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夸老实的上门女婿，骑着摩托在麦田里索命，专挑独行女子下手

1997年4月12日，天还没亮透。

陕西长安县镐京乡尚北村东头，薄雾贴着麦穗游荡。一位放牛的大妈把牛绳往地头树桩上一绕，弯着腰往自家麦田深处走。走着走着，她闻到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糊味，混在泥土和青草的气息里，像是什么东西被火烧过。

她以为是谁家在烧荒，嘴里嘟囔着往前又走了几步。

然后她看见了那个姑娘。

姑娘斜靠在麦田中央，头歪向一侧，上身衣服被掀到胸口以上，裤子褪在膝盖下面。脖子上一圈乌紫色的印子，脸肿得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模样。大妈后来跟村里人说起那一幕时，手一直在抖：“我喊了一声，没人应。我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我腿就软了，一下就坐地上了。”

她连滚带爬跑回村，又踉跄着奔向了镐京派出所。

倒在麦田里的姑娘叫贾小妮，那年刚满18岁。四天前，她骑着那辆“凤凰”69型自行车从斗门镇的村办工厂下班，本来二十分钟就能到家的路，她再也没能走完。母亲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热到后来菜都烂在锅里，门口还是空的。父亲骑着车把方圆十里的村子都转遍了，回来时脸黑得像锅底，一句话也不说，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夜的旱烟。

法医的鉴定结果让办案民警沉默了很久。贾小妮是被掐死的。舌骨骨折，眼结膜下密密麻麻的出血点，脖子上那一圈掐痕，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凶手从背后突然扼住她的喉咙，把她从自行车上拖进麦田，一只手压着她的肩，一只手死死卡住她的脖颈。等她昏死过去之后，他实施了侵犯，然后掐断了最后那一口气。事后，他掏出一把火，烧向她的下体。空气中那股焦糊味，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辆“凤凰”自行车不见了，钱包也不见了，钱包里只有几块钱。

他要那几块钱干什么？ 专案组的老刑警后来琢磨了很久，得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判断：这个人手头紧到了极点，穷到连几块钱都不放过。一个穷到抢几块钱的人，却把杀人的活儿做得如此熟练，如此从容，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流程化”的冷酷，这绝对不是一个第一次动手的人。

但1997年的西安郊区，没有天网，没有DNA数据库，麦田里的脚印被松软的土壤吞得干干净净，四天的雨水和围观人群的脚步把现场搅成了一锅粥。刑警们手里攥着的，除了那圈淤青的掐痕和一股焦糊味，几乎什么都没有。

线索像青纱帐深处的风，一吹就散了。

专案组把范围圈在案发地周边的十多个村庄，挨家挨户敲门。年龄十八到四十五，男性，心狠手毒，昼伏夜出，可能有过前科。排查表填了几千张，有价值的线索，零。

尚北村的麦子黄了又青，贾小妮的母亲还是每天把饭菜端上桌，摆三副碗筷。摆完了就坐在门口，望着村东头那条路。路上什么也没有。

没有人知道，那个让关中平原上每一个母亲都开始等不到女儿回家的人，就住在不到二十公里外的一个果园里。 白天，他蹲在果树底下拔草，见了村里人就憨憨地笑，谁家盖房搬砖，他第一个上去搭手。邻居们提起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话不多，人老实得很。”

他叫王万明。1957年生在辽宁盖州，满族，小学三年级文化。1976年因盗窃被劳改两年，1981年因强奸罪被判五年，服刑期间获得托管机会，结果托管期间又强奸了一名妇女，刑期一口气加到了十九年。1986年，他因肺结核被送进沈阳铁岭劳改医院，趁看管松懈，弄到一根钢锯条，把窗户上的钢筋一根一根锯断，翻窗跑了。那根钢锯条锯开的，不只是铁岭劳改医院的一扇窗，更是关中平原上此后七年血流成河的闸门。

他一路南下，1991年摸到了西安阎良，投奔在那里经营果园的哥哥王万生。他跟哥哥说自己“提前释放了”，哥哥信了。后来经人介绍，他和雁塔区雷家寨村的寡妇孙小翠搭了伙，第二年开始同居，生了一个儿子。孙小翠的父亲好几次催他领着女儿去把结婚证办了，王万明每次都找借口推掉。老头心里犯过嘀咕，可转念一想，在当地找个肯进门的男人太难了，也就没再追问下去。

他给自己织了一张网，网的名字叫“老实”。 不跟老乡多来往，怕露东北口音；白天拼命干活，把“勤快”两个字刻在所有人眼里；夜里等孙小翠睡熟了，摸黑出门，骑上摩托，消失在麦田和玉米地交界的地方。九十年代的西安远郊，玉米长到一人多高，关中农民管那叫“青纱帐”。人钻进去，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他从里面扑出来的时候，外面的人也什么都来不及看见。

贾小妮死后八个月，1997年12月15日，同一个乡的太平村，又一个年轻女人倒在了麦田里。手法一模一样：掐晕，侵犯，掐死，烧。1998年2月13日，南丰村，第三起。专案组终于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散兵游勇式的偶发犯罪，而是一个把杀人做成“手艺”的人。他把作案区域死死框在镐京乡周边，像一头绕着自家窝棚捕猎的野兽。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成了他最安全的地方。

1998年夏天，玉米长起来的时候，恐慌也跟着长起来了。太阳一落山，长安、雁塔一带的村子就像被抽走了声音。妇女不敢单独出门，下地干活要结伴，天不黑就往回赶。家家户户把院门拴死，窗子顶上木杠。有村民后来回忆：“那几年，一到晚上，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谁家媳妇回来晚了，全家人都要打着火把去接。”

警方不是没下力气。陕西省公安厅抽调了二十多名刑侦专家和法医支援，专案组把1992年以来西安周边所有同类积案翻了个底朝天，越翻越心惊：1992年6月2日，雁塔区鱼化，18岁的王英英在回学校的路上被强奸后掐死，阴道里塞了玉米棒。1993年到1994年，类似案件八起，六人死亡。1995年到1996年，六起，三人死亡。这些案子散落在不同分局的档案柜里，靠电话和传真根本串不到一起。 直到1997年专案组并案，所有人才看清那张完整的图：六年，十四起，九条人命，而凶手一直在同一个人的影子里呼吸。

1998年11月，一个叫李某的年轻女人从掐颈中活了下来。她向警方描述了袭击者的样子。画像贴出去没几天，一位赵大爷找上门来，盯着画像看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跑到专案组说：“这人我见过，乡里窑厂的临时工，姓宋。”宋乾平很快被抓，他承认了六起强奸，但一提到杀人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DNA比对结果出来，他说的确实是真话，他只强奸，没杀人。

紧接着，另一条线索指向杜永村的张育平。张育平落网后交代了两起抢劫杀人，再往下问，什么都不知道了。专案组里有人开始嘀咕：是不是抓错方向了？老刑警把案卷往桌上一拍：“你们看看这些案子，掐颈的手法、焚烧的习惯、抢自行车的路子，宋乾平和张育平各占了一小块，但中间最大那块肉，是另一个人叼着的。”

同一片林子里，他们只逮住了两只狼，那头真正的猛兽，还在外面闻着血味。

转机来得像一个编都编不出来的剧本。

1998年1月15日，长安区郭杜镇，史亚茹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田埂上。她身高一米七多，常年下地干活，胳膊上有劲。后面一个男人跟了她很久，她没察觉。等她为了躲一个路坑放慢车速，一根铁棍从背后抡了过来，打偏了，砸在她肩膀上。她从车上摔下来，男人扑上来把她往路边荒地里拖。史亚茹拼命挣扎，两个人扭打了十几分钟，男人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掐昏，实施了侵犯。事后，男人意识到这个女人看清了自己的脸，双手死死卡住她的喉咙。

颈部的剧痛反而把史亚茹从昏迷里拽了回来。她发不出声音，但手在抓，脚在蹬。就在那个时候，几个骑自行车路过的村民说说笑笑地从路上经过。男人慌了，手上的劲一松，探出头去看路上的动静。史亚茹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村民赶过来的时候，男人已经蹿进青纱帐，没影了。

史亚茹活了下来。那张脸，她记了十一个月。

1998年12月13日，郭杜镇大集，人挤人，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混成一片。史亚茹低着头挑东西，一抬头，目光穿过人缝，钉在了一个穿旧棉袄的男人身上。就是他。 那个掐住她脖子的手感，那双眼睛，那张脸，她在梦里反复见过无数回。男人还没注意到她，正鬼鬼祟祟地在人群里游走，像是在找下一个目标。

史亚茹没有叫。她转过身，跨上自行车，拼了命往郭杜派出所骑。警察跟着她赶到集市的时候，王万明还蹲在路边草丛里，伸着脖子往路上张望，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一双他以为早就掐灭了的眼睛锁死了。警笛响起来的那一刻，他想跑，腿还没迈开就被按在了地上。

审讯室里，王万明演了一出大戏。他时而咧嘴狂笑，时而翻着白眼嘟囔谁也听不懂的胡话，编了一串根本不存在的名字和故事，问什么都答非所问。他赌的是警方手里没有真东西。可他赌输了。搜查他住处的人回来了，带回了受害者的手提包、梳子，还有院子里那辆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三轮车。一件一件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脸上的疯劲一点一点塌了下去。

他开了口。从1992年6月2日王英英那句“我认得你”开始，到1998年12月落网，七年，五十二起强奸案，二十条人命。受害者里最小的八岁，最大的七十岁。他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只要对方看到了他的脸，就必须死。史亚茹是唯一的漏洞。那个他以为掐死了的女人，用一双在集市上认出了他的眼睛，把他七年筑起来的“老实人”画皮，一把撕了个干净。

王万明的妻子孙小翠后来跟办案人员说，她有时候半夜醒来，发现身边是空的，过一阵他又回来了，说是“睡不着，出去走走”。她在他口袋里翻出过一把水果刀，他说是防身，她没再问。她不是没有过疑心，只是日子太沉了，沉到她宁愿不去掀开底下压着的东西。

1999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万明死刑。 他的哥哥王万生，明知弟弟是全国通缉的越狱逃犯，仍然收留他、庇护他，最终因包庇罪锒铛入狱。

行刑那天，西安的刑场外拉起了警戒线。围观的百姓里，有人是从长安县赶了几十里路来的。枪响的那一刻，人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开始鼓掌。一个遇难者的母亲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抖了很久，站不起来。

尚北村东头那片麦田，第二年春天照样长出了新苗。贾小妮的母亲不再摆三副碗筷了。她把女儿那辆“凤凰”自行车的车铃拆了下来，用一块红布包着，压在枕头底下。有人问她留那个干什么，她说：“听见铃响，就知道她回来了。”

麦田还是那片麦田。只是从那以后，关中平原上再也没有人管那片高高的玉米地叫“青纱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