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看多远的山水,心里才能装下整个世界?
毛主席一辈子出过两次国,去的都是苏联,第一次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乘火车在冰天雪地中行走二十多天,第二次是在1957年11月,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4十周年庆祝活动。
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迈出过国门。
美国,他没有去过。书中反复描述过的华盛顿国家,他一生都没有亲眼见过。日本,他也没去过,虽然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时,田中角荣坐在他对面。英法德意,更远的非洲与南美也没留下他足迹。
按照今天很多人的想法,没有看过世界,哪来世界大观?没有在大洋彼岸呆过几年,说话做事总有些井底之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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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总统
可是就是看得明明白白。尼克松进入他的书房,基辛格之后感叹道,毛泽东的话如同紫禁城中的古老庭院,院院连环。
他凭什么?
我想,先凭的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真的是:读万卷书,胜走万里路。
韶山冲的少年,是抱着旧书长大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他读得入迷,却读出了一个别人都未曾想到的怪问题——这些书中的英雄,为何全都是帝王将相公子小姐?种地的,做工的人,没有一个影子,他为此发愁了两年,最终他想明白了:书是不种田人写的,种田人辛辛苦苦,没有机会识字书写。
小小年纪,他学会了从书的背后看世界。
十七岁的他走出韶山,在湘乡的东山学堂,他首次借到《世界英雄豪杰传》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名字上画满圈圈。他告诉同学萧三,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们讲富国强兵,不能再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取名“子任”,以天下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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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6年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经典合影,是一张上色修复版历史老照片
后来到长沙,到北京,他的书看得更野,更宽。中国经史子集,他读;西方的《民约论》《物种起源》他也读。1920年,他读到《共产党宣言》心里的那盏灯亮起来。他告诉斯诺,从那以后,他对马克思的信仰再也没动摇过。
据身边的人回忆,几十万字的一部的《资治通鉴》他前前后后阅读了十七遍,书页翻烂后贴着再阅读。一部中国的历史,哪一个朝代如何兴盛,如何衰败,哪个皇帝如何用人、如何失去人心,他都知道了。所以他说古论今胸怀大志,说弱者如何战胜强者,能拉出刘邦与项羽。劝诫人戒骄戒躁,可以搬出李自成到北京的四十二天,几千年风云,在他嘴里都变成了轻松运用的哲理。
他还爱看地图,战争年代,一张军用的地图贴在墙上,他可以看到半夜,山川、河流,道路、村庄一条条记在心里。能把地图看神了,他看着看着,千军万马如何走,一场仗如何赢,就活了下来。
书给了他远方,但光有书本,是成不了毛主席的。
他还有一双接地气的脚。
1917年暑假,二十三岁毛泽东与一同学,身上无一铜板,靠书对联换饭吃,走遍长沙宁乡等五县,行千里路。他称这为读“无字之书”— —社会是一本大书,摊在田野,码头,农家的屋檐下面,需要自己一页页地翻阅。
那个时候,正是一群群热血青年奔赴法国的时候,留法勤劳苦学,毛泽东为组织者,送走蔡和森,送走一批又一批的朋友,他自己却留下来了。
他说的很诚恳,也很坚定:吾人若要在现今世界稍为努力一点,当然离不开中国的地盘。对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况,必须实地的调查和研究。
他说,我对自己国家还不了解,花时间在中国会更有益。
今日读来,仍令人心头一热,多少人向外跑,是因为认为真理在远方;他偏偏要先蹲下来,摸清脚下这块土地的脉搏。
1927年初,为回应党内说农民运动“过火”、“幼稚”的指责,他用一个月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这五个县市,写下两万余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乡下的泥土、农民的眼睛、农会里拍桌子的骂声,都在他本子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比谁都清楚了一件事情:中国的问题,答案在农村,在几万万的农民心里。
后来他到中央苏区进行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一个铺子,一种物价,一户人家有多少人吃几碗饭,他都问得很仔细,那句后来很多人都会背下来的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他用脚踏实地量出的真理。
因此他的世界,并非在地图上看得大的,而是在中国山山水水中走得大的。一个摸得着本国乡村城镇三教九流的人,再去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的国名与军舰,而是国与国间那本无法计算的利益账。
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当时的中国,最缺少的不是背外国书籍的人,而是能够将书本中的道理,种植到中国的泥土中的人。而这就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他本来就是从农民堆里走出来的,知道每一件事情在这片土地能不能成功。后来很多喝了洋墨水的人服了他,服的是不是学历,而是他每次都能拿出有效的办法。
更何况,他虽然很少走出去,世界却向他走过来了。
最早走来的,是一位三十一岁美国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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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满怀一腔疑惑,从北平出发,冒险穿越国民党封锁线,前往陕北那个传说中的“红色中国”。他在书中开头列出八十个问题:共产党人如何穿衣、如何吃饭、如何恋爱?那个被悬赏了二十五万大洋的毛主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7月,他在安塞先见周恩来,对方告诉他,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充分体现了红色延安的新闻自由。不久他到保安,即今日志丹县,于一孔石窑洞见毛泽东。
眼前的人瘦削,颧骨高,一头浓密黑发,眼炯炯有神,斯诺后来说他看上去像林肯,窑洞里家徒四壁,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全部家当只有一卷铺盖,两套布制服,唯一奢侈品是顶蚊帐。
足以说明红色延安的领袖,清廉的清澈见底。
但就在这个窑洞里,一个是红军的领袖,一个是美国的记者。两个人一个晚上接着一晚上的长谈,常常是从晚上九十点说到凌晨两点,一盏油灯,一支前门牌的香烟,毛泽东说红军,说抗日,说中国的前途。斯诺多次追问,他才第一次,也是一生中的唯一一次,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谈及即将到来的那场战争,他表示中国不可速胜,也不会亡国,这将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属中国。1936年,很多人认为这话是天方夜谭,连斯诺都觉得好神奇,但是后来的历史却一桩桩都应验了,毛泽东的英明预测。
1938年「论持久战」一经问世,就成了抗战的兵法。
不仅延安在读,中国的抗日军政圈都在悄悄读这本书。
白崇禧读完,提炼出那句著名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直接上报蒋介石,推动国民政府把这套战略下发全军。冯玉祥还自掏腰包印了三千册,送给各路军政要人。卫立煌、傅作义、蒋经国等人,都认真研读过。
国际上,史迪威称它是一本绝妙的军事教科书;白求恩、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读懂了敌后游击的价值。就连日本的反战人士中西功,还有日本特高课,也拿着这本书研判中日战局。
据传罗斯福,丘吉尔案头上,同样放了「论持久战」
一本书成了跨越阵营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博览群书的力量。
那天早上,斯诺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崭新的红军帽,给毛泽东戴了,按下快门,这张照片成为毛泽东所有的照片中,流传最多的一张,他的文字首次将中国共产党,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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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斯诺拍照流传最广的毛泽东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伦敦出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很快就译成了近二十种的文字。罗斯福看了三次会见斯诺,白求恩,柯棣华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决定去中国。毛泽东说,斯诺的这本书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我也认为斯诺的书,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红军的抗日决心,也让世界知道毛泽东。
一个小小的陕西窑洞,就这样成为了他与世界最早的一座桥。
新中国建立后,中南海的一间书房,成为他看世界的窗户。外国的元首,政要,作家,学者,一个接一个地来,金日成,西哈努克,苏加诺,还有非洲兄弟们都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最令人感慨的就是1972年。曾隔太平洋对峙二十余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专程飞往北京,进入毛泽东书房,并深深地向毛泽东鞠躬,以表敬仰之心!
尼克松之后回忆说,那次会谈原本只安排了十五分钟,结果谈了65分钟。他说毛泽东谈话充满了哲学的幽默感。谈话总是在轻松哲学的氛围中进行。基辛格说,记得这个老人俯视庭院时的从容,他说,毛泽东是将战略、哲学与中国人的最深的心气,揉在一起的人。
同年,日本首相井中角荣也到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那个他从未涉足的岛国,他的当家人坐在他面前,听他谈论历史,也谈论未来。
他不用走遍每个国家,他懂得人心与规律,世界的源头就在他的心里。
1957年的莫斯科,他对中国的留苏学生说过一句话,很多人都记得:世界是你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处于兴旺期,如同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于你们。
这是他站在异域的土地上,对留学的下一代,寄语于明天的希望。
我有时会想,所谓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
是护照上的印章吗?在多少国家机场拍摄过照片?毛泽东以他的一生回应了这个问题——世界观不是以脚步衡量的地理,而是以书本提升的眼界、调查焐通的态度、以对老百姓的牵挂支撑起的胸怀。他首先读懂中国,随后也读懂了与世界相处之道理。
他还有句话说得很朴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在山沟中的人,看到了燎原的大势,是将书本、脚板与人心揉在一块,提炼出来的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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