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今天早上我叔叔走了，才62岁，不是生病不是意外，就是吃了一粒药一颗药
叔叔是早上七点走的。七点零三分，婶婶打电话过来，声音不对劲，说：“你叔叫不醒了。”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硬了，脸发青，嘴唇紫黑。床头柜上搁着一板药，抠走了一粒，铝箔凹进去一个小坑，旁边半杯水还是温的。
那药我认识。阿司匹林，二十毫克那种小剂量，瓶子上印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叔叔吃了三年了，每天早上一粒，比闹钟还准。上个月他还跟我说：“医生让吃，说防血栓。”我说：“你又不胖，血压也不高，吃它干啥？”他笑：“预防嘛，预防嘛。”
法医说是过敏性休克。阿司匹林过敏，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叔叔那辈子买彩票连五块都没中过，头一回中这么大的“奖”。
婶婶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攥着那板药，翻来覆去地看。“吃了三年了，”她说，“三年都没事，咋今天就有事了？”没人能回答她。我蹲在她跟前，看见药板上还留着叔叔指甲掐过的印子。他每天早上抠一粒，指甲缝里能卡进去一点铝屑。婶婶以前老骂他，说铝屑子扎嘴，他嘿嘿一笑，照样抠。
叔叔是村里的泥瓦匠。六十岁那年查出血压有点高，医生开了阿司匹林，让他长期吃。他舍不得买贵的，就买最便宜的那种，一瓶一百片，八块钱，能吃三个多月。上个月药吃完了，婶婶让他去镇上药店买，他嫌远，就在村口小卖部拿了一瓶。小卖部的药是另一个厂家的，瓶子上字大，他看得清。
“是不是换牌子换的？”婶婶突然抬头问我。
我不知道。过敏这种事，有时候跟牌子没关系，就是身体里某一天某个机制突然不对了。可能是那天早上他喝了碗豆浆，可能头天晚上吃了盘虾皮，也可能啥都没吃，就是到点了。医生后来也说不清楚，只说概率极低，赶上就是赶上了。
叔叔走那天，院子里还晾着他前天洗的工作服，水泥点子没搓干净，一块一块的白斑。墙角靠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工具袋子，瓦刀、抹子、水平尺，用皮筋捆着。他前天还去邻村给人修屋顶，挣了一百二，回来跟婶婶显摆：“够买一年药了。”
灵堂设在堂屋。村里人来吊唁，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才六十二，太年轻了。”然后坐下嗑瓜子，聊着聊着就聊到别处去了——“老张家的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南坡那块地明年种花生还是种棒子”。叔叔躺在冰棺里，脸上盖着黄纸，听不着这些了。
出殡那天早上，婶婶把剩下的药全倒出来，九十九粒，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她问我要不要扔了，我说扔了吧。她想了想，又揣回兜里：“留着，万一谁问起来，是个证据。”后来也没人问。村里卫生所的大夫来了一趟，说这属于个体差异，罕见反应，跟药品质量没关系。婶婶点点头，把塑料袋塞进柜子最里头。
头七那天，我去婶婶家吃饭。桌上摆着叔叔的碗筷，婶婶给他盛了碗粥，搁了双筷子。她吃着吃着突然说：“你叔这辈子仔细。牙膏挤到挤不动了才扔，袜子破了补三层。唯一大方的事就是吃药——医生说吃啥就吃啥，从不打折扣。谁知道就折在这头上了。”
她把叔叔的碗端起来，把那碗粥倒进自己碗里，兑了点热水，稀稀拉拉喝了。
“明儿我去药店，”她说，“把那瓶药退了。八块钱呢，不能白瞎了。”
我说：“婶，八块钱的事，算了吧。”
她没接话，收拾碗筷去灶上洗。水声哗哗响，我听见她在里头擤了把鼻涕。
后来我查了查，阿司匹林过敏的人确实极少，但也不是没有。症状来得快，喉咙水肿，血压掉下来，几分钟的事。叔叔一个人在东屋穿衣裳，婶婶在西屋做饭，隔着一道墙。等婶婶端饭过来喊他，人已经不行了。
那颗药没咽下去最好。可咽都咽了，说什么都晚了。
上个月我回村，路过叔叔家，院门锁着。婶婶去县城儿子那住了，说是不想一个人守着三间空房。门口那辆二八大杠还在，后座上落了层灰。我伸手摸了摸瓦刀的木头柄，还结实着。叔叔用这把刀盖了一辈子房，给儿子盖了婚房，给闺女盖了陪嫁的厢房，最后给自己盖了一间——三米长两米宽，砖是红砖，瓦是青瓦，在村东头的坟地里。
我蹲在门口抽了根烟。走的时候把烟头踩灭，扔进沟里。
八块钱。三年前他要是懒那么一步，不去小卖部，去镇上药店买原来那个牌子，兴许这会儿正在谁家房顶上抹灰呢。
可庄稼人哪有那么多兴许。地里长什么，天说了算。人吃哪口饭，命说了算。
我站起来往家走。路过小卖部，看见货架上那瓶阿司匹林还在卖，标价七块五。旁边摆着新到的货，另一种牌子，八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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