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北京，军委英模大会现场，周恩来总理与代表们逐一握手。轮到刘广桐时，总理的目光停在了他的右手上：手掌残缺，只剩两根手指。有人低声介绍，他是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五团团长，三根手指是在抗日战争中失去的。
周恩来听完，握住他的手说：“这是负伤留下的纪念。”随后，总理作出一项特殊安排：刘广桐今后见到任何级别的领导，都可以不行举手礼。
这不是身份上的破格，更不是对军队礼仪的轻视，而是对一名老兵伤残经历的体恤。对刘广桐来说，这份“特批”远不如手上的伤痕沉重，因为那三根手指，来自一次真正的近战搏杀。
1921年，刘广桐出生在山东长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无力供他读书，年幼时便给地主放牛。那时的乡村，贫困不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许多普通家庭躲不开的生活。
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局势迅速恶化。日军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却长期处于混乱之中，伪军、土匪趁势欺压百姓。八路军在山东开展敌后斗争，也在一片破碎的乡村中建立起新的秩序。
17岁那年，刘广桐看见八路军队伍从村边经过。听说这支队伍愿意为穷人打仗，他没有多想，瞒着家人报名参军。一个放牛娃，就这样走进了革命队伍。
他文化基础不高，却有两样东西很突出：肯吃苦，敢冲锋。部队需要什么，他就学什么；战斗最危险的地方，他往往抢着去。这样的性格，使他很快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
1942年，部队攻打日军据点。时任排长的刘广桐带队向前推进，右手突然中弹，三根手指被打断，血肉模糊。战友劝他下去包扎，他却咬牙喊道：“先把炮楼拿下来！”
伤口来不及处理，他仍端枪射击。前沿官兵受到鼓舞，很快突破据点。这一仗之后，刘广桐永久失去了三根手指，但他的作战方式并没有改变。只要身在战场，他总是习惯出现在最靠前的位置。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鲁西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年解放大西南时，部队攻克宜宾西关，他率一个营追击溃退部队，俘获大批人员。战后才得知，被打散的部队竟包括国民党军宋希濂第十四兵团机关。
这类战斗最考验指挥员的判断。等主力完全赶到，敌人可能已经重新组织；立即追击，又要承担兵力不足的风险。刘广桐选择了前者之外的另一条路：抓住混乱时机，迅速压上。胆量之外，更有对战场变化的敏锐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他随部队进驻西藏。高原上的任务，并不只有战斗。川藏公路建设展开后，刘广桐所在部队承担山南一带施工，官兵们背铁锹、抬石料，在悬崖和荒原间开路。
那时机械设备极少，运输条件更差。高寒地区蔬菜匮乏，一些战士患上败血症，牙龈肿胀，牙齿松动。刘广桐不只是到现场讲话，他带人挖野菜，辨认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再分给施工部队补充营养。
据相关回忆，部队一度把大部分人力投入修路，另一部分人专门寻找野菜。官兵们在恶劣环境中坚持下来，公路终于逐步贯通。过去从成都到拉萨，往返常需数月；公路通车后，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它改变的，不仅是行军速度，也包括高原地区的物资供应和行政联系。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刘广桐被授予上校军衔。与许多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将领相比，他参军较晚，年龄也较小，因此军衔并不算高。但军衔高低，无法简单概括一个人的战场经历。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刘广桐任团长。他在战前亲自组织侦察，摸清印军据点位置和兵力部署。战斗打响后，部队迅速突破克节朗左翼阵地，并向印军旅部推进。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在混乱中逃入山中，数日后因饥饿被我军俘获。
1963年的英模大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周恩来批准他免行举手礼，刘广桐却没有把这看成特殊荣耀。熟悉他的人知道，回到部队后，他仍旧照常工作，仍旧把注意力放在训练、作战和官兵生活上。
1979年对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刘广桐已任第五十军副军长，前往一线指挥第一四九师。部队进攻沙巴时遇到顽强抵抗，他拄着木棍赶到前沿，在枪火下观察阵地，调整部署。
桥头阵地被突破后，他又进入桥南战壕。那里是冲锋出发地，也是敌军火力集中区域。有人劝他退后，他只说：“阵地还没有拿下，指挥位置不能离开。”在他的坚持下，部队继续攻击，沙巴防线最终被突破。
多年高原工作和反复负伤，使刘广桐的身体留下严重隐患。此后，他担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等职。1992年1月14日，这位从山东乡村走出的老兵因病去世，结束了从抗日战场到高原筑路、再到边境作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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