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班固家族史透视两汉社会演进——写在《岁以百年》出版之际

【著书者说】

作者：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读者们熟知的班固，是作为史家的班固——他修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如果知道得多一些，会清楚《燕然山铭》也是班固的手笔。倘若了解得再深一些，会得知班固的弟弟班超立功绝域、万里封侯。不过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班固在史家之外，还是文学家、经学家，更是西汉外戚家族的遗脉。其多重身份，塑造了他人生的多面性。若只将班固视作史家，其实不能深入地了解《汉书》，也会失去一个通过班氏家族观察两汉的机会。

基于种种学术研究的志趣，近年来笔者开始尝试为班超和他的家族写一本书。近来付梓的《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便是相关成果。这本书尝试通过班氏家族的兴衰、班固个人生命史及其史家实践的得失，透视两汉社会的演进，寻找关于汉代历史文化的新知。

《岁以百年：班固的家族史与生命史》 曲柄睿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宋刻本《汉书》 作者提供

南宋刻本《汉书》 作者提供

一

班氏家族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楚国，但是在西汉，其崛起却源自汉成帝时代的班况。班况是班固的曾祖父，他的女儿嫁给了汉成帝，号班倢伃，班氏由此跻身西汉外戚行列。同为外戚的王莽，年少时曾与班氏同辈兄弟交好，班倢伃为避后宫纷争也自请侍奉王太后（王莽的姑母）。如此，王莽代汉以后，班氏家族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班固的父亲班彪，在王莽统治下的长安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岁月。

王莽的统治终结于更始政权——两汉之间由绿林军拥立的汉室后裔刘玄建立的短暂过渡政权。班彪对更始政权无疑是欢迎的，而当更始政权在动荡的局势中迅速瓦解后，曾将刘玄视为汉室正统的三辅士人（住在关中京畿地区的士人、官僚与世家群体），包括青年班彪，不得不离开长安，向西进发。他曾经撰写《北征赋》记录这次旅程，也借此抒写心境。经过周人祖先公刘活动的区域时，班彪写道：“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文选·赋·北征赋》）抚今追昔，他的心中不免生出生不逢时的感伤。等他辗转抵达天水，投靠曾任更始政权御史大夫的隗嚣时，又发现隗嚣并不是专心复汉，而是期待着割据自守。

隗嚣向班彪发问：“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乃定，其抑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先生论之。”（《汉书·叙传上》）这句话的大意是问，天下大乱后，会像周朝末年那样重回诸侯争霸、合纵连横的分裂局面，还是会由某一个人承受天命、重新统一？班彪彼时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晚辈，隗嚣为什么想听班彪的回答？笔者以为，隗嚣未必是想听班彪的见识，而是想知晓长期活动在汉朝、新莽周围，与之关系最紧密的群体的心理。对于这个问题，精神世界始终被圣贤之道及天命等观念所占据的班彪，给了隗嚣很坚定的态度和答案，那就是人心思汉，汉家必将复兴。很自然地，班彪脱离了隗嚣，转而投奔更西边的窦融。

随着窦融归附光武帝刘秀，班彪也因之进入了东汉。按照常理来说，此种对汉室保持忠心、经受了考验的士人理应受到重用。然而，事实却相反，班彪归附光武帝后，所任官职始终低微。他先被任命为徐令，但因病未赴任，后任司徒掾（三公府属吏），最后做了年余的望都长（县级长官），第二年即以五十二岁之龄死于任上。不过，官职不显，班彪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专心史籍之间”，留下了数十篇史著。

班彪的儿子班固，在洛阳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安稳的政治环境，为他的学习提供了充分保障。九岁的班固已经能背诵大量诗文，也能作赋。等他年纪稍长，就能博通百家之言，是东汉太学中有名的神童。据说他的性格也很好，从不因为自己知识储备丰富而瞧不起人，很得同学们的喜欢。班彪的学生王充，作为东汉初年的著名学者，见到十三岁的班固时，曾评价：“此儿必记汉事。”（《后汉书·班彪列传上》注引谢承《后汉书》）不过，在东汉初年的政坛，班固尚未获一席之地。二十几岁的班固曾试图通过向汉明帝的辅政亲信东平王刘苍推荐人才，以获得进身之阶，却未获成功。刘苍采纳了班固的建议，对于班固本人，却没有回应。

二

班固和班彪的处境有所不同。如果班彪困惑的是生逢乱世、该投何人，那么班固困惑的便是圣明当朝，不得重用，究竟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

班彪过世后，班固为父亲守孝。服丧期间，他决定续修父亲关于西汉历史的著作。

然而，班固的修史工作起初并不顺利，起因是有人告发他“私改作国史”。（《后汉书·班彪列传上》）他被收进监狱，所作也被没收。在班超的努力下，汉明帝看到了班氏父子的作品，“甚奇之”，又听班超陈述了家族修史的初衷，决定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命他从事官方修史工作。

班固最初的任务，是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一同完成《世祖本纪》。在此之后，班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上述内容，便是后来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的最初文本。等这些传记都完成之后，汉明帝才许可班固重新撰写《汉书》。

在《汉书》中，班固反复突出汉朝的地位，其中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他在《叙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汉书·叙传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说的是撰述《汉书》的功劳，可以不讨论。只看前四句，分别叙述了汉朝统治机构、天（阴阳）、地（州域）以及《汉书》。抽象看就是“人—天—地—学”四个层次。回顾司马迁修撰《史记》的初衷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司马迁的撰述模式应该是“天—地—人—学”。叙述顺序发生变化，表明《汉书》和《史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并不相同。

三

后人以《汉书》为班固一生最大事业。在许多人看来，完成了《汉书》，他的人生使命似乎已然达成。实则在班固看来，他的一生或许才刚刚开始。两种观点的差异，源于“后见之明”和“当时情景”的不同。后人将班固视为史家，班固未必觉得自己仅仅是史家。他曾经撰有大量的赋作，是汉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他还组织修撰了《白虎通义》，是当时经学界的翘楚。就其本心而论，他或许更想出将入相，成为庙堂之上更受重视的人。只是由于他史家的身份在后世看来过于耀眼，人们才忽视了他的其他志向。

在汉章帝时代，班固深受重用。史称：“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班彪列传下》）不过，班固对此似乎并不满意，因为他的身份更像是近幸侍从。为了建立真正的军功，他选择放弃朝中的官职，成为大将军窦宪的中护军。随着窦宪建立军功升任大将军，班固也成为洛阳城中的煊赫人物。不承想，汉章帝逝世，继位的汉和帝因不满窦宪党羽遍布、图谋不轨而发动政变，班固也随即被卷入清算的行列，被免去官职，又因家奴曾得罪过洛阳令而不得善终。班固投奔窦宪，固然与两家同为乡里、班彪曾依附窦融有关，不过也不能忽视他们同为外戚、知晓其中况味，想通过建立军功努力证明自己等因素。贸然批评班固的晚年，显然是不明智的。

笔者在撰述班固的传记时，无时不在掂量着班固和《汉书》的分量。然而，如果只将他写成一个史家，写成一部伟大史书的作者，似乎又忽视了他生命的多个面向。在著述宏观史作的同时，史学学者或许还可对历史人物的命运与情感进行梳理和感知。那么，将具体人物的历史处境发掘出来，书写其完整经历，同时观测其所处的时代，可能是历史写作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头。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7日 12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