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环境网)
转自:中国环境网
我7岁那年,父亲在村小当代课老师。
那年冬天格外冷,教室的窗户糊着塑料布,风一吹就哗啦作响。父亲教一、二年级复合班,语文、算术课都由他一个人教,粉笔按盒领,锁在讲台抽屉里,比家里的盐还金贵。我常去教室等他放学,看他捏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白灰落在蓝布衫上,像落了一层薄雪。他写完总要退后半步,眯着眼端详,仿佛那不是字,是一件要交出去的东西。
而我最喜欢做的是等他走后,捡起他丢在粉笔盒边的碎粉笔头,在教室后墙的水泥地上画画。那些白色的小线条,是我童年里最安静的快乐。父亲看见了,从不骂我,只说:“用剩的粉笔头可以,别拿整根的。”
有一次,趁他去办公室倒水,我从抽屉里拿了一整盒彩色粉笔。那是我头一回见彩色的粉笔,红的、黄的、蓝的,像一截截小蜡笔。我的心怦怦跳,用这些画画,该多好看啊。我揣进怀里,一路跑回家,在堂屋的泥地上画了红太阳、黄房子、蓝翅膀的鸡。正画得入神,父亲推门进来。他看见地上的彩色线条,又看见我手心的粉笔灰,脸一下白了。
“从哪儿拿的?”他问。
我低着头说:“教室抽屉。”
他没再说话,转身从门后抽出那根竹尺。那是做木工剩的边角料,磨得发亮,平时只用来吓唬,极少真打。他拉过我的手,一下一下打在手心。我哭了,他也红了眼眶,手却没停。打完,他拽着我回到学校,让我把剩下的粉笔放回抽屉,又让我站在讲台边,向全班同学说“对不起”。那一刻,我觉得丢人极了,心里甚至有些恨他。回家路上,他走在前面,一步没回头,肩膀却绷得紧紧的。
后来我上中学、读大学,离开了村子。父亲也老了,背驼了,耳朵也背了,说话常要凑近了喊。那年春节,我陪他坐在院里晒太阳,忽然问:“爸,您还记得用竹尺打我吗?”他眯着眼想了半天,摇头:“哪次?你小时候淘,我打你几回吧。”我说:“为了一盒粉笔,您还让我在全班面前道歉。”他笑了,笑出满脸皱纹,半晌才说:“公家的东西,拿一根也是拿。那时候我是老师,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他大概不知道,那一竹尺,打掉了我心里“顺手拿一点没关系”的侥幸。后来我参加工作,管过钱物,经手过账目。每当有人递来东西让我行“方便”、每当我想顺手占一点便宜,我手心就隐隐作痛,像那根竹尺又落下来。我这才明白,父亲打的不是我,是我身上可能长出来的贪念。
多年后,那根竹尺早已不知去向,父亲也忘了那件小事。可那盒粉笔的颜色,一直亮在我心里:红的像警醒,黄的像叮嘱,蓝的像他写在黑板上一笔一画的字。我还爱画画,只是再没用过彩色粉笔在泥地上乱涂。我懂了,有些颜色,可以喜欢,可以珍藏,但绝不能以“喜欢”为名,越过该守的线。
如今,我坐在古稀之年的父亲面前,心里默念:“谢谢您,爸!那根竹尺,我记了一辈子,也受用一辈子,让我一生清白安稳。”
作者单位:云南省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凤庆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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