上的热气模糊了窗玻璃。

“小满不知道我来。”周慧说，“你也别跟她提。”

陈建国点了点头，手指头在茶碗边上蹭了蹭。

周慧看着他的脸，半晌才说：“你瘦了。”

“学校伙食还行，可能是冬天穿得厚，显不出来。”

“你这孩子从小就会替人着想。”周慧轻轻叹了口气，“建国，我今天来，不是来吵架的。你和小满的事，她没跟我说过，我也没问过。可我是她妈，有些事我看得出来。”

陈建国没接话，只是听着。

“镇上供销社的赵主任，他有个侄子，去年从地区财校毕业，分在县里物资局工作。家里给说了门亲，那边看中了小满。条件不错，人也本分，县里有宿舍，往后日子不会差。”

周慧说到这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邻里事。

“你是个好孩子，这个我心里清楚。你爸走得早，你妈拉扯你们兄妹两个不容易，你争气，考上了大学。可正因为我看得清楚，我才要跟你说这些话——你家里的担子太重了，小满跟了你，得吃多少苦？”

陈建国盯着碗里已经坨了的面条，热气散尽了，面汤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他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堵着一团，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周慧没等他回答，继续说：“你还有一年多才毕业，毕业了还得分配，分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小满读的是师范专科，明年夏天就毕业了，分回镇上教书是板上钉钉的事。你们俩，从根上就拧不到一块去。”

“周姨，”陈建国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涩，“我懂您的意思。”

“你懂就好。我今儿来，不是逼你表态。你拿什么表态呢？你连自己往后在哪儿都说不准。”周慧把围巾重新系好，站起身来，“这罐头和点心你留着吃，别舍不得。信你照写，我不拦着。可有些话，你自己心里得有数。”

她走了。面馆的门推开又合上，一股冷风灌进来，把桌上的油纸吹得窸窣响。

陈建国坐在那里，把那碗已经凉透的面吃完了。面馆老板来收碗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给他续了半碗热汤。

他从面馆出来，没回宿舍，一个人在校园里走。操场上积了一层薄雪，路灯把光投在雪面上，黄黄的一圈。图书馆的窗户还亮着灯，自习室里有模糊的人影。他沿着主楼后面的小路往东走，路过教学楼，路过实验楼，路过一排冬天里光秃秃的梧桐树。

走到学校东门的小河边时，他站住了。河面结了一层薄冰，冰面下是黑沉沉的水。风从河对岸的田野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干冷干冷的土腥味。

他想起去年夏天，林小满站在镇中学操场边的槐树下，递给他一摞手抄的笔记，说“物理你比我强，数学笔记你帮我看看”。她的手指碰到他的，两个人都缩了一下。想起秋天开学时在长途汽车站，她来送他，站在检票口外面，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兜煮鸡蛋塞进他包里。那时候她母亲周慧就站在不远处，双手插在呢子大衣口袋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陈建国在河边的石凳上坐下来，冰凉的石头隔着棉裤都透心寒。他从兜里摸出信纸和钢笔——这是他随身带着的习惯，走到哪写到哪。他铺开信纸，借着远处的路灯，写道：“小满，今天你妈妈来学校找我了。”

写到这儿他停住了，笔尖悬在纸面上。

他想起母亲李秀兰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给人缝补，指头上全是针眼和裂口。想起妹妹陈小梅穿着打了三个补丁的棉袄去上学，回来笑着说“我们班就我补丁多”。想起王德贵在砖瓦厂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有骨头”。想起林小满把粮票悄悄塞进他书包侧兜，以为他不知道。

她母亲说得对。他拿什么去担起一个姑娘的将来？他家里那三间土坯房，下雨天墙角渗水，要用脸盆接着。他母亲常年吃药，药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他上大学的路费，有一半是王德贵提前预支给他的工钱。

他把那半页纸慢慢撕了，一条一条，撕得很细。雪落在纸屑上，很快就把它们埋住了。

那天晚上他在校园里走了一整夜。从东门走到西门，从操场走到图书馆后墙，从宿舍区走到教学区。天快亮的时候，他在学校大门口的宣传栏前站住了。宣传栏里贴着优秀学生名单，他的名字在第一排。旁边是校篮球队的照片，后排有个穿白毛衣的女生，侧脸像极了林小满。

他回到宿舍，其他人都还在睡。他坐在床沿，重新铺开信纸，写道：“小满，最近功课紧，我在准备期末考试。你上回信里说学校要开公开课，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这边一切都好，就是食堂的菜偏咸，我多喝水就是了。你爸的风湿天冷了要注意，你妈的咽炎也别大意。砖瓦厂那边王师傅上个月给我来了信，说厂里进了新设备，忙得很。你代课的时候离炉子远点，别烫着。”

写了半页，信封封口，贴了邮票。走到邮筒前投进去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去年冬天，他也是这样站在邮筒前，信纸上的字比现在多一倍，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

从那天起，他给小满的信越来越短。有时候一张明信片，只写“一切都好，勿念”。林小满的信却越写越长，讲学校里的事，讲班上有个学生特别调皮，讲她母亲最近总念叨供销社赵主任家的儿子如何如何好，讲着讲着又岔开去，问他过年回不回家，说柳河村的腊梅开了没有。

陈建国把每一封信都收在枕头底下的铁盒子里，数了数，已经攒了三十七封。他的回信从两页缩到一页，从一页缩到半页。可每次寄信之前，他都会在信封背面画一朵很小的梅花，冬天就画，春天就画别的。林小满从来没提过那些小画，可他相信她看见了。

期末考试考完最后一门那天，省城又下了一场大雪。陈建国从考场出来，直接去了学校建筑系办公室，找到辅导员。

“老师，暑假我想多找个工地实习，您有熟悉的单位吗？”

第十四章 柴房又雨

雨是午后来的。

陈建国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时候，天还只是阴着，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风里带着水汽。他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三年多攒下的课本、图纸和几件换洗衣裳。包不重，可他走得很慢。

柳河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的石碾子还在。他经过时摸了一把碾盘上的纹路，雨水把石头洗得发亮。他娘在院子里喂鸡，抬头看见他，手里的破瓢一下掉在地上。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毕业前还有答辩？”

“提前弄完了。”他放下包，接过他娘手里的瓢，“我回来看看。”

他娘站在院子里，手在围裙上擦了好几遍，眼眶红了一圈，又赶紧去灶上烧水。陈小梅从屋里跑出来，已经比他走的时候高了大半个头，看见他就咧嘴笑，又不敢靠近，远远站着叫了一声哥。陈建国从包里摸出一支英雄钢笔，是省城买的便宜货，递给妹妹。陈小梅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眼圈也红了。

“考上县中了吧？”他问。

“嗯，秋季开学就去。”

“好好念。”

他娘在灶房里喊：“先吃饭，坐了半天的车！”

陈建国应了一声，却没往灶房走。他站在屋檐下，望着村东头的方向。那边是镇中学的方向，隔了五里路，中间有一道土坡，坡上种着几棵歪脖子柳树。从这个角度看，只能看见镇上的几排瓦房屋顶，影影绰绰的。

“先吃吧。”他娘又喊。

饭桌上，他娘问他毕业分配的事。他扒着饭，说还没定。陈小梅插嘴说：“哥，你那个导师不是要留你在省城吗？村里人都说你肯定要当大干部了。”

陈建国没接话，低头喝粥。粥是红薯粥，甜里带着一股土腥味，是在省城吃不到的味道。他娘看了他一眼，把碗里的红薯多夹了两块到他碗里。

吃完饭，他打开帆布包，从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是装饼干用的，铁皮上的图案已经锈得看不清了。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七封信，还有一摞明信片。最上面那封，是四月初收到的。信纸折了三折，里面有一句话他看了无数遍，纸都快磨烂了。

“学校说要把我分到镇中学，我答应了。你还记得五里路吗？我走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去找你。”

每次都是去找你。

他把信折好，放回铁盒，盖上盖子。铁皮合拢时“咔”一声，很轻，像什么东西断了。

他想起去年冬天周慧来找他的那个下午。周慧坐在学校对面小饭馆里，要了两碗面，一碗推到他面前。她没吵没闹，只是把话说得很清楚。

“你是个好孩子。我教了这么多年书，看人不会错。可小满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不能让她跟你去住那种一下雨就渗水的房子。她爸身体不好，今年刚查出来肝上有问题，家里开销慢慢变大了。供销社赵主任的侄子，在县农机站，有正式编制，上头还有个姑父在地区工作。你不用急着回答我，我就是把当妈的话说在前头。”

面凉了，她也没动筷子。

陈建国当时没说一句话。他把面钱付了，送周慧上了公共汽车，然后一个人走回学校。那天晚上他做了个决定，把给小满写好的半封信撕了。信上写着：“小满，我毕业后想回县里工作，离柳河村近，离你也近。”撕完，他重新写了一封，只说“一切都好”。

从那天起，他回信的落款就再也没写“想你的建国”，只是一句“此致敬礼”。

四月底，学校催交毕业分配意向表。他的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省建筑设计院的接收函。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人情，导师动了不知多少关系。

“你是我带的学生里基础最扎实的，去设计院能发挥出来。”导师说，“你家里情况我知道，进了设计院，工资加上补贴，比回县里强得多。”

陈建国看着那张接收函，上面印着红色的抬头，散发着油墨味。那是多少人做梦都想要的去处。他双手接过来，说：“老师，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后，他把接收函还了回去。导师愣住了，问他到底怎么想的。

“我学的是工民建，”陈建国说，“这两年我跟着工地看了不少。省城盖楼，用钢筋水泥，一层一层往上摞。可我们县里、我们镇上，连个像样的预制板都买不到。回去做不了大工程，但能帮着把路修平，把房子盖结实。”

导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也好。你是个实在人，到哪儿都实在。分配表我帮你填，你回去吧。”

第二天，陈建国收拾好东西，办了离校手续。同宿舍的人送他到校门口，问他以后还回来不回来。他说，路通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同宿舍的人没听懂，他也没解释。

长途汽车在土路上颠了六个多小时。他靠在车窗上，看路两边的麦田从绿变黄，从平变陡。过了淮河，天空就开始飘雨丝，越往北，雨越大。车到镇上车站时，雨已经下得昏天黑地。他没有等雨停，背起包就往柳河村走。五里路，他走了四十多分钟。雨水顺着头发淌进脖子里，衣服贴在身上，鞋里灌满了泥水。

走到村口，他没有回家。他绕到村子后面，沿着那条走了一千多遍的小路，往镇中学的方向走。远远看见学校后面那排平房，最西头那间矮矮的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门板歪斜着，门口堆着半人高的潮湿柴禾。

是那间柴房。

三年前的五月，也是这样一个雨天。他帮老师整理完物理器材往外走，林小满在走廊上等他，手里拿着一卷板报剩下的彩纸。两人走到学校后面那段路，雨突然就泼下来了。没有伞，没有树。最近的避雨处就是这间柴房。他推开门，两人钻进去。柴房里堆着扫帚、簸箕、破课桌，雨水从屋檐的破缝往里灌，地上洇湿了一大片。他们站在最里面一小块干地上，之间隔了一尺远。雨声大得说话都听不清。他记得自己低着头看地上爬过的虫子，她忽然转过身，背对着他。他能看见她湿透的衬衫贴在背上，两根辫子垂下来，发梢滴着水。她一句话没说。他也一句话没说。两人就那么站着，一直站到雨小。

他记得那天她在操场上跟他说过的话。下午课间，她在教室门口叫住他，问他物理题。那是一道关于电阻的题，她听完讲解，歪着头说：“陈建国，你讲得比老师清楚。”他脸红了，说没有。她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很小的虎牙。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她笑。

后来他才知道，那天她本来可以不出板报的。她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让老师先走了。她一个人留在教室里，等他把实验器材整理完。她看见他搬着箱子从实验楼出来，才装作正好走到那里。

这些，是后来王德贵告诉他的。王德贵在砖瓦厂喝酒时说漏了嘴：“你那个女同学，那年下大雨那天，来厂里找过我。她问我你家的地址，说要给你送笔记。我说你别跑了，明天学校就见了。她站了半天，最后把笔记放我这儿，让我转交。那份笔记，我后来给你了，你记得吧？”

他记得。那天放学后，王德贵把一摞笔记本放在他家门口，说是学校发的复习资料。他后来在笔记最后一页的角落里，发现用铅笔写了一行很小的字：“解不出那道题的时候，想想我。”

他想了三年多。每次考试，每次答辩，每次站在省城的高楼底下，他都想起那行字。

柴房的门没有锁。他伸手推了一下，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闷响，比三年前更涩了。茅草顶上漏下的雨滴打在破课桌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他走进门槛，雨水从裤脚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小片。

然后他看见了。

柴房最里面那块干地上，站着一个人。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两根辫子垂下来，发梢滴着水。背对着他。一动不动。

外面的雨声忽然很大，大得几乎盖住了一切。可他还是听见了，很轻的，从那个背影那里传来的声音。

她没有转身。但是他看见，她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

“我就知道你会来。”她说。

第十五章 五里路到永远

雨声渐渐小了，从瓢泼变成细密的沙沙声。陈建国站在门槛里，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滴，落进脖颈里，凉得他打了个激灵。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三年多了，从那个雨夜开始，到省城读书，到工地上的夏天，到周慧坐在他面前说出那番话，他无数次想过这个场景，想过该说什么。可真站在这儿，他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林小满还是没有转身。她的声音从背影那边传过来，很轻，带着一点潮湿的鼻音：“你愣着干什么？地上凉。”

陈建国这才迈开腿，往里走了两步。柴房里堆着旧课桌和破损的体育器材，墙角靠着一捆竹竿。他找了一块还算干的地方站住，离她大概三四步远。

林小满终于转过身来。

她眼睛红红的，眼眶下有两道明显的湿痕，但嘴角是往上翘的。雨水打湿了她的刘海，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她抬手抹了一下脸，也分不清擦的是雨水还是眼泪。

“你哭什么？”陈建国问。话一出口就觉得蠢。

“谁哭了？”林小满瞪了他一眼，可声音里没有半点火气，“雨这么大，淋的。”

陈建国低下头，又抬起来看她。她比三年前瘦了些，下巴尖了，辫子也短了一截，大概是剪过。但那双眼睛还是从前的样子，安静，明亮，像五月初傍晚柳河村上空的星星。

“你收到信了？”他问。

“哪一封？”林小满往前走了一步，“你写了没寄的那半封？”

陈建国一愣。

“我妈来找过你，我知道。”林小满说，声音放低了，“去年冬天，对不对？她来省城找你。”

“你怎么……”

“她把信拿走了。”林小满垂下眼睛，盯着自己的手，“那天她回来，我看她书包里多了一封信。我以为是什么要紧的东西，没敢问。后来过了好几天，她出门买菜，我翻了她的抽屉。”

她抬起头，重新看着他：“信只写了一半。最后一句是‘小满，我——’然后就没了。”

陈建国觉得自己的耳朵在发烧。那是他大学第三年的冬天，周慧突然出现在学校门口，穿着藏蓝色的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在学校对面的小饭馆里坐下，要了两碗面，一碗推给他。她自己没怎么吃，用筷子挑着面条，说得很慢。她说小满还小，不懂事，你是好孩子，阿姨也不瞒你，镇上供销社王主任家的儿子在粮管所上班，条件不错，小满要是留在镇上，一家人有个照应。你家里的情况阿姨知道，建国啊，人不能光为自己活。

他没有争辩。把面吃完，站起来付了钱。周慧没拦他，只是临走说了一句：“那封信，阿姨替你收了。”

信是他在宿舍里熬了两个通宵写的。写到一半，眼泪把信纸洇湿了一块。他换了张纸重写，又觉得怎么写都不对。最后只写了几行，问林小满师范的课紧不紧，说省城的秋天来得早，问她记得加衣服。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没敢往下写，因为他想写的其实是另外四个字。

“信的事，我对不住你。”陈建国说，“我应该写完。”

“你写完了要怎样？寄给我，然后呢？”林小满声音忽然高了，“你人在省城，我人在镇上，我爸我妈的心思你比我清楚。你寄封信来，我能怎么办？”

陈建国不说话了。柴房里安静下来，只有檐口滴水的“啪嗒”声。雨快停了，天边露出一线灰白的光，从柴房门缝里透进来，落在两人中间的地上。

“我回来了。”陈建国说。声音很平，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我不去省城了。省设计院那边，我推掉了。”

林小满猛地抬头看他。

“我跟王德贵说好了，一起承包镇上的砖瓦厂。”陈建国继续说，“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建材这块，砖窑的温度控制、土料配比，这些我能改进。县里正在鼓励个人承包，王德贵胆子大，我懂技术，我俩搭伙。”

“你疯了？”林小满皱眉，“你成绩那么好，系里推荐你去省设计院，多少人求都求不到。”

“想好了。”陈建国说。他看着她，目光很稳，像当初在物理课上盯着电路图那样，“你在这边教书，我去省城干什么？一年回来两趟，一趟三天，车票够我妈一个月药钱。再说了，砖瓦厂要是做起来，不比城里差。”

林小满看了他很久。然后她低下头，肩膀轻轻抖了一下。陈建国以为她又哭了，走近一步，却听见她在笑，笑声压得很低。

“你知道我分配去哪儿了吗？”她抬起头，眼里亮晶晶的，“镇中学。初二的语文，兼班主任。”

陈建国怔了怔，然后也笑了。那笑容像是憋了三年，从眼底漫上来，把整张脸都撑开了。

“五里路。”他说。

“五里路。”她点头，“从学校到你们柳河村，正好五里。”

“你走过？”

“走过很多次。”林小满的声音忽然软下来，像化开的糖水，“放假的时候，我去镇上赶集，绕一段路，从你们村口过。你不在家，我就看一眼你家的烟囱。烟囱冒烟，你妈就在做饭，你妹就在院子里写作业。知道你们都好，我就走回去。”

陈建国觉得胸口堵得厉害。他想起那些年，每次从省城回来，母亲总说“你同学来过”，问哪个同学，母亲说“就那个扎辫子的，说是来借笔记，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问笔记呢，母亲说“她没留，说下次再来拿”。

下次再来。她来了那么多次，他一次都没碰上。

“小满。”他叫她名字，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

“别说了。”林小满摇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顺着脸颊滑到下巴，滴在湿透的衬衫领子上，“你回来了，你说了要扎根，我知道了。”

她伸出手，在他面前摊开。掌心里躺着一张折得很小的纸片，纸边已经毛了，显然被打开又折上很多回。

“你信上没写完的那句话，”她说，“我给你补上了。”

陈建国接过纸片。上面是林小满的字，秀气端正，用蓝色钢笔写着：我等你。

他攥紧了那张纸，雨水从指缝里渗出来，把墨迹洇开了一点。他把纸片仔细折好，放进贴身的衬衫口袋里。

“走吧。”林小满朝门口看了一眼，“雨停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柴房。外面的天被雨水洗过，干净得透亮，西边露出一小片橘红色的晚霞。操场上积着水洼，映着天光，亮晃晃的。空气里是好闻的泥土味和青草味。

陈建国回头看了一眼柴房。那扇旧木门半开着，茅草顶上还挂着水珠，一滴滴往下落。靠门的那面土墙上，有人用指甲刻过什么，时间久了，字迹已经模糊。他记得那上面是他刻的两个字，歪歪扭扭，是他第一次独自来柴房时留下的。

林小满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笑了笑，没问刻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陈建国回到家，母亲李秀兰正在堂屋里点着煤油灯缝补妹妹陈小梅的书包。见他进门，李秀兰抬头看了他一眼，视线在他脸上停了停，什么都没问。

陈建国在门槛上坐下来，把砖瓦厂的事说了。他说不去省城了，跟王德贵合伙，头一年可能见不着钱，还得往里头投工。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怕母亲失望。考上大学那年，李秀兰把圈里养了一年的猪卖了，又跟三户邻居借了钱，才凑齐他的路费和第一学期的学费。她盼了三年，就盼着他毕业分配个好单位，一家人的苦才算熬出头。

李秀兰听完，把针线放下，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水。屋里静了一会儿，陈小梅在隔壁屋里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

“你大了，”李秀兰说，“自己做主。”

就这一句。她又拿起针线，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一针一针地缝。陈建国坐在门槛上，看着母亲的侧影。她的头发白了不少，背也比三年前弯了。堂屋墙上贴着他从省城寄回来的奖状，那是李秀兰过年时用浆糊仔细贴上去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

第二天傍晚，陈建国去了镇上。供销社后面那排平房，他来过一次，高三那年冬天送林小满回家，只送到巷口。这次他走到巷子里，站在那扇漆成深绿色的门前，抬手敲了两下。

开门的是周慧。她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看见他，明显愣了一下。陈建国比三年前高了些，也壮了，晒得黑红，手上有老茧，站在那儿像一棵从土里长出来的树。

“阿姨，”他说，“我来跟您说一声，小满分到镇中学了。我回来了，不去省城，在县里跟王德贵合伙办砖瓦厂，以后就在镇上扎根。”

他没有提亲，没有求周慧答应什么。他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空口白话没有用。他只是把话说明白，然后站在那儿等。

周慧上下打量他。目光从他晒黑的脸，落在他粗糙的手上，又落在他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她没说话，转身进了屋。陈建国站在门口，没动。

过了一会儿，周慧端了杯水出来，递给他。

“砖瓦厂在镇西头，离中学二里地。”她说，语气淡淡的，“你要是真能在县里站住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陈建国接过水杯。水是温的，带着一点搪瓷缸的味道，甜丝丝的，大概是加了糖。

第二年春天，柳河村办了场简单的婚礼。院子里支了两张圆桌，请了本家亲戚和几个走得近的邻居。王德贵来得最早，穿一件崭新的中山装，头发用油抹得锃亮，扛了一袋水泥当贺礼，说“你们那个柴房早晚得修，用得上”。林志远和周慧也来了，周慧在厨房帮李秀兰择菜，两个人一开始没怎么说话，后来不知怎么聊到布票的事，竟聊得热络起来。林小满穿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辫子上扎了红头绳，站在陈建国旁边，笑了整整一天。

柴房还在。学校扩建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后面的旧杂物间拆了，陈建国找了校长，把砖瓦厂出的第一批青砖拉了一车来，把柴房的墙加固了，顶上的茅草换成了瓦片。门还是那扇旧木门，门轴上了油，推起来“吱呀”一声，跟从前一样。

偶尔傍晚散步，两人会走到学校后面。推开那扇门，里面干干净净的，墙角那张破课桌也修过了，安安稳稳地立着。林小满会走到那面土墙前，伸手摸一摸上面模糊的字迹。陈建国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就跟很多年前那个雨夜一样。

只是现在，她会转过身来，对他笑一下。

那年刻在墙上的两个字，是“等你”。后来有一天，他们在旁边又刻了两个字——“到了”。

五里路，从柳河村到镇中学，从柴房到供销社后面的家。他们俩走了很多年，总算走到了。

（全文完）

文章虚拟演绎，请勿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