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同学聚会归来失眠：42人的班，全须全尾只剩一半

59岁同学聚会归来失眠：42人的班，全须全尾只剩一半

我叫贺春来，今年五十九岁，在太原一家建筑设计院干了三十多年结构设计，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上个月，我们高中毕业四十年的同学聚会，在老家县城办的。四十二个人的班，来了二十六个，加上没来但还联系的，我回去以后在本子上画了一张表——这不是职业病，是我睡不着，非得把这个班的现状一条条理清楚，心里才能踏实。理完我明白了这次失眠的由来：四十二个人的班，五十九岁的年纪，算上健康、婚姻、儿女、生计，全须全尾的，只剩下一半。

先说这个“全须全尾”是怎么算的。我定的标准很朴素：一没大病，二婚姻囫囵，三儿女不用操心，四自己能养活自己，五心里还算亮堂。五条占全了，才算全须全尾。我用铅笔画勾画叉，画完数了数，二十一个。剩下一半，各有一半的难处，不是天塌了，是各有各的窟窿，堵不住，也补不上。

我先说走了的那四个。四个人，再也不能来了。

第一个走的是卫红梅，毕业三十年聚会那年查出的乳腺癌，治了六年，三年前走的。她在班里人缘最好，当年是文艺委员，聚会上每次都是她张罗合唱，她说全班就她嗓门亮。第二个是袁国栋，脑出血，走在酒桌上，头天聚会还喝多了，说大话说明年再聚。第三个是李淑芳，肺癌，她不抽烟，一辈子做饭，我们后来才知道厨房油烟也是一口锅一口锅熏出来的病。第四个是高三和我同桌的赵满囤，胃癌，查出就是晚期，从确诊到走只有五个月，他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是：老贺，替我多喝一杯。这次聚会，主持人提议给他留了座，摆了餐具，倒了一杯酒。全场安静了一分钟。我这辈子设计过无数承重的梁，可那一刻我明白，有些重量，图纸上根本算不了。

再说病着的。二十六个人里，坐在饭桌上，我数了数，说得出病名的有十一个：三个心脑血管放过支架的，两个糖尿病打胰岛素的，两个做过癌症手术现在算临床治愈的，一个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他叫乔满仓，是我们班当年的学习委员，考出去又调回来，现在人瘦得裤子用背带提着，可精神头好，还给我们讲他透析的时候在病床上背英语单词，说要教他孙女。大家笑，笑着笑着就都不说话了。还有一个同学，帕金森，手抖得端不住酒杯，他老伴儿替他挨个敬酒，说：他心里都敬到了，就是手不争气。

婚姻这一栏，更扎心。我们班原先成了两对半——两对是我们自己班内解决的，还有一个是跟隔壁班的。这次一打听，两对都散了，一对离在四十岁那年，一对撑到孩子高考完办的离婚，饭桌上两个人分坐两张桌子，谁也不看谁。二十六个人里，原配囫囵过的，十二个；离异、丧偶、长期两地分过的，十四个。有个女同学跟我说，她离婚十二年，一个人把儿子供到研究生毕业，如今儿子在深圳成家了，她一个人守着三居室，说：“房子越住越大，人越住越少。”

儿女的事，各有各的账。当年比成绩，现在比儿女，这是同学聚会躲不开的暗线。有两个同学的孩子特别出息，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上海大厂，说起光鲜。可往深里问一句，在美国的那个四年没回来了，上海的那个三十四了不结婚，同学喝了口酒，说：“出息是出息，就是出息到我不认识的地方去了。”也有不如意的：一个同学的儿子四十岁了还在家打游戏不出门，她养着；一个同学的闺女离了婚带着孩子回来住。饭桌上大家心照不宣，儿孙的事，点到为止，谁也不往深里问——我们这个岁数都懂，问深了，是往人心口撒盐。

生计这一栏倒还整齐，都退休或快退休了，退休金有高有低，可我们这代人饿不着。倒是聊起养老，一桌子人忽然都沉默。县城的养老院一个同学去看了，回来一句话：“进去那天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因为条件不好，是我在里头看见了我们班的影子——那个床，那个饭，那个等着的日子。”有人提议抱团养老，几个谈得来的去郊区租个院儿，说得热闹，散了场谁也没接这个话头。我们都明白，抱团养老这四个字，说说容易，落到谁的病床前，都是另一回事。

聚会散场是晚上十点。走出饭店，县城的街上冷清，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周海山跟我顺路，我们一起走。他在县中学教了一辈子语文，人瘦，背有点驼了。他忽然跟我说：“春来，你还记不记得高三那年冬天，晚自习停电，咱们全班点蜡烛唱歌？”我说记得。他说：“那时候四十二个人，一个都不少，一个都好好的。”他没往下说，我也没接。走到岔路口，他摆摆手说回见，走进路灯暗下去的那一段，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鼻子发酸。

回家躺下，我就失眠了。不是伤心，说不上是伤心，是一种说不出名堂的东西在心口压着。我想起入学第一天，班主任点名，四十二个名字，一个一个应到，声音又嫩又齐。四十年，点名点到今天，走了四个，病了十来个，散了几对，剩下的这一半人里，谁又敢说自己五条全占？我拿出那个本子，一页一页翻我画的那张表，翻到最后我忽然明白我失眠的真正原因了——这张表不是画给全班同学的，是画给我自己的。四十二个人的班走到五十九岁，一半全须全尾，这不是他们班的统计，这是命运提前给我看的一个预告：往下每一年，这张表上的勾，只会少，不会多。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通了几件事，躺在床上一个一个跟自己说清楚。

第一，往后的同学聚会，能去就去。不是贪那顿饭，是名单上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见一面少一面，别拿“下次”骗自己，我们的“下次”是有数的。

第二，体检别拖。我们班走的那四个，有三个是拖出来的。卫红梅总说“过完这阵子去查”，一拖两年。身体给信号的时候，接住它。

第三，老伴儿还在身边的，好生待。我们班散的那两对，当年都是众人眼里的好夫妻。婚姻到了这个岁数，吵不吵架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半夜你难受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一只手。

第四，儿女的路让他们自己走，我们把自己的日子站直了，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省心。我那五条标准里，“儿女不用操心”这一条，想想其实不该由儿女决定，该由我们自己的心态决定。

第五，也是最要紧的：所谓全须全尾，不是一点儿事没有，是身上有病能管住，心里有坎能迈过去。乔满仓每周透析三次，他算全须全尾吗？按我定的标准不算，可按他自己的活法算，他比谁都全须全尾——他透析完还背单词，还教孙女，还笑着讲病床上的事。这么一看，那张表上真正该数的，不是勾和叉，是谁还在往前走。

天亮了，我把那张表撕了，重新在本子封面上写了几个字：贺春来，五十九，往后每年至少见同学一面，每年体检一次，跟老伴儿每天走六千步。写完自己笑了一下——结构设计做了一辈子，给自己这张“图纸”，倒是头一回画得这么认真。

四十二个人的班，如今全须全尾的只剩一半。可那天散席的时候，二十六个人在饭店门口照了最后一张合影，喊“茄子”的时候，声音还是又齐又亮，跟四十多年前入学点名那天，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