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下午,我把那辆黑色奔驰停在村口晒谷场的时候,二叔是第一个走过来的。
他没看车,先看我的鞋。
那双皮鞋是上个月在商场买的,打完折两千八,我蹲下来给奶奶上坟时蹭了一点泥。二叔的目光在鞋面上停了两秒,又移到我手腕上。我袖口缩了一截,那截表带露在外面,他没说话,递过来一根烟。我接了。他又看了一眼我的车,然后才开口:“路上堵不堵?”
我说还行。
“这车得不少钱吧?”
“公司的,抵税用的。”
二叔哦了一声,把烟灰弹在脚边,说:“你爸那屋我让人打扫过了,被子也晒了。今年冷,你妈前几天还念叨你。”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没离开那辆车。村里陆陆续续有几个人围过来,站着看,不说话,偶尔交头接耳两句。我认得其中两个,是我小学同学,他们冲我点了点头,没上来搭话。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喊我吃饭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我爸在堂屋里坐着,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看了我一眼,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没再说话,起身去厨房端菜。我妈跟在后面,小声跟我说:“你二叔今年老念叨你,说你有本事,在外面挣大钱。”
我没接话。
年夜饭吃到一半,二叔把酒杯放下,说:“明天上我那屋坐坐,几个老表都回来,凑一桌。”
我说行。
我妈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的膝盖。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怕我推不掉。
大年初一上午,我提了两瓶酒去二叔家。堂屋里已经摆好了桌子,麻将、扑克都有。老表们坐了一圈,有认得我的,也有不认得的。二叔挨个介绍:“这是老四家的老二,在北京,做大生意的。”
“做什么生意?”
“互联网。”我说。
“那能挣不少吧?”
“公司刚起步,一般。”
我这么一说,二叔那边几个人的眼神就松下来了,话也多了起来。有人开始聊去年的收成,有人说起谁家孩子考上了什么学校,还有人抱怨工厂过年只放三天假。我坐在旁边听,偶尔点头。二叔给我倒了茶,说:“你挣钱归挣钱,牌还是要打的。”
我说好。
打的是“炸金花”,规则简单,输赢不大。前几把我没怎么跟,看了几轮,大概摸清了桌上几个人的路数。老表们都是常年在外打工年前才回来的,手头并不宽裕,下注都很谨慎。二叔倒是爽快,跟了几把大的,赢了两百多,脸上有了光。
有一把牌,我手里是三个老K,面上看不出什么。二叔下注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你小子跟不跟?”
我说跟。
他又加了一百。旁边两个老表弃了。我跟。
第三张牌发下来,二叔明显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跟了。最后翻牌,我三个老K,他三个J。二叔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把牌扔到桌上:“行啊,有你的。”
那一把赢了六百多。
后面几把我手气开始往下走,连输了几次。我没在意,继续跟。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算了一下,赢的那点全吐出去了,还倒输了六百。二叔倒是赢回来一些,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北京挣大钱的人,输这点不算啥。”他说。
桌上几个人都笑了。我也笑了笑,把最后一百押上去,又输了。二叔一边收钱一边说:“再来一把大的?”
我说不打了,该回去帮我妈做饭了。
他愣了一下:“你一年挣那么多,输这点就走?”
“不是钱的事。”我说。
二叔没再留我。我起身的时候,堂屋里其他人的表情变了。刚才还热络的几个人,突然客气起来,招手也没刚才随意了。有人说:“那改天再聚。”有人说:“你忙你的。”
我走到院子里,听见身后有个人压低声音说:“还以为多大方呢,输几百块就坐不住了。”
我没回头。
下午,我二婶来我家串门。她坐在厨房门口剥花生,跟我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到谁家儿子在外面发了财,谁家闺女嫁了个有钱人。我妈说:“挣多挣少,过得去就行。”
二婶接了一句:“那倒是。不过有些人吧,在外头混了几年,回来就不认得家门了。”
我妈没接话,手里的锅铲在锅里翻了两下。
我坐在堂屋里,把这些话都听进去了。手机响了一声,是一个老表发来的微信好友申请。我没多想,通过了。他很快发来一条消息:“哥,你那边公司还招人吗?”
我说目前没有空缺。
他说:“哦,那没事。”然后就没下文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爸突然问我:“你二叔那边,你是不是不痛快了?”
我说没有。
“你二叔那人就那样。”我爸夹了一筷子菜,没看我,“你别往心里去。”
“真没有。”
“你一年挣多少,我跟你妈从来没跟村里人说过。但他们心里有数。”我爸停了一下,“你回来一趟,该走的人情走一走,就行。”
我没再说话。
初二那天,我去镇上给奶奶买纸钱。路过二叔家门口,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不大,但风把话送过来了。
“……挣那么多,输几百块就跑了。我看也没多大出息。”
“人家那是精,不把钱往水里扔。”
“什么精,就是抠。”
我站了两秒钟,继续往前走。
买了纸钱往回走的时候,碰上同村的刘婶。她拉着我问东问西,问我在北京买房了没有,问一年是不是真的能挣几百万。我说没有的事。她笑了笑,显然不信,但也没再追问。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停下来歇脚。手机又响了,这回是我妈打来的,让我回去吃饭。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突然想起一件事。
小时候家里穷,过年买不起肉,我爸去二叔家借钱,二叔说手头紧。第二天,二叔家买了台新电视。
后来我上学,学费不够,我妈去二叔家借,二婶说钱都存了定期。那一年,二叔家翻修了房子。
再后来,我考上大学,我爸摆了酒。二叔来了,随了二百块钱礼,坐在桌上喝了不少,拍着我肩膀说“有出息”。酒席散了,他跟别人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出来还不是给人打工。”
这些事我其实一直记得,只是从来没细想过。以前觉得是穷亲戚之间的常态,多少能理解。可今天站在村口,风把二叔家院子里那句话吹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二十多年了,什么都没变。
我挣五百的时候,他们嫌我穷。
我挣五百万的时候,他们又嫌我不够大方。
好像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来数落我。以前我以为是钱的事,后来才明白,不是。就算我那天输掉的是六万,他们也会说:“才六万,一年挣那么多,算什么。”
初三一早,我跟我爸妈说公司有急事,要提前回去。我妈愣了一下,说:“不是说好了初六再走吗?”
“临时有事。”
我爸在旁边收拾碗筷,没抬头,说了一句:“自己开车慢点。”
我妈帮我装了一袋子年货,自家灌的香肠、腌的咸菜、蒸的馒头。她把袋子递给我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上车的时候,二叔正好从巷口过来,远远招了一下手。我把车窗摇下来。他走到跟前,递过来一包烟,说:“明年早点回来。”
我说好。
“北京那边要是有什么好机会,想着点你老表。”
我说行。
他拍了拍车门,走了。
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还站在门口。她瘦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我踩油门的时候,心里突然沉了一下。
开出村子,上了县道,我靠边停了一会儿。把车窗摇下来,点了一根烟。田野里很安静,远处有人在烧荒,烟笔直地升上去。
那六百块钱的事,我一点都不在乎。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发现自己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以前是个读书的,后来是个打工的,现在是个挣了点钱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位置等着我,每个位置上都写着一句“你还不够”。
他们不是坏人。二叔年轻时候帮过我家,我妈住院那年,二婶来医院守了一夜。这些事我都记得。可这些事和那些话放在一起,并不矛盾。人情和势利,本来就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我把烟掐了,发动车子。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语音:“到了给妈说一声。”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挂上挡,汇入了车流。北京的楼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之前,我先经过了二叔家那块地。冬天没什么庄稼,光秃秃的,远处有个孩子在放风筝,线绷得很直。
我收回目光,把车开快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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