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引子：系统审视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上） ——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与突破口

摘要：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国内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追捧与膜拜。事实上，西方物理学及数学界普遍存在对西方经济学的鄙视链，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这个存在严重缺陷的学科被推上了神坛。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补课时代”已经结束，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创建自主知识体系；而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系统检验。本文以霍尔1978年的获奖奠基性论文为样本，以一般科学研究的五个阶段（原始测量—误差处理—回归经验公式—严格因果规律—新数据再检验）为标尺，层层解剖：霍尔理论主要建立在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理论与鞅理论五大基础之上；只要逐一考察这些基础理论的历史与逻辑，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测量基础、方法论前提与检验标准上的不科学性就会清晰地显现。上篇完成“引子”的铺设：说明为什么补课阶段已经完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如何创建，并系统介绍霍尔理论及其五大基础理论的来龙去脉。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霍尔；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鞅理论；科学方法论

目录：

一、中国已经完成补课阶段

二、如何创建自主知识体系？

三、以2026年经济学诺奖霍尔的理论为引子系统阐明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总体思路

四、霍尔理论简介

五、作为霍尔理论形成前提的五个主要基础理论介绍

参考文献

作者汪涛在复旦大学2026思想者论坛上的发言PPT首页。近期在其他多个智库论坛上对该内容也作了介绍。本文是以这些发言为基础系统整理而成。

一、中国已经完成补课阶段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二人“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与往年一样，这一奖项在中国引起高度关注：媒体连篇报道，学界纷纷解读，相关理论的科普文章一时间充斥各种平台。

这种关注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更需要问一个问题：面对西方经济学的一次次“加冕”，中国学界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心态？是继续仰视、继续补课，还是已经到了平视乃至审视的时候？

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包括经济学在内所有补课阶段已经完成。

回顾历史，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的建设，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补课”的过程：

第一次补课始于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共识，中国开始系统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工业技术与自然科学。这次补课的目标很明确：学习“器物”层面的知识。

第二次补课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补课解决的是革命理论与社会制度层面的知识来源问题。

第三次补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面对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从156项重点工程到整套理工科教育体系，完成了工业化的知识奠基。

第四次补课始于改革开放。这一次的学习对象是西方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的教科书成批翻译引进，大批留学生负笈海外，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与理论范式全面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

四次补课，各有其历史必然性，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国的工业体系之完整、科技论文数量之庞大、工程能力之强大，都与这一百多年的持续补课密不可分。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补课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学习姿态，而不是一种可以永久持续的知识战略。补课时代的特征是“以学习为主、以追赶为纲”，学生极少有对老师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质疑的立场与能力。而当补课的对象——西方知识体系本身——出现系统性问题的时候，继续停留在补课心态中，就意味着把别人的错误也一并学来，甚至奉为圭臬。

今天的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走到世界前沿：我们有了全球最完整的高铁网络、领先的特高压输电技术、规模空前的制造业体系。在这些领域，“老师”已经没有更多东西可教，甚至反过来在向中国学习。经济学领域同样如此：中国经济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超大规模市场的治理实践、应对多次外部冲击的宏观调控经验，是任何西方教科书都无法解释、也无法提供的知识富矿。

补课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任务，是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课，恰恰是学会用西方充分发展的科学标尺去检验我们曾经仰望的对象。

二、如何创建自主知识体系？

“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对“如何创建”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最常见的误区，是把“自主知识体系”等同于“中国特色知识体系”——即强调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此与西方知识体系相区别。

这种理解不能说全错，但它是不完整的，而且在策略上是防御性的。

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汪涛

（一）“自主”不等于“特色化”

在补课时代，强调“中国特色”有其合理功能：一方面以学习为主，另一方面防范不适用、乃至人为忽悠的理论被直接搬用。“中国特色”是一道防火墙，但防火墙不是大厦本身。如果自主知识体系只是“中国特殊论”，那它在逻辑上就承认了西方理论代表“普遍性”、中国理论代表“特殊性”——这恰恰是学术上自我矮化的姿态。

事实上，以往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命题本身基本涉及的就是普遍性问题。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建设国家的目的，这些都不是“只对中国人成立”的道理，而是涉及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论题。

（二）用产品作比喻：品牌、适应性功能与普遍性原理

不妨用一个产品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成功的国际产品，它是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是品牌。品牌承载文化认同与信任，各国的品牌必然各有特色。各厂家一般都会有其自身的企业及产品的特有品牌。例如比亚迪品牌的汽车。

第二是适应性功能设计。销往寒带的产品要耐寒，销往热带的产品要防潮，功能必须适应本地需求。各个厂家会针对自己面向的市场进行各种适应性功能设计。例如奇瑞销往国外的汽车会针对沙漠等环境进行针对性的特有功能设计。

第三是领先的技术与普遍性的科学原理。无论销往哪里的产品，电磁学原理、热力学定律都是一样的；产品竞争力最终来自对普遍性科学原理的掌握深度。无论吉利、岚图还是零跑的纯电动汽车，基本的电磁驱动原理与特斯拉的纯电动车是一样的。

创建自主知识体系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当然需要自己的“品牌”（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中国语言），也需要“适应性功能”（解释中国经验、服务中国实践），但决定这套体系最终高度的，是它对普遍性规律的把握能力——它能够解释多少超越中国边界的现象，能够为全人类提供多少普遍适用的知识。肯定不能说但凡中国特色的，就一定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品牌可能只属于中国，完全针对中国需要开发的适应性功能有可能只适用于中国，但普遍性的原理肯定是适用于其他国家的。

（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更多关注普遍性

在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普遍原理的系统把握和创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前两个只适用于中国层次的内容。并且只有普遍性的内容，才能走出国门，流行于全世界。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应当更多关注普遍性，这才是真正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方向。一套只解释中国、不能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无法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尊重，也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知识领导地位，甚至在今天也无法再更好地防御。

更重要的是，强调普遍性取向，才能揭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西方许多本应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其科学性本身存在问题。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问题并不明显——牛顿力学、相对论适用于全世界、全宇宙，中国用不着、也没有必要去搞“中国自主物理学”。没有任何人会主张“中国的万有引力定律不同于西方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不仅是因为物理学经受住了普遍性严格科学方法的反复检验，更重要的是物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基于全世界公认的科学方法进行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西方发展的知识体系本身是很完善的，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强调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但问题就在于西方社会学尤其经济学问题太大。这些问题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内部早就有很大争议，尤其是物理学与数学界对西方经济学普遍存在鄙视链。物理学家们搞不明白西方经济学怎么能在科学上自圆其说，如何通过测量验证其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群体则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其理论是不需要检验的，只要自身完美就可以了。这种观念是全世界一切物理学家们都不可能接受的。而这些经济学家使用大量数学工具，但却极少对数学做出什么贡献。率先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也说，经济学家数学功底普遍与数学专业相比没有优势，要建立其生存的价值主要靠经济内容。但真正的经济领域，例如企业界等，会大量地学习会计、营销、库存管理、企业管理、国际贸易实务、价值工程等知识，有谁去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有哪个企业家认为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除了极少数如瓦西里·列昂惕夫创造的投入产出法等获得实际应用外，西方经济学绝大多数知识内容除了搞乱人们的思维、为很多深信这套理论的学者操控的国家制造经济困境以外，毫无意义和用处。

但是，西方经济学以高度数学化著称，又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加身，号称社会学之王，看起来“比较唬人”。对社会精英、政策制定者、政府领导层影响巨大。其数学模型精巧、计量方法繁复、获奖理由动听，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权威气场，让很多学者不敢怀疑、其繁杂的数学体系让人即使想去怀疑，往往也感觉无从下手。因为缺少统一测量学的支持，人们难以对其在最原始的根基上违反科学性有效理清。当我建立了统一测量学之后，对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就可以很容易看清了。统一测量学是一切学科是否可以称为科学的最基础标准，经济学同样如此，不可能例外。

数学化不等于科学化，诺奖光环不等于科学真理性。 判断一个知识体系是否科学，只能依据科学本身的普遍方法论——统一测量学的标准，而不能依据它使用了多少数学、获得了多少奖项。这正是本文要系统展开的工作。

三、以2026年经济学诺奖霍尔的理论为引子系统阐明西方经济学的不科学性——总体思路

要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系统检验，不能停留在抽象议论上，需要选取一个具体样本，沿着科学方法的标尺一步步地解剖。本文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一幅论证地图：

第一步，选定理论样本。我们选取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尔1978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论文《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选择这篇论文作为解剖样本，有三重理由：其一，它是本年度诺奖授奖的核心奠基性成果，代表着西方宏观经济学最受推崇的“微观基础”范式；其二，它自身结构完整——前提假设、理论推导、可检验含义、计量检验一应俱全，适合作为方法论分析的完整标本；其三，它并非孤立的创造，而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持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理论、鞅理论五大基础理论之上——解剖它，就等于解剖了半个现代宏观经济学。

第二步，确立方法标尺。检验理论科学性的标尺，来自对科学发展史的经验总结。一般科学研究要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原始测量；

第二阶段是处理测量误差（包括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并反复测量；

第三阶段是在测量数据基础上归纳、回归、拟合出经验公式；

第四阶段是进一步分析因果关系，通过公理化或还原等上升到严格的因果规律；

第五阶段是用新的测量数据对理论进行再检验。

测量——认识——再测量——再认识，以至循环无穷。

这把标尺的具体内容及其在量子理论诞生史上的经典体现，将在下篇第六章详细展开。上篇只需先记住这把标尺的存在。

第三步，展开批评。用五阶段标尺逐一衡量霍尔理论及其基础理论，可以得出西方经济学不科学性的四种主要体现：

一是计量经济学“掐头去尾”，跳过了测量与误差分析阶段，直接从统计回归起步，后面又去掉因果分析阶段，直接把回归和相关当因果。请注意，这不是霍尔这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所有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甚至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压根就是不该存在的。

二是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方法论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经不起推敲的，理性预期本身很不理性——它居然假设预期不存在系统偏差。一切科学研究最初的测量过程最大的难题、最大的工作任务就是发现并处理系统误差。假设不存在系统偏差，这等同于说“假设我的理论不存在任何偏差，不存在任何错误，那么我的理论就肯定正确”。

三是把统计相关与显著性检验当作科学研究的终点，用人为约定的显著性水平替代了对因果规律的严格追求。

四是作为整个理论地基的“效用”概念不可测量，而经济及工程领域的价值工程早已提供了可测量的替代思路，西方经济学家们却对此完全视而不见。同时，现实的经济领域除了金融等极少部门，几乎没有哪个企业会去学习西方经济学。这本身就充分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对真正的经济来说毫无价值可言。

这西方经济学非科学性的四种主要体现，构成下篇第六至十章的内容。

概括地说：上篇负责把“引子”立起来——说明为什么必须检验、选取什么样本、用哪把标尺；下篇负责把“解剖”做彻底，把西方经济学的“祖坟”刨掉——用适用于一切学科领域的科学标尺逐一衡量，给出系统结论。

在进入检验之前，必须先做两件事：弄清霍尔理论本身是什么（第四节），弄清支撑它的五大基础理论是什么（第五节）。这就像给病人动手术之前，必须先完成全面的体检与影像检查。

四、霍尔理论简介

（一）论文与作者

罗伯特·霍尔1943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霍尔长期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研究领域覆盖消费、就业、通胀、技术与宏观经济政策，曾于2010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并长期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掌握着“美国经济是否进入衰退”的官方判断权，霍尔执掌这一权力长达46年。

1978年，霍尔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86卷第6期发表论文《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理论与证据》。这篇论文被认为是现代消费理论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里程碑，也是2026年诺奖授奖理由中直接引用的核心文献。

（二）理论前提：四条假设

霍尔的模型建立在四条明确的前提假设之上：

假设一，完美资本市场。 消费者可以按照统一利率自由地储蓄与借贷，不存在流动性约束。

假设二，理性预期。 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利率等变量的预期，是在充分利用一切可得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不存在系统性偏差。

假设三，跨期效用最大化。 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安排消费路径，目标是使终身总效用最大化。

假设四，二次效用函数。 为获得确定性的解析结论，模型假定效用函数是消费的二次型。

（三）核心结论：消费服从随机游走

在这四条假设之下，通过求解消费者的跨期最优化问题，可以通过消费欧拉方程推导出边际效用鞅：

Et[u′(Ct+1)] = u′(Ct)

其含义是：消费者在当期对未来各期消费边际效用的预期，等于当期的边际效用。配合二次效用函数的假设，边际效用是消费的线性函数，以上进一步可得出结论：

Ct+1=Ct+ εt+1

下一期消费等于当期消费加上一个不可预测的随机扰动项——消费服从随机游走。

这就是霍尔理论基本论断。它的直观含义是：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信息是充分的、效用最大化跨期成立的，那么消费者会把一生中可预期的收入变化全部“平滑”进当前消费之中；当前消费已经包含了对未来收入全部可预期的信息，任何“可预期”的因素都不会再引起未来消费的变化——能引起未来消费变化的，只剩下完全不可预期的“新闻”（news）。因此，消费的变化在原则上是不可预测的。

（四）可检验含义与实证检验

这个理论给出了清晰的可检验含义：在霍尔模型中，滞后的收入、滞后的资产、滞后的消费等一切在当期已知的信息变量，都不应当对下一期消费的变化具有预测能力。检验思路是：以下一期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各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做联合显著性检验（F检验）——如果理论成立，这些滞后变量的系数应当联合不显著。

霍尔的检验结果是混合的：滞后收入变量不能拒绝“零系数”的原假设，滞后消费变量支持基准模型，但股价变量表现出一定的预测能力。霍尔的最终结论是：数据支持一个“修正版”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理由指出，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使各国央行与政府得以用新一代模型实施有效的稳定政策。委员会认为，二人发展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

（五）先埋下三个疑点

在颂扬声之外，笔者先留下三个疑点，供读者带着问题进入下篇：

• 疑点一：四条前提假设中，“理性预期”假设消费者能充分利用一切信息形成无偏预期——现实中的消费者做得到吗？这个假设本身的合理性，需要单独检验。

• 疑点二：实证检验中，股价变量已经表现出预测能力，理论上这应当构成对“消费随机游走”的否定性证据，是一个理论的“反例”，但论文以“修正版”的说法保留了原理论——这种处理方式在严格的科学检验中意味着什么？

• 疑点三：整个检验依赖联合显著性检验，而“显著性”本身是一个人为约定的统计门槛——这种门槛能充当科学真理的裁判吗？

这三个疑点，分别对应下篇第八、七、九章的批评。而要真正理解霍尔理论的地基是否牢固，还须先考察它脚下的五块主要基石。

五、作为霍尔理论形成前提的五个主要基础理论介绍

霍尔1978年论文并不是从零开始的理论创造。它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踩在此前数十年形成的理论基石之上：跨期效用最大化与生命周期安排来自生命周期假说，把终身收入概括为“持久收入”来自持久收入假说，预期形成方式来自理性预期理论，“消费不可预测”的数学表达来自随机游走理论与鞅理论。要检验霍尔理论，必须先逐一考察这五块基石。

（一）理性预期理论

知识简介。 理性预期理论主张：经济主体在形成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时，会充分利用一切可得信息，其预期在统计意义上与实际结果一致——预期误差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不存在系统性偏差。用数学语言说，预期等于以当期信息集为条件的数学期望。它与“适应性预期”（仅依据过去数据缓慢调整预期）形成鲜明对立：理性预期不承认人们会犯系统性错误，不承认政策可以长期“愚弄”公众。

发展历史。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John Muth）在《理性预期与价格运动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理性预期概念，最初用于分析微观市场的价格形成。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与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把这一概念引入宏观经济学，掀起“理性预期革命”，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1976年，卢卡斯发表《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一旦政策规则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规则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基于历史数据估计的宏观计量模型不能用于评价政策效果。这一批判几乎宣判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的死刑，宏观经济学由此全面转向“微观基础”范式。

相关获奖。 卢卡斯于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理由是“发展并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萨金特与西姆斯于2011年因“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共同获奖。可以说，理性预期是近半个世纪获得诺奖认可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学方法论革命。

（二）生命周期假说（LCH）

知识简介。 生命周期假说由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与其学生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理性的消费者会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统筹安排消费与储蓄，使消费路径尽可能平滑。人在年轻收入较低时可能借贷消费，在中年高收入时期储蓄积累资产，退休后动用储蓄维持消费。由此推论：当期消费不只取决于当期收入，而取决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总资源；储蓄率与收入的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发展历史。 1954年，莫迪利安尼与布伦伯格发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横截面数据的一种解释》，1955年莫迪利安尼又发表系列论文加以完善，系统建立了生命周期假说，用以替代凯恩斯消费函数中“消费只取决于当期收入”的简单设定。该理论成功解释了横截面数据（高收入家庭储蓄率高）与时间序列数据（长期储蓄率稳定）之间的矛盾，即所谓“消费函数之谜”。此后，该理论被广泛用于分析养老金制度、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变化，并成为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准框架。

相关获奖。 莫迪利安尼于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理由明确表彰其“对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金融市场的开拓性研究”。

（三）持久收入假说（PIH）

知识简介。 持久收入假说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它把消费者的收入分解为两部分：持久收入——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收入成分；暂时收入——偶然的、一次性的收入波动。同样，消费也分为持久消费与暂时消费。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持久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二者之间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暂时收入对消费几乎没有影响，其主要去向是储蓄。因此，当期收入的短期波动不会明显改变消费，消费比收入平滑得多。

发展历史。1957年，弗里德曼出版《消费函数理论》，系统提出持久收入假说。这是消费理论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它与生命周期假说几乎同时、殊途同归地得出了“消费取决于长期收入而非当期收入”的结论，共同构成现代消费理论的双璧。弗里德曼用大量美国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其方法论——强调理论必须接受数据检验——也成为芝加哥学派的标志。后来霍尔1978年论文的完整标题正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即把LCH与PIH视为同一理论传统的两个名称。

相关获奖。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理由涵盖其“在消费分析、货币史与货币理论领域的成就，以及他对稳定政策复杂性的论证”，《消费函数理论》被明确列为代表性贡献。

（四）随机游走理论

知识简介。随机游走理论描述这样一种过程：变量的每一步变化都是一个独立的随机增量，下一步的方向与幅度完全不可预测，当前值是对未来值最好的预测。经济学中的随机游走假说主张：金融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服从随机游走，价格变化不可预测，任何公开可得的信息都已充分反映在当前价格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的核心内容。

发展历史。这条理论线索是从物理学发展到数学，再然后成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工具之一。

物理学源头：1827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花粉颗粒在水中做永不停息的不规则运动，即“布朗运动”。

1905—1906年，爱因斯坦发表两篇论文，用分子热运动理论给出布朗运动的数学描述，推导出扩散方程。

更进一步推导出的斯托克斯—爱因斯坦方程皮兰实验形式，可计算出阿伏伽德罗常数。

1908年，法国物理学家皮兰（Jean Perrin）通过精密的实验测量验证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并据此测定了阿伏伽德罗常数——佩兰因此获19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工作被视为原子实在性的决定性证据。

1923年，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构造出布朗运动的严格数学模型，即今天所称的“维纳过程”，布朗运动由此从物理现象演化为严格的数学理论。

经济学应用：1900年，法国数学家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在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中首次用连续随机过程刻画股票价格的波动，比爱因斯坦还早五年，但该论文长期无人问津。

1933年，考尔斯（Alfred Cowles）对专业投资机构的预测能力进行统计检验，发现其并不优于随机猜测。

1953年，肯德尔（Maurice Kendall）分析商品价格序列，发现价格变化几乎没有可预测的规律。

1959年，奥斯本（M. F. M. Osborne）重新独立提出股票价格服从对数正态随机游走。

1965年，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发表《恰当预期价格随机涨落的证明》，从理性预期角度论证价格波动服从鞅；同年尤金·法玛（Eugene Fama）发表博士论文《股票市场价格的行为》，1970年法玛又发表综述《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研究述评》，系统提出有效市场假说。

相关获奖。萨缪尔森于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法玛于2013年与席勒、汉森共同获奖，表彰其“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物理学一侧，皮兰获19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五）鞅理论

知识简介。“鞅”（martingale）一词源自法语，原指一种赌博策略：每次输后加倍下注。在概率论中，鞅是这样一类随机过程：给定过去全部信息的条件下，未来的条件期望恰等于当前值。用公式表示：E(Xt+1 | 已有信息) = Xt。鞅的直观含义是“公平游戏”——在公平的赌局中，赌徒下一期的期望财富恰等于当期财富，不存在稳赚不赔的策略。鞅是概率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现代金融数学的基石：无套利条件下，贴现资产价格必须是鞅。

发展历史。1939年，法国数学家让·维尔（Jean Ville）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给出鞅的严格数学定义，用以刻画“公平游戏”。

1953年，美国数学家约瑟夫·杜布（Joseph L. Doob）出版经典著作《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建立了鞅论的完整数学体系——鞅收敛定理、停时定理、可选抽样定理皆出于此，鞅论由此成为现代概率论的主干分支。

经济学一侧，1965年萨缪尔森把鞅概念引入资产定价。

1979年哈里森与克雷普斯（Harrison & Kreps）、1981年哈里森与普利斯卡（Harrison & Pliska）建立了鞅方法与套利定价理论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奠定现代金融数学的基础。

霍尔1978年论文中“消费是鞅”的命题，正是这条理论线索在消费领域的应用。

相关获奖与数学家荣誉。 鞅论作为纯粹数学理论，其发展者获得的多为数学界与科学界最高荣誉：杜布于1979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84年获美国数学会斯蒂尔奖（Leroy P. Steele Prize）；与鞅论密切相关的随机分析奠基人伊藤清（Kiyosi Itô）于1987年获沃尔夫数学奖、1998年获京都奖、2006年获首届高斯奖（该奖专门表彰数学在其他领域的重大应用）。在菲尔兹奖层面，鞅与随机过程方法深度渗透于多位获奖者的成果中：2006年温德林·维尔纳（Wendelin Werner）因随机共形映射研究获奖，2010年斯坦尼斯拉夫·斯米尔诺夫（Stanislav Smirnov）因统计物理中随机过程共形不变性获奖，2014年马丁·海雷尔（Martin Hairer）因随机偏微分方程正则性结构理论获奖，2022年雨果·迪米尼-科潘（Hugo Duminil-Copin）因统计物理相变的概率方法获奖。此外，美国数学会设有“杜布奖”（Joseph L. Doob Prize），伯努利学会设有“伊藤奖”（Itô Prize），以纪念这两位鞅论与随机分析巨匠。

（六）小结：一座建立在五块基石上的理论大厦

至此，霍尔理论的“理论家谱”已经清晰：它以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为消费理论的实体内容，以理性预期为方法论前提，以随机游走和鞅为数学外衣，最终得出“消费服从随机游走”的结论，并以计量检验获得“支持修正版LCH-PIH”的实证背书，最终在2026年获得诺奖。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条环环相扣、严密精致的理论链条：每一步都有名家奠基，每一步都有诺奖和数学界的顶级奖项背书，数学形式貌似无懈可击。但科学史上从来不缺“链条严密却地基松软”的理论体系——托勒密的本轮均轮体系同样环环相扣、计算精密，同样统治天文学一千五百年。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不能看它的链条多么精致，而要看它的地基是否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真实测量之上，看它的前提假设是否经得起经验检验，看它的检验标准是否符合科学的一般方法。这就是统一测量学的基本标准。

上篇到此完成了“立靶子”的工作。下篇将拿出以统一测量学为基础的科学方法标尺，逐一衡量这座理论大厦的五块基石与主体结构。

参考文献

[1] Hall, R. E. (1978).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6), 971–987.

[2]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26).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26 — Press Release. 12 October 2026.

[3]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26). Microfoundations Deliver Macro Insights: Popular Science Background.

[4]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2026). Scientific Background on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6.

[5] Friedman, M.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Modigliani, F., & Brumberg, R. (1954).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7] Hall, R. E., & Mishkin, F. S. (1982). The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 to Transitory Income: Estimates from Panel Data on Households. Econometrica, 50(2), 461–481.

[8]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iles Value Engineering Collection.

[9] McGill University. History of Value Engineering.

[10] 汪涛. (2017). 《实验、测量与科学》. 东方出版社.

[11] 汪涛. (2019).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东方出版社.

（上篇完，下篇将展开：一般科学研究的五个阶段、西方经济学不科学性的四种主要体现、以及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