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印度外长苏杰生说，印度企业在中国没有得到公平竞争环境。这话听上去像是受了委屈。但把中企在印度的实际遭遇摆在一起看，问题就变了：手机应用说封就封，企业账户被查，经营场所被突击检查。到底谁对谁不公平，不能只听一句话。
苏杰生是10月13日在新德里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的这番话。他抱怨中印贸易严重失衡，印度企业在中国拿不到对等的市场准入。
他说的“公平”，指向的是市场准入——印度企业能不能进中国做生意。但中企在印度面对的，是另一层问题：进去之后能不能正常经营。
2020年6月29日，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宣布封禁59款手机应用，援引的是《信息技术法》第69A条，理由是主权、安全和公共秩序。这不是财务核查，是直接让应用停止运营。已经进入印度市场的产品，说停就停。
两年后，2022年7月5日，印度执法局以涉嫌违反《防止洗钱法案》为由，在全国44个地点突击检查了vivo印度公司及其经销商的生产经营场所。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回应，要求印方依法合规调查执法，为中企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商业环境。
应用封禁对应市场运营，突击检查对应经营场所和调查程序。印度官方对每项措施都有法律解释，中方也公开表达过关切。但这些记录能确认的是措施存在，仅凭调查启动并不能认定涉事企业违法，脱离案件依据也不能直接认定每一次执法都是非法没收。
苏杰生谈的是准入，中方关注的是准入之后的经营环境。两边的“公平”指向不同企业的不同处境：一个问能不能进门，一个问进门后会不会被查、被扣、被关。
这种分歧之所以难解，是因为“公平”最终要落到账户、业务和财产上。而印度还保留着一套特殊的财产制度——《敌国财产法》。
这套制度有特定历史背景，不能和vivo、小米的调查直接画等号，但它确实还在执行。2017年印度修法，赋予财产保管机构处置相关资产的权限。2018年2月，印度内政部向联邦院提交的答复列明，涉及中国国民的126项财产已被认定并交由相关机构管理。
2018年11月，印度内阁批准了出售相关股票的程序和机制。到2026年2月4日，印度内政部公布，截至当年1月28日，已出售的相关动产和不动产价值合计293亿卢比。
法律还限制了救济渠道。第18B条规定普通民事法院不受理相关事项，第18C条规定向高等法院上诉的渠道。普通诉讼受限，不等于法院完全不提供救济，但对企业来说，可走的路确实变窄了。这套制度没有停留在历史文件里，它还在产生实际结果。
贸易失衡是苏杰生另一个抱怨。但印度商务部的公开答复提供了另一层背景：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是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用于电子、通信、电力等领域，进口依赖与国内供需缺口有关。
印度官方资料显示，制造业占GDP比重约16%至17%。原料药方面，2026年3月10日公布的资料显示，部分品种对华依赖超过90%。这说明贸易失衡不全是市场准入造成的，印度自身的产业结构和供给条件也在起作用。
印度《2023—2024年度经济调查》还讨论了融入中国供应链、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等选项，认为印度要在全球扩大出口，要么加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要么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对华合作在印度自己的经济政策讨论中，并不只有限制和逆差这一面。
回到公平待遇，现有记录包括苏杰生的公开表述、印度实施的限制和调查、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关切，以及印度官方对本国产业需求的说明。这些记录能确认双方立场和措施的存在，但不能仅凭调查启动就认定企业全部违法，也不能脱离案件依据就认定每一次执法都是非法没收。
公平不是一句话能兑现的。它体现在账户能不能用、业务能不能持续、调查有没有明确依据、程序是否透明、救济渠道是否畅通。苏杰生抱怨印度企业在华准入不够，但印度对中企的措施已经落到具体的企业账户和经营场所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公平的含义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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