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7月6日，北京大学一间大教室里，青年数学家张筑生站在讲台前，面对全国数学界专家，作博士论文答辩。台下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只有一百多双审慎的眼睛。
这场答辩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可能诞生北京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位博士。时任北大校长张龙翔仍觉得分量太重，特意邀请各地专家共同评审，不愿仅凭校内意见作出决定。
张筑生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短袖衬衫，衣着朴素得近乎寒酸。可当他讲起《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时，现场很快安静下来。论文涉及当时微分动力系统中的重要问题，并对史梅尔相关猜想作出了突破性研究。
答辩结束，委员会给出肯定意见。张筑生由此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博士研究生。遗憾的是，他没有成为中国第一位博士。1982年3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马中骐先一步通过答辩，取得了这一历史身份。
张筑生对此并不计较。名次和称号，在他心里从来不是最要紧的事。他真正关心的，是怎样把数学讲明白，怎样让中国的数学教育少走一些弯路。
从美国访问归来后，学校把编写《数学分析新讲》的任务交给了他。朋友们听说后，曾劝他把时间用于发表论文，别接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毕竟在当时，编写教材往往不被充分视为科研成果，对职称评定也未必有直接帮助。
张筑生却只说了一句：“学生需要的东西，总得有人去做。”
这本教材一写就是五年。他没有简单罗列公式，而是重新梳理定理之间的关系，把实数完备性、极值点必要条件、罗尔定理等内容组织成清楚的知识脉络。数学在他笔下不再是零散结论，而像一条能够顺着推理不断深入的路。
有意思的是，这种投入并没有给他带来相应的名利。张筑生生活清俭，买不起房，也没有汽车，长期处在职称和待遇并不理想的状态。后来有人用“北大天才至死评不上职称”概括他的遭遇，虽然说法带有传播色彩，却确实点出了一个矛盾：一个人的学术价值，未必能及时转换成制度认可。
《数学分析新讲》出版后不久，张筑生被查出鼻咽癌。治疗带来的痛苦没有让他停下，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主教练。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职务。教练既要训练学生，还要设计新题。题目不能照搬旧题，必须有难度、有区分度，还要适合高中生理解。说白了，就是把高等数学中的思想，重新翻译成中学生能够进入的语言。
曾有人问他：“身体已经这样了，还要接吗？”
张筑生回答：“孩子们等不起，队伍也不能停。”
1995年前后，他开始承担国家队训练工作。鼻咽癌治疗期间，他仍反复推敲试题，研究学生的思路。许多题目并非从练习册中改来，而是从数学原理出发，重新设计条件和解法。这样的题，编出一道往往要耗费数日，甚至更久。
训练中，他不只看答案对不对，更看学生怎样想到这一步。一个解法如果过于机械，他会要求重新思考；一道题如果只考技巧，他也会继续修改。对他来说，竞赛不是把孩子训练成做题机器，而是让他们体会严密推理的力量。
张筑生带队期间，中国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连续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五连冠，并多次出现全队队员获得金牌的局面。1997年，中国队在阿根廷参赛时，安金鹏夺得个人金牌，正是这一阶段训练成果的一个缩影。
需要说明的是，成绩属于队员、教练和整个集体，并不能简单归于某一个人。但张筑生的作用十分关键：他既懂前沿数学，又能把深奥内容拆解成学生听得懂、做得出的训练材料。这种能力，并不是单有学历就能具备的。
五年间，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承担教材、教学和竞赛训练。放射治疗的痛苦反复出现，身体状况也不断恶化，可他仍把大量精力放在学生身上。那种坚持并不浪漫，更多时候只是按时备课、改题、讲题，再去医院接受治疗。
2002年2月6日，张筑生因病去世，年仅六十六岁。消息传开后，北大学生在校园网页上留下许多悼念文字。有人记得他的课堂，有人记得他讲题时的严谨，也有人记得，这位教授从不把数学说成高高在上的学问。
他没有等到理想中的职称，也没有享受与贡献完全相称的物质待遇，却留下了教材、题目和一批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所谓五个世界第一，背后并不是一个人的神话，而是无数个病痛难忍的夜晚，以及一位教师对数学教育近乎固执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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