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冬，河北任丘高家场，高士一站在被日军焚毁的院落前，下令把剩余房屋也烧掉。有人不解，他却说：“房子没有了还能再盖，向敌人低头，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这不是一场冲动之举。高家原有大片田产，家境殷实，高士一完全可以离开战乱，保住家业。但日军侵入华北后，他亲眼见到乡亲流离失所，数十个村庄遭到焚掠，心里那道防线终于被击穿。
高士一出生于河北任丘大苟各庄，早年分得了一份丰厚家产。他会务农，懂医术，也曾习武。与许多只顾守住家产的人不同，他常接济长工和贫苦百姓，平日并不摆出富户架子。
九一八事变后，他通过收音机关注东北局势。听到日军侵占土地、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时，他痛心不已。儿子高万德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除名，回家后，他没有责备，反而问道：“学生爱国，有什么不对？”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战火迅速扩大。1937年秋，日军在任丘一带制造惨案，百姓死伤惨重。高士一没有停留在痛骂和叹息上，而是找到河北人民自卫军，请求参加抗战。
当时，他的身份颇为特殊。家中有田产，家族势力也不小，若只想保全自己，完全有条件另寻出路。可他把自家院落设为指挥部，拿出现金、粮食和武器，妻子也捐出积蓄，承担后勤事务。一家人由此踏上了抗日道路。
这件事很快引起家族内部反对。三哥高士芬担心祖业败光，甚至扣留了前来联络抗战的侯玉田。高士一赶去交涉，兄弟之间发生激烈争执。
高士芬质问：“家业都不要了，跟着他们能有什么好处？”
高士一回答：“没有国，哪有家？”
这句话并非空泛表态。面对家族阻拦，他坚持要求释放侯玉田，也接受了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的任命。1937年10月底，他正式投入组织领导的抗日队伍。
高士一率部活动后，影响很快显现。百姓看到一个家境优裕的人尚且毁家抗战，许多人也开始出钱、出粮、出枪。到1938年初，第五路发展到三千余人，数月后扩大到八千余人，并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支队，高士一担任主要军事领导。
有意思的是，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带兵打仗上。队伍扩充过程中，他还积极争取地方士绅和中上层人士，使一些原本观望的人看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意义。此后，这支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控制了京津保一带部分水上交通线。
日军和国民党方面都曾试图拉拢高士一。有人许诺高官厚禄，有人答应补充军饷装备，他一概拒绝。对他而言，抗战不是谋取地位的跳板，更不是保存家业的筹码。
日军诱降失败后，曾派兵包围高家场，抓走他的两名侄子，逼问高士一下落。敌人还放话，只要高士一投降，便可保全高家财产。高士一没有答应。侄子遇害、家产被毁后，他又主动烧掉残存房屋，以此表明绝不向侵略者妥协。
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进入冀中，高士一所部编入该师，组成独立第一旅，他被任命为旅长。贺龙专门接见他，听完毁家抗日的经过后，握住他的手说：“你这样投身抗战，很不容易，我很佩服你。”
贺龙还特别嘱咐部下，要尊重高士一，保障他的职权，遇到分歧应当认真沟通。高士一出身旧式乡绅家庭，又比不少干部年长，如何使新老力量真正团结，贺龙显然考虑得十分周到。
1939年2月，高士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部队进驻陕北绥德，毛泽东得知他到来后，点名接见。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他的过去，随后关切地问：“有没有人排挤你？”
高士一回答，没有人排挤，新老干部相处很好，贺龙、关向应还派人护送他的家属到绥德。这个回答背后，是一支队伍对特殊经历者的接纳，也是高士一用多年抗战行动换来的信任。
解放战争时期，考虑到他年过五旬，组织将他调任晋绥军区后勤部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西北军政财经系统任职，1961年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参事。1968年，高士一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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