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上周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方指出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全球失衡的影响。这一表态有利于廓清当前“围着贸易顺差逆差打转、调节失衡简单等同于调整汇率”的认知误区。解决全球失衡不能只关注贸易，也需要多算金融账。
10月15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谈及全球失衡时指出，关于全球失衡各方应有更全面的分析视角，不能只看经常账户，也要关注金融渠道，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加深，应更加重视资本流动等金融因素对失衡的影响。他表示，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逆差国与顺差国应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经济动态平衡”。
今年以来，全球失衡议题明显升温。贸易摩擦与保护主义抬头，扰动供应链、推高通胀、搅动市场预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与债务压力并存，资本跨境流动更趋频繁。在一些人的刻意引导下，一种观点悄然蔓延：把逆差扩大归咎于他国汇率，要求顺差国货币升值。这种认知将复杂的结构调整简化为汇率变量，既背离现实，也无益于政策协调，客观上只会加剧全球失衡。
解决全球失衡，不能只盯着货物贸易差额拿汇率说事，更要看清资本流动、对外投资和金融账户变化。西方一些人多年来对中国货物贸易说三道四，近期还频频在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形成了错误认知。实际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452亿美元。这说明贸易盈余并不必然形成本币单边升值压力，资金还会经由对外投资、资产配置等渠道流向全球。对深度融入国际循环的巨大体量经济体而言，脱离金融账户谈失衡，犹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全球失衡不能依靠汇率调节。中方的判断体现出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已深刻重塑汇率形成逻辑”的客观认知。在传统观念里，本币贬值有利出口、升值抑制进口，仿佛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某种稳定对应。然而现实情况较理论论述更加复杂。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和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有的经济体常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本币却因资本流出或外部货币政策变化而承压；有的发达经济体长期逆差，却凭借储备货币地位和资产吸引力维持本币偏强。将失衡简单归结为“顺差即低估、逆差即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难以成立，在政策实践中更可能南辕北辙。
汇率是金融市场的重要价格信号，可以发挥吸收和调节功能，但不能将全球再平衡的全部重任都压给汇率。失衡的根源，更多埋藏在储蓄与投资缺口、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产业分工格局中，而非某个汇率点位之上。如果逆差国不着力解决低储蓄、高赤字、产业竞争力弱化等内部痼疾，仅靠施压贸易伙伴升值，结果往往是贸易结构未见改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却先受震荡。若顺差国被动承受汇率压力，也未必能有效扩大内需，反而可能动摇宏观稳定根基。
解决全球失衡必须坚持共同调整。逆差国应推进财政整顿，提高储蓄率，修复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应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增强内需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各方还尤其应当避免将经济安全议题泛化、将国内政策成本向外转嫁。再平衡从来不是单边让步和妥协，而是需要主要经济体各自矫正结构偏差：逆差国减少对外债和消费透支的依赖，顺差国把更多储蓄转化为国内需求和进口，资本流动也应少一些单边冲击。
多算金融账，正是为政策协调留出空间。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波动加剧、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急速回调，有关因素都在放大全球金融脆弱性。此时若将失衡讨论异化为汇率指责，只会放大避险情绪和货币博弈。唯有逆差国与顺差国相向而行、共同行动，真正回归金融渠道和结构调整，方能有效推动宏观政策同向发力，全球经济才能在动态中走向平衡，在平衡中实现稳健发展。（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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