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23岁会计专业学生因“侮辱先知”判处死刑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依法判刑，本身没有问题。任何国家都有权保护主权、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但伊朗23岁会计专业学生娜芝梅·阿米尼的案件，暴露出一种难以解释的量刑失衡：国家安全相关罪名带来12年6个月又1天监禁，宗教言论却招致一审死刑。两份判决放在一起，公众看到的是宗教冒犯获得了比本案国家安全问题更严厉的惩罚。

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发布的阿米尼人物配图。相关报道指出，她在两个分别审理的案件中被判长期监禁和死刑，死刑判决尚未终审。

据人权活动者通讯社HRANA援引家属方面消息，阿米尼涉及两个分别审理的案件。马什哈德革命法院就国家安全及反政府宣传等指控判处长期监禁，另一刑事案件则以“侮辱先知”判处死刑。伊朗《呼罗珊报》随后也报道了相关死刑案。判决尚未终审，仍可向最高法院申请复核，但一审已经把这名年轻女子推到了生死边缘。

讨论此案，首先应当承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政府不能放任暴力破坏、颠覆活动或其他实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对依法查明的违法犯罪追究责任，是国家履行治理职责的正常内容。问题在于，当国家安全案件已经通过监禁表达惩罚，司法又因宗教言论动用最高刑罚，便必须解释这种更严厉的惩罚究竟对应多大的现实危害。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造成的损害、危险和责任相称。国家安全关系国家存续与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宗教冒犯主要涉及信仰尊严和情感伤害。两者都可能引发严肃争议，但从侮辱性表达走到剥夺生命，需要跨越极高的正当性门槛。迄今公开材料没有呈现涉案言论造成具体致命后果的证据，死亡却已成为法院给出的惩罚。

这种判决传递的信号非常直接：在阿米尼身上，挑战政治秩序尚有刑期终点，冒犯宗教权威却可能失去整个人生。公众质疑的正是这一尺度。如果宗教尊严受到冒犯，就足以成为国家处死公民的理由，刑罚与社会危害之间的联系便会被削弱，宗教情绪则可能获得支配国家强制力的地位。这很难被解释为合理而克制的治理。

伊朗的宗教传统应当得到尊重。伊斯兰信仰在当地具有深厚历史，对先知和伊玛目的敬重，也构成许多人理解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外界没有必要用嘲弄信仰的方式批评判决。但尊重传统，同样要求认真讨论国家惩罚的限度。信徒可以反对侮辱、要求道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国家则应以与损害相称的方式处理冲突，避免让宗教争议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伊朗法律本身已经给此类案件留下排除死罪的空间。刑法第262条规定“侮辱先知”可判死刑，第263条则列出胁迫、错误、醉态、愤怒、口误或转述他人等抗辩情形。相关附注甚至规定，部分情形可以转为鞭刑。鞭刑同样严厉，但这些条文至少表明，宗教冒犯并非在任何主观状态下都应被认定为死罪。

伊朗马什哈德中央监狱，即瓦基拉巴德监狱，外观资料图。阿米尼被关押于这所监狱；该照片拍摄日期未注明，不是本案庭审或拘捕现场。

按照《呼罗珊报》记载，阿米尼的律师提出失言辩护，她本人则称，自己与朋友食用致幻蘑菇后，在幻觉状态下发表了相关内容。法院没有接受这些说法。在死刑案件中，法院应通过发帖记录、行为状态和必要鉴定，判断她是否具有相应的辨认与控制能力，并说明拒绝抗辩的理由。法律既然明确承认主观状态可能影响死罪成立，审查就不能只停留在对辩解是否可信的直觉判断。

报纸还记载，法官追问她为何没有在同样状态下辱骂美国、以色列，以及为何仍能选择发布内容的网络渠道。这样的追问不足以独立解决法律问题。是否懂得操作设备，与是否符合第263条规定的抗辩情形，需要分别查明。针对特定对象发言，也不能自动证明她具备承担死刑所要求的全部主观责任。法院若要排除法定抗辩，就应给出能够接受检验的证据和理由。

案件的透明度也直接关系死刑能否成立。涉案贴文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公开，公众无法看到完整语境，更无法独立判断言论究竟涉及粗俗辱骂、情绪宣泄，还是其他性质的表达。死刑的后果不可逆，证明要求理应更高。仅凭“侮辱先知”的罪名标签，无法替代对原始内容、主观状态及实际危害的审查，更不足以消除外界对量刑失衡的疑问。

阿米尼自狱中传出的录音，使案件具有了更具体的面孔。她请求外界替自己发声，希望获得公正审理和辩护机会。年轻、求学或怀有梦想，都不构成违法后的当然豁免；同样，涉嫌违法也不意味着生命可以轻易被剥夺。司法必须回答的始终是行为与责任，而宗教身份的庄严程度，不应取代对一个具体生命的审慎判断。

人权组织警告，这类判决会扩大死刑对网络表达的威慑。这个担忧有现实背景。伊朗人权组织记录，2026年前九个月至少有604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杀人、毒品和国家安全等多种罪名。这个数字不能全部算作言论或抗议案件，却说明死刑在伊朗具有实际执行基础。2023年，两名男子也曾因包括“侮辱先知”在内的罪名被处决。

因此，阿米尼面对的风险不能被一句“尚未终审”淡化。一审判决已经形成持续压力，也向其他网络使用者划出了可能致命的边界。当普通人难以预判一句话会触发何种宗教定性，而最严重的后果又是死亡，社会便会以扩大沉默来规避风险。这种恐惧未必增加对信仰的认同，却会让人更难区分宗教敬重与对刑罚的服从。

伊朗最高法院仍有纠正空间。复核应当围绕言论性质、法定抗辩和量刑比例展开，对宗教死刑案作出独立审查。国家安全案件可以依其事实和法律继续处理，两案分别审理，也应分别判断责任。对其中一案追究刑责，并不要求在另一案中把刑罚推向极端；维护国家权威，也完全可以与约束宗教惩罚同时进行。

本案最需要改变的，是宗教冒犯在量刑上压过国家安全相关犯罪的失衡。尊重先知，应当通过信仰实践、公共讨论和适度法律救济获得支持。用死亡捍卫宗教尊严，只会使国家承担无法挽回的代价。伊朗有权维护国家安全，也应当向公众说明：为什么同一名被告危害国家被判监禁，冒犯宗教却要付出生命。这个问题，一审判决至今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